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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九齡于周武則天長安元年（701）秋赴京參與科舉考試的經歷，歷來無人認真研究，或語焉不詳，一筆帶過。但這又是張九齡生平經歷中一段不得不搞清楚的問題，需要認真考證。這裡主要涉及幾個問題：一是張九齡作為韶州的鄉貢進士，是如何進京的？二是張九齡進京赴進士舉，韶州地方官府是否還需要舉行何種儀式？三是張九齡進京赴舉的具體路線如何？四是作為韶州鄉貢進士，進京之後還經過了何種手續？五是張九齡等舉子入京還參與了正式考試之外的何種禮儀？
一
一般而言，地方對於鄉貢進士是非常重視的。因為這是當地文風鼎盛的標誌，也是官員政績的表現，還體現了為國家育才、選才的貢獻，是很榮光的事。按朝廷規定，凡鄉貢進士，每年經州復試合格後，按照規定的人數，隨物上供。《新唐書·選舉志·上》：“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少長焉。”[1]可見，州、縣地方貢士，其禮儀是非常隆重的，這些舉措無疑強化了士子的榮譽感、責任感，也對後學是一種啟迪和激勵。
鄉飲酒禮起源於周代。根據唐人杜佑的《通典》記載：“周制，鄉飲酒禮”。屬於“嘉禮”。最早的記載見於《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玄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起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2]由此可見，施行鄉飲酒禮有四種情況，杜佑在《通典》加按語説：“按鄉飲酒之禮，其意義有四，此則賓賢能鄉飲酒也。又雲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名養老所以明養老正齒位，此乃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有卿大夫飲國中之賢者酒，用鄉飲酒之禮。”這裡所説的“豆”，是一種盛食物的食器。六十歲以上至八十歲的老人，設“豆”不同，也就是待遇有區別，目的是尊老。可見，所謂鄉飲酒之禮，包括尊老敬賢在內，有四種用途，其中用於表彰和尊崇貢士，也就是“三年大比而興起賢者能者”的禮儀，也屬於用鄉飲酒禮的範圍。鄉飲酒禮起源於周代，後漢、晉以至於唐代，均沿襲不改。[3]這實際上是體現了歷代朝廷統治者對於學校教育和人才選拔的高度重視。
鄉飲酒禮的具體議程，比較繁瑣。《新唐書·禮樂志》九有比較詳細的記載。[4]鄉飲酒禮的舉辦，是很慎重的，也是很莊嚴、很誠敬的。參與者必然受到一種熏陶一種啟迪。作為主要參與者的主“賓”和“介賓”，也自然受到激勵，那是一件很榮光的事。
當然，鄉飲之禮是否真正能夠實行，當時就有人指出過，少帝唐隆元年（710）七月的敕書説是“廢之久矣”。至開元十八年（730），又由於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言：“竊以鄉飲酒禮頒于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裏之間，未通其事。”由此可見，雖然“閭裏之間，未通其事”，但是“貢舉之日”，地方刺史還是要“略用其儀”的。[5]據傅璇琮分析，這一制度執行如何，大約與刺史個人的出身有關，與對於此事的重視程度有關。他認為，唐代鄉酒禮的規定，其實並未得到全面執行。然而，從傅先生所引裴耀卿的上疏中，恰好證明這一制度是得到執行的，只不過是“閭裏之間，未通其事”，即在最基層的地區對於這一規定尚不了解。換言之，在州這個層面，還是“略用其儀”，即儀程未必那麼嚴格，只是具備鄉酒禮的形式而已。我倒是相信，張九齡所在地韶州，因其地處大道，朝廷與地方之間雙方資訊均較靈便，刺史也未必敢於明目張膽地廢棄這一禮儀；何況韶州雖屬下州，但卻是嶺南道除廣州之外最為繁盛發達之地。《新唐書·地理志》上載：除“廣州南海郡”作為中都督府所在地外，各州郡，人戶、人口均無超過韶州的。[6]從這些情況考慮，韶州可稱是嶺南僅次於廣州的發達之地。唐代皇甫湜就説過：“嶺南屬州，韶為最大。”[7]身居嶺南發達繁盛的韶州，張九齡要離鄉入朝赴舉，韶州刺史是舉行過這一禮儀的。
