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實學館是為廣東海防教育的發端，張之洞主政廣東時將其改名為廣東博學館，它與廣雅書院同為張之洞日後大力興辦新式教育的出發點。在晚清的歷史語境下，實學的內容是來自西方的聲光化電，幾乎是西學的代名詞，完全不同於傳統的詞章之學。而“博學”一詞顧名思義就是廣學，相容西學中學。圍繞著廣東博學館這一教育實體，西學、實學、博學的名稱變化反映了近代國人的思想認識變化，而這種變化耐人尋味，發人深省。
一、接受西學（中與西）
早在近代之初，魏源就敏銳地感到，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紅夷東駛之舶，遇岸爭岸，遇洲據洲，立城埠，設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盡為西洋之都會。”[1]他在《海國圖志》中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還建議政府聘西洋工匠技師和軍事教練人員，以使中國水師“戰洋夷于海中”。
鴉片戰爭之後，伴隨著侵略者的堅船利炮、廉價商品的傳入以及傳教士的再度合法化，始自明末清初傳教士來華後因清政府禁教而中斷的西學東漸再次開啟，其內容漸漸突破原有宗教神學、天文曆算的範圍。《校邠廬抗議》的作者早期維新派馮桂芬認為，“以今論之，……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2]具體而言，西人之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阻塞風土物産，“多中人所不及”。馮桂芬發展了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中國的自強之道在於採西學，制洋器，“變人之利器為我之利器”，“出於夷而轉勝於夷”，“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3]根據馮桂芬的建議，李鴻章在上海創辦廣方言館以培養博通西學之才。
19世紀60年代，主持江南製造局技術工作的徐壽向曾國藩提出，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之所以工藝精良，威力巨大，是因為“悉本于專門之學”，故應“翻譯泰西有用之書，以探索根底”。曾國藩深表贊同，於是1867年開始在江南製造局設立專門的翻譯館，翻譯西書。翻譯館在譯書之初即注重兵學、兵制類以及工藝格致類書籍的譯介，後在“西譯中述”的模式下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海防著作，涉及海戰理論、海軍章程、海防理論、船炮裝備等。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機器局等也了翻譯了一些西方軍事著作，但規模遠不如江南製造局翻譯館。
廣東實學館是清末培養軍事科技人員的學校。光緒六年（1880）兩廣總督張樹聲用前任劉坤一的“為儲養洋務人才”而捐出的15萬兩銀，創辦于廣州黃埔，初稱西學館。廣東為南洋首衝，尤以省城為根本。館址設在廣州東南十里黃埔長洲，勢所必然。按照捐款人劉坤一原來的想法，取名是西學館。光緒二年十月二十八日（1876. 12. 13）他在致黎召民函中説：“西學館之設，誠為當今急務。弟實有志於此，昨以銀八萬元購買黃埔船澳，為將來擴充機器局及開設西學館地步。”[4]接受劉坤一捐款，主持學堂籌建的兩廣總督張樹聲對此在原則上並無異議。光緒六年（1880）他在《籌設西學館事宜折》中稱：臣等前于光緒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欽奉光緒六年四月初七日上諭：“凡事以人材為本，管駕鐵甲等船，均須結實可靠，兼通西學者任之。劉坤一前曾捐銀十五萬兩，擬在粵省開設學堂，專習西法。……設立西學館，講究機輪駕駛，及一切西學，與洋務交涉事宜，庶幾教育成材，足供任使”等因，欽此。伏惟學以致用為貴，本無中西之殊。歐洲界在海西，地氣晚辟，其人秉性堅毅，不空談道德性命之學，格物致知，尺寸皆本心得。由格物而制器，由制器而練兵，無事不學，無人不學，角勝爭長，率臻絕詣。故英法各國皆不過當中國一省之地，挾其兵輪槍炮，跨海東來，無不雄視中土。朝廷深惟制禦之道，開廠造船，設局簡器，講求傚法，積有歲年。而步其後塵，不能齊驅剋捷；得其形似，不能開徑自行；則以西學入門，層累曲折，皆有至理，不從學堂出者，大抵皮毛襲之，枝節為之，能知其所當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近年自閩廠設立學堂，成效漸著。現在李鴻章亦在天津創設學堂，習駕駛、水雷、電報諸學。臣等與南北洋大臣及船政大臣往返函商，粵東取材宏富，其人士多與西人相習，其制器亦多與西人相似。至於工匠靈敏，製作堅固，即西人亦深許之。造就人材，誠有事半功倍者。劉坤一深惟大計，倡議捐銀，事有憑藉，亟宜欽遵詔旨，速籌興辦，宏樹人百年之利。[5]
