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申遺熱”的背後，保護文化遺産漸成國際社會共識 廣州海絲文化遺産也有申遺潛力
隨著落錘聲響，現場掌聲響起……7月25日17時38分，在福建福州舉辦的第44屆世界遺産大會上，來自中國的文化遺産申報項目“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順利入選《世界遺産名錄》。
截至目前，我國世界遺産總數升至56項，申遺熱度連年高漲。南方日報記者採訪多位文博界專家，探討“申遺熱”背後的社會期待和國際理念變化。
申報世界遺産難度連年上升
近年來，“申遺熱”持續升溫。中國大運河、絲綢之路、土司遺址、鼓浪嶼、良渚古城遺址……來自中國的多項文化遺産接連入選《世界遺産名錄》。
記者查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中心網站看到，在2019年更新的《中國世界遺産預備名單》中，有超60個遺産項目在列。
為什麼各國、各地熱衷於申遺？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中國文物學會世界遺産研究委員會副會長杜曉帆分析，首先是文化遺産保護的理念越來越被國際社會認可，各國重視文化遺産的保護工作，並在法律上、制度上給予保障。其次，入選世界文化遺産，能迅速提升知名度，並帶動旅遊、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申報世界遺産，通常是一場漫長艱難的戰役，主要體現在環節多、時間久、名額少、標準嚴。按規定，申報一項新的世界遺産至少需要兩年，如果再加上列入預備清單的時間，至少需要7年，長則十幾年。此外，從2005年開始，世界遺産申報實行限額，每國每年最多申報兩個項目，且其中一項必須為自然遺産；從2018年起，這一規則又改為每年只可申報一項。
入選名錄之後並非一勞永逸
在本次世界遺産大會上，英國利物浦海上商城正式從《世界遺産名錄》中除名。委員會認為，利物浦沿海地區的新建築損害了遺産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事實上，申遺成功只是遺産保護的開始，進入《世界遺産名錄》並非一勞永逸。浙江省古建院首席專家、中國古跡遺址協會理事黃滋曾參與2011年杭州西湖的申遺工作。他告訴記者，申遺成功後，遺産地需要每年向世界遺産中心提交年度監測報告，世界遺産中心也會定期選派專家到遺産地審核評估，一旦遺産地的環境保護在退化，那麼就會受到警告，甚至會被除名。
“申報世界文化遺産不僅要重視申報過程，而且在今後的遺産管理維護和使用上，要將其整體發展和社會價值反哺于周邊社區和民眾，共生共榮。”黃滋説。
以2007年廣東入選《世界遺産名錄》的開平碉樓與村落為例，在申遺成功後，開平市文物局制定了相應的保護和管理規劃，結合傳統測量技術與三維鐳射掃描技術，對世界遺産點核心區碉樓進行數字化數據採集存檔，實現碉樓管理的現代化、科學化、資訊化。
與此同時，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暨建築系副教授譚金花發起了一項“倉東計劃”，鼓勵村民一同參與，把建築保護、社區營造和文化傳承三者融為一體。
國際遺産保護理念趨於多樣化
申遺的背後，能窺探到文化遺産保護理念的新變化。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曹勁認為，在保護類型方面，遺産保護正在從重視“靜態遺産”的保護轉向同時重視“動態遺産”和“活態遺産”保護，比如2013年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雲南紅河哈尼梯田就貫徹了活態保護的理念，將其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和文化系統進行保護，而梯田的常態生産生活也仍在自然持續。
在廣東，南粵古驛道的保護與利用正是循著線性保護和活態遺産保護的理念在進行。5年來，廣東在南粵古驛道的保護修復中推進了1200多公里重點線路、588個重要節點建設。
“文化遺産的數字化保護也是國際社會近年來關注的重點之一。”杜曉帆説，以敦煌為例，一方面用各种先進的技術手段修復有病害的文物，另一方面則積極運用數字儲存技術，永久地保存莫高窟文物資訊及其寶貴的價值。
■對話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中國文物學會世界遺産研究委員會副會長杜曉帆：
廣州寧波海絲遺産
與泉州形成互補
南方日報：泉州申遺入選，您認為它最重要的價值和入選原因是什麼？
杜曉帆：申報世界遺産主要依據的是實物遺跡或遺存，港口城市的突出普遍價值的論述，離不開遺産點真實性和完整性的支撐，泉州申遺選取的22處古跡遺址被認為是最佳甚至有些是唯一留存的物質組成部分，因此在遺存證據上具有申報優勢。
南方日報：中國有很多擁有豐富海絲文化遺産資源的城市，泉州申遺入選後，其他城市是否還有機會？
杜曉帆：在世界遺産的申報類型中，有一種是擴展項目申遺。在原來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申遺計劃中，廣州片區共有南海神廟及碼頭遺址等7處遺産點，廣州、寧波等城市也是東亞板塊內伴隨海上絲綢之路演進歷程始終、持續繁榮的節點片區。
按照要求，泉州申遺文本對全球和中國其他港口城市進行了比較分析，結論是中國的另外兩個港口廣州和寧波與泉州互補，這説明其他城市也具有列入世界遺産的潛力。（記者/黃堃媛 實習生/鄧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