在這些必需的程式完成後，張九齡就要按照規定，隨著韶州所上的土貢——也就是韶州地方對於中央的貢品，其實也就是當地的土特産品一道，踏上北上的行程了。
按照唐朝廷的規定，每年地方貢士，是有嚴格的具體規定的。《唐六典》卷三十記：“凡貢人，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材異等，亦不抑以常數。”[8]但又規定：“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9]這裡説有罰，絕非虛文，而是有十分具體的法律規定的。《唐律疏議》《職志》“貢舉非其人”中存有《唐律》原文三條。[10]
這些規定既十分明確，也十分具體，使地方和參與貢舉的人員有所戒懼。目的是防止貢士氾濫和選士不公，貪污受賄和接受請托、弄虛作假，還有防止地方縣、州學育人品質下降的用意。既規定各類州的貢士名額，又規定標準，就使地方官員由此一般都會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嚴格按照規定的員額貢士了。這樣，韶州本次的貢士也就是張九齡一名了。據《新唐書》記載：韶州始興郡“土貢，竹布、鐘乳、石斛。”[11]就是每年要向朝廷進貢這些物品。如此，隨同地方土貢一起入京的張九齡，很可能就是與押送這些土貢物品的人一道了。
二
周武則天長安元年（701）秋，張九齡辭別故鄉和家人，從韶州曲江出發，經東路赴神都洛陽應試。按照當時士子赴舉，一般都要早行。實際上，凡是官方行動運送貢品（包括貢物、貢士）經貢路入京，都是公務活動，都享受驛站接待的待遇，是有嚴格的行程規定的，也就是無論陸路或者水路，都要按照每日行程多少的規定，自然也都是要早行的。因此，張九齡應是黎明即起，拜別列祖列宗和家人，與運送土貢進京的人一道，踏上未來尚不可知的征程。所行路線，有詩可證是水路。即在曲江登船沿湞水東行。他有《初發曲江溪中》詩：“溪流清且深，松石復陰臨。正爾可嘉處，胡為無賞心。我由不忍別，物亦有緣侵。自匪常行邁，誰能知此音？”[12]
初發，即首發，這裡是説第一次沿曲江溪出發。參加科考，選擇東路北上，沿溪而行，兩岸青山，竹樹掩映，松石蔽日，溪水雖深而清澈，隨著行舟，移步換形，本來是賞心悅目、令人嘆賞不休的景致，卻因為初離鄉園，不忍辭別家人而傷感，沿溪兩岸的竹樹，也似乎是要纏住離人，不放遠行。若非是曾有過遠行的經歷，感受過各處江山的不同美景，是難於感受曲江溪行的特色的。可見，在此之前，張九齡也是“常行邁”，出過遠門的。如他的《湞陽峽》詩中所記。而此行又是參與科考，前路茫茫，在興奮中又夾雜著惶惑不定的疑慮：此去前程如何？結果如何？這種複雜的心情，未曾經歷者誰又能體會得到呢？
至於張九齡參加科舉考試為何選擇湞江水路而不遵陸路的問題，主要是因為當時陸路難行，地曠人稀，走陸路很危險。況且，從韶州州治曲江至仁化縣，是沒有陸路通行的。[13]而源發于大庾嶺的湞江，當時稱為“湞水”，“始興江”、“始興大江”。當時湞江水量很充沛，水路順暢，便於行船，航道安全。
從余靖的《韶州真水館記》[14]中還可以得出結論：即至北宋時期，南來北往的人們大都是沿水路往返的。只要有水路，必然不走陸路。這主要是因為水路坐船安穩舒適，無須去承受陸路的舟車勞頓。北宋尚且如此，那早前幾百年的武則天時期，當然更是如此了。
既然仁化方向“崇山無路”，也就是沒有驛路，那麼至少這一段中的驛站，也只能是水驛了。何況水路既平穩又安全，走的人又多，張九齡只能選擇走湞江水路越過大庾嶺了。
在唐代，一般情況下，自當時兩京南下去嶺南交通路線較為明確。從長安出發，“東南方，通往藍田、商洛與武關，去今河南南陽、湖北襄陽”，至此分途，向西折向四川；另一條路線是“從襄陽向南通往荊州、武陵（常德）、潭州（長沙）。”[15]然後乘船溯湘江南去，至衡陽分途西去入經靈渠、漓江至廣西桂州（桂林）。南下則越過南嶺的騎田嶺，至韶州，由此進入嶺南。至於東都洛陽至嶺南諸州、縣的道路，則是從東都洛陽至汴州（今開封）後，“從汴州向光州、黃州一線，經江州（九江）、洪州（南昌）、虔州（贛州）向南，跨越大庾嶺可通往韶州與廣州。”[16]由廣州分途，由西江而上，去往廣西各州；陸路向西南方，沿海而行，通往安南交趾各州。路途是很遙遠的。