該折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明確了“西學”的名稱。張樹聲引用了“擬在粵省開設學堂，專習西法。……設立西學館”的上諭，説明瞭“西學”在法理上的正當性；繼而強調“學以致用為貴，本無中西之殊。歐洲……不空談道德性命之學”，論證了西學在學理上的正確性；接著指出“西學入門，層累曲折，皆有至理，不從學堂出者”，反之只能襲其皮毛，論證了學習“西學”在情理上的必要性。最後《籌設西學館事宜折》在陳述西學的實用性的同時，還指出了作為西學對立面的中學的弊端在於“空談道德性命”。該折全文證據充分，邏輯嚴密，無懈可擊。
二、西學等於實學，中學接近空談（實與虛）
當然張樹聲不是西學等於實學，而中學接近空談這一觀點的最初提出者。在他之前，曾國藩就提倡“綜核名實”、“篤實踐履”，注重社會現實問題。曾國藩曾在日記中寫道：“實者，不説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6]這是他之所以採納徐壽建議，在江南製造局設立專門的翻譯館，翻譯西書的原因。
曾經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從事翻譯的徐建寅，後來著有《兵學新書》，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吸收西方軍事學説並向近代軍事理論轉型的軌跡。余建寅認為，中國“古來兵書，半多空談，不切實用”，加上古今作戰條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要想戰勝強敵、濟世救民，就必須取法西洋各國，與西方近代軍事接軌。在這方面福州船政學堂是走在前面，落在實處了。
廣東實學館學堂自1881年1月動工興建， 1882年1月竣工。張樹聲在《建造實學館工竣延派總辦酌定章程片》中報告説：“茲查西學館一座，自光緒六年十二月興工起，至光緒七年十二月工竣，計前後樓房四進，左右住房二十二間，更樓、廚房、茶房、浴房、廁所俱備，共用過工料銀一萬六千四百七十兩。飭據委員試用知府夏獻銘前往驗收，委係工堅料實，並無偷減情弊，出具切結，呈繳備查。臣等復赴館閱驗，見其規模程式，兼用中西，高下廣狹之別，闈闥窗欞之制，皆有制度，各得其宜。”
張樹聲將該學堂其定名為廣東“實學館”，並仔細斟酌核定了學館章程，派令丁憂在籍的翰林院編修廖廷相為學館總辦，從福州船政學堂及各處選調了精通外語和算學者充當教習，同時還與駐英公使曾紀澤聯繫，請其代為物色聘請“精通駕駛、饒有才略之人”前來擔任洋教習。
張樹聲對西學與實學的關係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建造實學館工竣延派總辦酌定章程片》中認為：“泰西之學，覃精銳思，獨辟戶牖，然究其本旨，不過相求以實際，而不相騖于虛文。格物致知，中國求諸理，西人求諸事；考工利用，中國委諸匠，西人出諸儒。求諸理者，形而上而坐論易涉空言，委諸匠者，得其粗而士夫罕明製作。故今日之西學，當使人人曉然于斯世需用之事，皆儒者當勉之學，不以學生步鄙夷不屑之意，不使庸流居通曉洋務之名，則人材之興，庶有日也。臣等擬將現造學館，取名實學館。”[7]簡而言之，張樹聲認為西學就是講求實際的實學，而強調“求諸理”的中學坐而論道“易涉空言”“相騖于虛文”。在漢語中，與“實”相對應的就是“空”或“虛”了。這裡，張樹聲的價值取向是非常明確，也是十分正確的。
即便最初擬定名為西學館的劉坤一在思想上與張樹聲亦多有相通之處。光緒七年正月二十一日（1881.2.19）他在復黎召民函中指出：“如語言、文字，已有都中之同文館及各省之同文館並上海之廣方言館，固不必另開局面矣，尊意所謂開西學館，自不在外洋語言文字之末，以力求實濟為是。竊查外洋所學，以律例為重，次則天文，兵法以及製造、駕駛並礦學、化學、汽學、重學之類。……振帥（指張樹聲——引者注）奏開西學館，而指明先學製造。”[8]簡言之，劉坤一認為西學“力求實濟”，張樹聲奏開西學館指明先學製造就是講求實際。
不過後來廣東實學館的實際教學科目是製造與駕駛兩科。光緒七年五月十三日（1881.6.9）江海關道向南洋大臣劉坤一的稟報：“今粵東開西學館，專習英文，分駕駛一途，製造一途，其製造之精者，除造船外，並可習開礦、製造、槍炮、水雷等學，其次則撥為管輪。此外習其語言文字，各隨其才識，專習文義，以備出使參贊翻譯之選。”[9]
1882年廣東實學館正式開館，以廖廷相為總辦。首屆招生50名，學習輪機駕駛，分製造與駕駛兩科，5年為期。學習內容除中文、英文、算術（包括代數、幾何、三角、測量）外，製造科學習重學、微積分、化學、格致、汽機、造船、造炮等，駕駛科學習航海諸法、天文、船藝等。
