原標題：支援科技企業將技術“軟實力”變成融資“硬通貨”，憑智慧財産權獲貸款 廣東建行首創“科創評價”獲全國推廣
建行廣東省分行2017年首次使用“科創評價”至今，已惠及廣東34698家科技企業，累計提供融資支援超6000億元。圖為廣汽新能源工廠。張迪 攝
日前，中國建設銀行總行正式印發“科技企業創新能力評價體系（下稱‘科創評價’）全行應用推廣方案”，服務我國創新驅動戰略實施。至此，此項誕生在廣東，並經過廣東5.3萬家高企實踐檢驗的“科創評價”正式在全國建行推廣使用，我國科技創新企業由此實現“憑智慧財産權就能獲得銀行貸款”的便捷融資。
2020年2月，國辦下發通知推廣第三批支援創新相關改革舉措，明確提出要在全國推廣“建立科創企業信貸審批授信專屬流程、信用評價模型和‘技術流’專屬評價體系”，將科技創新企業創新能力作為核心指標，拓展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這個被國務院點名進行全國推廣的“技術流”即為“科創評價”前身。
“科創評價”是我國首次將企業的科技創新要素納入商業銀行評價體系，打破金融機構只看“資金流”授信的困境，為科技企業在金融領域樹立起全新的衡量標準，打通了科技創新的關鍵堵點。中國建設銀行廣東省分行2017年首次使用至今，“科創評價”已惠及廣東34698家科技企業，累計提供融資支援超6000億元。
“不看磚頭看專利”▶▷實現1秒獲企業“技術流”評價結果
長久以來，中小型科技企業在發展時期融資難是阻礙其發展的最大痛點。“銀行可以錦上添花，卻不能雪中送炭”的背後，是按照傳統財務評價體系，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並不適應科技企業“規模小、輕資産、長週期、重投入”的特點。
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産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為全國經濟大省，廣東是我國科技企業的集聚地。
2015年6月，建行廣東省分行按照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要求，率先推出“FIT粵”科技金融服務品牌，開創性地提出要對所有在粵的高新技術企業實現金融服務全面覆蓋、重點企業授信半覆蓋、綜合融資1/3覆蓋的目標。
但這在當時，上述目標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彼時廣東省內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下稱“高企”）正經歷爆髮式增長，從2015年認定的2400家，一躍到2017年的12200家。科技企業數量節節攀高的背後，是企業創新能力的良莠不齊。尤其是，科技企業所屬的行業類別廣、專業性強，信貸人員對企業的技術實力和市場前景看不清、摸不透，因此在融資方面更趨謹慎，容易存在“惜貸”現象，加劇了融資難問題。
解決此堵點成為科技金融的關鍵。建行廣東省分行行長劉軍提出，要通過建立大數據，通過科技企業量化、自動評價的方法，把“硬科技”同“弱高新”區分開來。
經過實踐，建行廣東分行在服務科創企業時，逐漸摸索出“以智慧財産權為底層數據對科技企業創新能力進行精準畫像”的可能性。
時任建行東莞分行小企業業務部總經理的鮑傑漢認為，科技企業擁有的智慧財産權不僅可以作為押品，還閃現著“大數據”的光芒：智慧財産權是少有的與企業科技創新態度、實力和潛力正相關的大數據，反映了科技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並能夠提前1—2年預測企業的“資金流”情況。
“不看磚頭看專利”的思路一經確定，建行廣東分行圍繞智慧財産權大數據迅速構建起“技術流”方法：一套包含5大類、10余個量化指標的評價標準。劉軍認為，要“把企業的知識變成數據，把數據變成信用，把信用最終變成企業的資産。”
2017年9月，經過10個月的準備，“技術流”正式登場，實現了在員工手機端的自動化、可視化展示：只須輸入企業名稱，就能在1秒鐘內得到該企業的“技術流”評價結果。
經過4年多的實踐，“技術流”在廣東發展成為評價體系，主要有兩部分作用：一是將企業按照持續創新能力的強弱分為T1—T10十個等級，清晰分層辨別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二是鑒別出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市場前景。銀行可根據上述兩方面為標的企業提供差別化增信支援，以解決長久以來，輕資産的科技企業僅憑財務指標難以納入授信門檻的困境。
“技術流”的底層邏輯▶▷智慧財産權是企業創新行為數據最佳載體
智慧財産權為什麼可以反映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
鮑傑漢對“技術流”評價體系的底層邏輯解釋説，“技術流”的這個“流”字，如同財務管理中的“資金流”，強調的是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DNA。“科技企業開展創新活動，會留下行為數據。這些數據的最佳載體，就是企業擁有的智慧財産權。”鮑傑漢認為，這些數據能清楚地告訴你：是誰，在什麼時候，創造了什麼成果；這些成果中，是發明專利多，還是外觀設計多；這些創新成果是時斷時續的，還是綿延不絕、昂揚向上的。再者，智慧財産權數據歷年積累、對外公開、不可篡改，還經過了政府智慧財産權部門的審核把關，因此具有相當的客觀性、準確性。