至於張九齡本次赴舉為何不走西北路（即越過騎田嶺入湘江而至長江北上去長安）而是循東路（即越過大庾嶺，經贛江過鄱陽湖至神都洛陽）而行，那是根據科舉考試的舉辦地來確定的。科舉考試的舉辦地一般情況下是在京城，是在皇帝所在地。但唐代實行兩京制：京師長安，東都洛陽。在武則天時期，洛陽又稱為神都。究竟長安二年（702）張九齡參加的這次科舉考試舉辦地，是在京師長安還是神都洛陽呢？
武則天稱帝後的絕大多數時間，因為京師長安宮中“鬧鬼”，武則天都是居住在神都洛陽。那是否就可以確定長安二年（702）的科舉考試地就是神都洛陽呢？也不儘然。武則天執政時長期居住在神都洛陽，並不等於她就不到西京長安。至於這次科舉考試的舉辦地，當然要看武則天這一時期是在京師長安還是在神都洛陽來確定。
查《舊唐書》“則天皇后武氏傳”，長安元年（701）“冬十月，幸京師，大赦天下，改元為長安。”長安三年“冬十月，幸京師，大赦天下，改元為長安。”[17]這樣，武則天于長安元年冬十月到達西京長安，並改元，直到長安三年十月才回到神都洛陽，一共在長安住了整整兩年。由此看來，張九齡參加的長安二年科舉考試的舉辦地必然是在長安無疑。
但是，還有一個情況，張九齡于長安元年（701）秋天從韶關曲江啟程之時，武則天尚在神都洛陽，那麼張九齡最先的赴舉目的地自然也只能是神都洛陽。而武則天“冬十月幸京師”的消息張九齡也應該是赴神都洛陽的道路上才得知，因此，張九齡可能不得不改變路線，轉道而去長安。這就可以解釋張九齡的科舉考試地點是在長安，為何經東路的問題了，從張九齡赴京所選擇的東越梅關路線也可得到印證。如果張九齡一開始就知道武則天將去長安，貢舉將在長安舉辦，那就不會選擇東路經虔州、吉州入京，因為如果選擇西北路，路途里程為少近一千里路。路線的選擇，是古人確定行程的主要依據，不會捨近求遠。
當然，唐代除“南選”之外，還有所謂“東選”和“兩都試人”之舉措。[18]在武則天時期，神都試人可以視為士子入仕的主要渠道。因此，如無更加明確的資訊，一説到參加科舉考試，士子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赴神都洛陽了。這也就是張九齡赴舉選擇東路的重要原因。還有就是自韶州出發去神都洛陽，選擇東路都比選擇西北路要近六百多裏。這也是張九齡選擇東路的原因之一。
張九齡此次的路線，應該就是循著這一路線反向而行，即自韶州曲江出發，去東北方向，經湞昌（南雄），越大庾嶺，至虔州（贛州）、吉州（吉安）、洪州（南昌）、江州（九江）入江，到黃州、光州、汴州（開封）而至神都洛陽。道路的選擇，應該是沿湞水東上，至湞昌（南雄），即須舍舟陸行，越過大庾嶺，再至虔州（今贛州）入贛江，乘舟繼續北上至洪州（今南昌），經九江入鄱陽湖（彭蠡湖）轉入長江，再北上而去東都。途中得知武則天已去長安，只得轉道再赴長安吧。
三
在此行途中，張九齡以離鄉日遠，鄉緒時濃，發而為詩，有《初發道中寄遠》一首：[19]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舊聞胡馬哀，今聽楚猿悲。念別朝昏苦，懷歸歲月遲。壯圖空不息，常恐發如絲。
初發道中，第一次入京的道路上。詩中有“舊聞胡馬哀，今聽楚猿悲”之語。聽到楚地的猿鳴，聲音淒厲，觸動鄉愁。是用典與寫實兼具的寫法。離鄉寄遠，以詩寄給遠方的家人或朋友，或者就是寄給自己的妻子。寄詩的對象現在已難確考，但是詩中所表達的情感卻很真實。在秋風吹拂的季節，隨著離家的時日增長，一日復一日，離開家鄉已是愈來愈遠了。曾經讀過《古詩十九首》中“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的名句，聽到山崖樹上悲猿的啼鳴，才感受到其中所蘊含的思念家鄉和親人的苦況。回想離別時候的情狀，整天都沉浸在深深的懷念之中，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家鄉，與家人團聚呢？恐怕不是朝暮之間能做到的吧，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況壯志未酬，宏圖初繪，還需奮鬥不息，我常常感受到歲月奄忽，深恐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等閒之間就頭白如絲，空度歲月，一事無成啊！