天不假年，張樹聲生前沒有看到廣東實學館首批學生畢業。1884年10月他在病危中上的遺折中説，“西人立國，具有本末……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10]這裡再次可見他將學堂定名為“實學堂”的理由：西學務實，也説明他堅持實學，至死不渝。此折影響甚大，鄭觀應後來在《盛世危言》自序轉机引了這段話。
中國近代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説：“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傳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燦然者皆昔所未睹也。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11]這的確是一歷史趨勢，我們從廣東實學館這一個案也可以看得出來。
三、從實學到博學（博即廣，中西相容）
1884年5月，上諭命山西巡撫張之洞署兩廣總督（8月馬尾海戰發生，實授兩廣總督）。7月8日乘輪抵廣州，12日接任，與彭玉麟等籌劃省防、廉防、潮防、瓊防。張之洞從前任兩廣總督張樹聲手裏接過關防旗牌伊始，發現廣東的防務狀況非常糟糕：“八面受敵，諸國牽制；臺少巨炮，水無堅輪；水雷利用，苦其不多；塞河工巨，難於堅厚；各臺之炮，甫演準的；新募之營，未經訓練；度支絀而餉需益急，海面擾而厘稅日虧；軍火搜諸香港而已窮，購之外洋而難到；團練能助勢而不能博擊，陸兵能拒守而不能遠攻”。[12]但這並沒能使張之洞感到沮喪，反而進一步激發了整頓粵省防務、搞好廣東實學館的決心。
張之洞在任期間將學堂改名博學館。1887年（光緒十三年）8月3日正式擴建為廣東水陸師學堂。該校“講求武備之實用，而不尚虛文”。在此前後，1886年4月張之洞在廣州設立廣雅書局。1888建成當時兩廣最高學府廣雅書院，“規模宏整，教廣東西兩省人士，以興實學”。[13]
“博學”一詞出自《論語•子張》，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本身並沒有排斥、否定實學，正因為如此至今還是不少高校的教訓之一（中山大學、上海師範大學校訓中均有“博學”一詞）。就事論事，“博學”本身並沒有錯，但是張之洞用“博學”一詞取代“西學”背後有著自己的考慮，這就是1898年他在《勸學篇》中系統闡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在張之前，馮桂芬已經比較明確提出了這一主張，他説“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14]鄭觀應也説過：“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15]這説明在近代思想的演進過程中，早期維新派及洋務官員的不徹底性。就這點而論，無論是張之洞，還是在他之前的馮桂芬鄭觀應均不如張樹聲。
本文作者：邵雍（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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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敘東南洋》，《海國圖志》五十卷，道光甲辰本附圖。
[2]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30頁。[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第28頁、第31頁。
[4]《劉坤一遺集》第四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812—1813頁。
[5]《張靖達公奏議》卷五，第11頁。
[6]《曾文正公日記》，庚申九月二十四日。
[7]《張靖達公奏議》卷五，第23-24頁。
[8]《劉坤一遺集》第五冊，第2500頁。
[9]《廣方言館全案》第54-59頁，轉引自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上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頁。
[10]《張靖達公奏議》卷八。
[11]《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53頁。
[12]張之洞：《敬陳海防情形折》，《張文襄公全集》卷九，奏議九。
[13]張之洞：《抱冰堂弟子記》，《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
[14]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第28頁。 [15]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