鮑傑漢認為，“沒有一種坐冷板凳的工匠精神，很難想像一家企業會花兩三年時間，投入不菲的人財物資源，去獲得一紙發明專利。科技企業是企業中的特長生，傳統財務評價是企業的‘文化考試’，‘技術流’解決特長考試打分的問題。兩者不能偏廢。”
自創立以來，“技術流”支援了成千上萬的科技企業將技術“軟實力”變成融資“硬通貨”。
陳忠平就是受益者中的一位。2001年，在日本獲得博士學位的陳忠平帶著報效祖國的拳拳之心放棄優厚的工作條件回國創業。他在水泥基泡沫輕質材料關鍵技術攻關及應用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成果，處於國內領先水準，其創新材料適用於各種特殊領域。
但創業初期，連續六年“零工資”收入和艱難時期虧損將近兩千萬元的困境，讓他寸步難行。作為初創的輕資産公司，財務指標不理想，沒有抵押物，貸款難成為橫亙在陳忠平追夢路上的一座大山。正當陳忠平一籌莫展時，他無意中了解到建行與省政府合作推出智慧財産權質押貸款，“終於有機會能把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産盤活了！”陳忠平説。
“技術流”評價體系，使以往資訊不對稱的科技創新型企業領域變得更加透明開放。通過數輪考察，建行認為陳忠平的企業具有很好的發展潛力。很快，企業通過智慧財産權質押獲得了270萬元貸款，解了燃眉之急。
今天，陳忠平的技術創新在祖國落地生根。南水北調、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京珠高速公路、貴廣高鐵等“大國建造”項目中，他在水泥基輕質泡沫材料領域的創新成果隨處可見。
“科創評價”走向全國▶▷上半年在全國10家一級分行試點推廣
經過廣東4年多以來的反覆實踐，“技術流”評價體系不斷完善，在此基礎上迭代的“科創評價”也從廣東走向全國。今年上半年，建行總行就在北京、上海、江蘇、深圳等10家一級分行試點推廣了“科創評價”。
湖北省分行與武漢市科技局以及8家科技企業孵化器簽署《科技金融戰略合作協議》，共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産業延伸。
上海市分行在“科創評價”基礎上，積極推動産品創新，推出“建知貸”“上市貸”“研發貸”，滿足不同類型企業的融資需求。
江蘇省分行運用“科創評價”，形成“百戶優質科技企業行動方案”。以“預授信”制度為抓手，批量化縱深對接科技企業金融需求，合理制定綜合性金融服務方案。
“科創評價”只是起點，進一步支援創新經濟壯大進而成就自身發展，應成為建行在科技大潮中乘風破浪的新使命。
未來大有可期，建行將逐步構建起金融支援科創企業“全週期”的服務體系，貫穿培育孵化、信貸支援、“投貸聯動”等環節，幫助企業度過初創期、步入發展期、走向成熟期，不僅做一家願意放貸的銀行，更成為了解科創企業的朋友，與科研院校、風投機構、技術人才、加速器和孵化器等合作，進一步發揮關係網路效應，為企業打造熟悉新業務的“朋友圈”。“科創評價”已經先行一步並取得了可喜成績，繼續抓住機遇期與窗口期，在科技創業活躍的其他地區擴大佈局，將成為進一步搶佔先機的關鍵。
建行擺脫傳統“放貸”思維的束縛，不僅著眼于如何將一筆款貸出去，也承擔起貸款人、顧問、投資者等多重角色。願為初出茅廬的企業提供金融支援，站在創業者的角度幫助解決企業的各種難題，也讓建行增強了更加專業的服務能力，在時代的大潮中更加穩健發展。
■延伸
迭代後的“科創評價”
能精準識別出
優質科技企業
2016年至2020年，4年間，全國高企從10萬家增長至接近30萬家，年均增長率超過30%。迅猛的增長態勢下，精準識別出優質的科技企業極為關鍵。
“讓數據多跑路，基層少跑腿”成為建行“科創評價”的基本理念。近年，創新驅動發展、科技自立自強備受重視，政府部門深化“放管服”改革，與金融機構共用了大量的科技企業數據。同時，建行“金融科技”戰略縱深推進，應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大幅提升了破解社會痛點的能力。
這些為“科創評價”送來了“東風”，但試點推廣難度依然不小。
其中，“科創評價”涉及的海量數據處理就是一個大難題：包括27.7萬家高企的名錄數據，以及這些高企的1600萬條智慧財産權數據。“為了讓基層能夠隨時隨地、一鍵查詢評價結果，這些外部數據必須導入建行自建的數據倉庫。”建行總行數據管理部負責人介紹，為遷移海量的數據，建行開發了與供應商之間的數據介面，然後是批量傳輸，最後做數據清洗，確保數據準確可用。
與此同時，建行還在廣東“技術流”評價體系的基礎上，進行了迭代升級。據悉，此前評價體系的運用主要集中在T等級上，稍顯單一。比如，高企分佈在8個高新技術領域，如何讓不同領域企業的評價結果具有可比性；高企中不乏屬於“兩高”等退出行業；還可運用“負面清單”對高企做篩查，切實防控業務風險等。此外，科技企業有輕資産的特點，又處於不同生命週期，風險高、差異大，建行決定充分利用全集團資源，通過母子協同，為企業在不同時期提供合適的金融産品和服務。
“我們對於風險防控的理念和措施，從一開始就內化于‘科創評價’之中。它重專利，但不唯專利，還強調差別化的貸前調查、貸後跟蹤措施；它重信貸，但不唯信貸，主張運用全集團力量，服務企業的全生命週期成長。在這樣的考慮下，‘科創評價’已不僅是一個工具，還帶來信貸管理上的變革”，建行信貸管理部負責人表示，“但對這些，我們不能簡單説‘不行’，而應該更多地深入基層，解決如何‘可行’的問題，全面提升風險管理能力，為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添磚加瓦。”（記者/黃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