這首詩中，張九齡所表達的情感是較為複雜的，既有對自己思念家鄉、親人的炙熱深沉情感的表露，也有明顯的自勵之意。
此行張九齡還有《彭蠡湖上》詩：
沿涉經大湖，湖流多行泆。決晨趨北渚，逗浦已西日。所適雖淹曠，中流且閒逸。瑰詭良復多，感見乃非一。廬山直陽滸，孤石當陰術。一水雲際飛，數峰湖心出。象類何交糾，形言豈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無相恤。[20]
關於這首詩，熊飛定為唐開元十四年（726）張九齡出守洪州途中所作。他在《張九齡集校注》上冊注這首詩説：“開元十四年赴洪州任途中所作。彭蠡湖（即鄱陽湖），在江西省境。北與長江通。九齡至洪（今南昌市），乃乘船入江再入湖。”[21]但我謂不然，這首詩應該是作于本次北行赴考期間的作品。
這首詩其實是一首具有明顯紀行意義的作品。似乎是在告訴人們此行的所見所感。“沿涉經大湖，湖流多行泆。決晨趨北渚，逗浦已西日”。是記錄一天行程的詩，説的是沿著湖面行進，看到湖裏的水浪跌宕起伏，波濤洶湧。黎明時分就向北邊湖中的洲島進發，到達靠岸時，已是日落西山時分了。但是，熊先生在註釋中卻説是張九齡到洪州赴任時所作。如果是赴任時所作，怎麼可能沿著大湖北行？只能是自長江入湖後由北往南行才符合赴洪州任的路線啊！所以，熊先生之説與詩中所記不符，不可信從。
以下就是回顧一天水路行程的所見所感。“所適雖淹曠，中流且閒逸，瑰詭良復多，感見乃非一。”北行水途之中，雖然感到湖水寬闊曠遠，但是風平浪靜，還是感到很平穩閒適的。在彭蠡（鄱陽）湖中航行，湖面在陽光照射下，瑰詭奇幻，變化莫測，豐富多彩，不可言説。這詩首句中的“淹曠”，熊飛注曰“言船行滯留時間雖長。”[22]他批評劉思奮注“淹曠：遼遠”和彭慶生注“淹曠：開闊”“均誤。”其實，劉、彭二先生所注均通，並無所謂“均誤”的問題。“淹”既有淹留之意，也有淵博、廣博遠大之意。結合上下文看，在遼闊的鄱陽湖上行舟，波濤洶湧，“瑰詭良復多”，有驚心動魄之感，但是中流卻是較為平靜的，在這平靜的玻璃水面上行進，還是給人以閒適之感的。倒是熊先生所注“滯留時間雖長”，顯得捍格難通。試想，船在湖中行進，並未在湖中停船不進，何來滯留？整整一天行程才到達“逗浦”之地，何來“滯留時間雖長”。“曠”字所訓，固然有“曠廢”之意，但是那是指空缺、荒廢、耽誤之意，很少有“滯留”的含義。顯然，這裡的“所適雖淹曠”，是指北行經過的彭蠡湖面寬闊博大，而不是因為滯留而耽誤了時間。水路就是那麼遙遠，既要經過，必須那麼多時間，談不上“滯留時間雖長”的問題。而且作為一首概述一天行程的詩，採用的是倒敘手法，先綜述一天來的觀感，再具體按照時間順序敘事，語義不可能如此夾纏重復。
“廬山直陽滸，孤石當陰術。一水雲際飛，數峰湖心出”。登船北行，湖中遙望，廬山擋在鄱陽湖的北面。古人以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廬山正當鄱陽湖北岸，鄱陽湖北面，所以稱“陽滸”。大孤山等湖中的孤峰巨石似乎也橫在北邊的水路上，似欲攔住航行的客船。對這兩句詩的註釋，熊飛説：“廬山直陽滸：謂廬山正當北面的湖水。直，正當。陽滸，指在廬山之北的鄱陽湖。”[23]這一註釋完全把廬山的方位搞錯了。廬山是在鄱陽湖的西北面，而不在南邊。如果按熊飛所説，廬山在鄱陽湖南邊，那相對於南面的廬山而言，鄱陽湖就該稱為“陰滸”了。“陽滸”當然是指鄱陽湖，但是這裡的“陽”是指湖在廬山南面、鄱陽湖的北面，也就是説鄱陽湖在廬山的南邊。“孤石當陰術”。所謂“孤石”，熊飛注曰：“陰術，北來的路。”[24]古人五行學説認為，五行水，代表正北方位。術，指路，這裡指向北的水路。但如果認定張九齡此行是南向而行，這完全是搞錯了張九齡此行的方向。“一水雲際飛，數峰湖心出”。“一水”指的是在彭蠡湖口遙望所見的廬山瀑布，這一瀑布似乎是從雲間飛出。張九齡在以後的開元十四年（726）任洪州刺史時也曾寫過《湖口望廬山瀑布水》，有“萬丈紅泉落”“灑落出雲天”之句，也是近似的意境。“數峰湖心出”，也就是寫橫亙在湖中的大孤山和落星石之類的水中山峰。以後四句詩是感慨、感悟。“象類何交糾，形言豈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無相恤”。大自然奇觀不盡，而又相互糾纏，相互輝映，其間的變幻糾結，是很難一下子就可以認識清楚的！造化的神奇安排使雄偉高矗的廬山和湖心的幾座小山峰相互對照，各存其美，沒有高下的區別。
這首詩實際上明確了兩個問題：一是行路的方向是向北，是經過一整天的行程才到達“逗浦”的驛站。這一問題的確定，可以否定這首詩作于張九齡任洪州刺史入湖口就任之時。因為從長安到洪州赴任，方向是自北向西南方向行進，不會由南向北行進。可以明確認定的，終張九齡一生，只有入京赴舉這次是取東路、經鄱陽湖入長江的。二是這首紀行詩所使用的口吻，完全是初次經過時敘説方式，是對一天行程的所見所感的記敘。情緒上，具有初見奇景的強烈明確的新鮮感。這種移步換形，對於所見事物逐一寫來的平實句法，一般均為初見奇景激發強烈的創作衝動之下所採用。兩事既明，可以確定，這首詩確實是張九齡作于首次北行應試之時無疑。
張九齡文集中還有《自彭蠡湖初入江》詩：“江岫殊空闊，雲煙處處浮。上來群噪鳥，中去獨行舟。牢落誰相顧，逶迤日自愁。更將心問影，于役復何求。”[25]各家所説作詩時間不一。熊飛從劉思奮所説的作于開元十五年（727）。我認為還是張九齡初次入京參加科考時作為妥。《自彭蠡湖初入江》詩中言是“初入江”，初入江即第一次進入長江，那麼，這一時間必然是入京科考的時間，而不可能是其他時間。熊飛等認定為作于開元十五年，或是因為詩中使用了“于役”二字。“于役”就是有公務，公務在身。其實，鄉貢進士本身就是公務，亦可稱“于役”。
水程行進，從相對平緩的彭蠡湖口進入激湍奔涌的長江，只見大江浩浩不息，兩岸青山點點，雲煙繚繞浮現，反倒映襯出江面的遼闊無際。成群的水鳥在江面上盤旋而鳴，逆流北行的江船在無涯的水上孤獨的行駛。如果是赴任時所作，作為一位刺史大員，不可能發出“勞落誰相顧”的感慨；也絕不會單身赴任。面對這浩瀚的大江，孤獨的情懷無人傾述，剪不斷的思緒愁懷時時浮現在心中。前途遼遠，水路漫長，將自己的心來問問自寄煢煢獨立的身影，如此離家萬里，奔走波濤，離思愁緒，糾纏不休，所要追求的究竟是什麼？這是對於自己所選擇的科舉仕途的追問，也是對於人生意義的追問。青年人的心理總是敏感的，情緒不穩定。在漫漫長路中，一個孤獨的青年人在期待與茫然交織的心理煎熬下，發出這樣的疑問，其實是很自然的事情。
四
武周長安元年（701）十一月前，張九齡與其他鄉貢進士一樣，經過山程水驛的長途跋涉，旅途勞頓，但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神都洛陽，先到尚書省交驗了地方官府的貢士文牒，安頓好食宿，就要準備接受來年正月舉行的進士考試了。按照規定，鄉貢進士進京後，還有一系列手續需要辦理。“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26]這裡説的“省”，就是指尚書省，就是到尚書省去繳納地方的推薦公文，繳納個人家庭父祖三代履歷、身貌、家庭狀況、學業狀況等，還有就是與其他貢士聯名結保。雖然鄉貢進士允許“懷牒自列于州縣”是一種考試開放之舉，但那時能夠符合規定身份的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家子弟還是不多的，而且對於“懷牒自列”的人還是有一套嚴格程式，即使地方上送的貢士也要經過這一手續。在尚書省辦完手續，又由戶部集閱，也就是集中點名，這一切手續完成後，各州貢獻的“貢士”們，還有一些活動需要參加。這中間最為重要的就是“元日引見”傅璇宗著《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四章《舉子到京後活動概説》載：“原來古代社會，各地薦送的舉子，也是被看作為貢品由各地州府向朝廷進奉。並作為元日賀正的禮品，在元旦那天則由皇帝接見，表示接受。但在先前，舉子們還不如物品，物品在元日陳列在‘御前’，也就是皇帝跟前，接受皇帝的檢視。而舉子們則只能在外面朝堂拜列，實際上是見不到皇帝本人的，或者是不可能近距離見到皇帝的。[27]但是武則天稱帝後，長壽二年（693）十月，左拾遺劉成慶上書説：‘豈得金錦羽毛升于玉階之下，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他建議‘貢人至元日引見，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這一建議得到武則天的許可，也就為以下各朝所遵行。”[28]劉成慶的建言，實際上是要武則天體現對於人才的重視，不要給人以“重物輕人”的感覺。這樣張九齡也必然是參見了長安二年正月初一日即元日引見，接受了皇帝武則天的接見。對於一位出生於嶺南韶州的讀書人而言，這也是人生一件大事。在完成各種儀式之後，張九齡就和其他舉子一道，滿懷信心與期待，全心全意的準備接受考試了。
本文作者：張效民（作者為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
本文係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註釋
[1][26]《新唐書》卷第四十四《選舉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第6冊，第4254頁，1983。
[2][3]杜佑《通典》卷七十三。中華書局，第1版第二冊，第2002-2005頁，1988。
[4]《新唐書》卷十九《禮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本第6冊，第4179頁，1986。
[5]參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第53頁，2007。
[6][11]《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本第6冊，第4248—4250頁，1986。
[7]均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廣東·三》。中華書局版，第九冊，第4674頁。
[8]陳仲夫校點：《唐六典》卷三十。“三府都護州縣官官吏”，第748頁，1992。
[9]《新唐書》卷三十四《選舉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本第6冊，第4254頁，1986。
[10]岳純之點校：《唐律疏議》。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9—151頁，2013。
[12]熊飛：《張九齡集校注》上冊。中華書局，第265頁，2008。
[13]杜佑：《通典》“始興郡”。中華書局，第五冊，第4914頁，1988。
[14]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四嶺南道一·湞陽縣。中華書局，第891、902頁，1988。
[15][16]陳洪彝：《中華交通史話》。中華書局，第263、265頁，2013。
[17]《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本第5冊，第3499頁，1986。
[18]《新唐書》卷四十四、《新唐書·選舉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本第6冊，1986。
[19]《張九齡集校注》上冊。中華書局，第226-227頁，2008。
[20][21][22][23][24]《張九齡集校注》上冊。中華書局，第240—241頁，2008。
[25]《張九齡集校注》上冊，中華書局，第237頁。
[27]傅璇宗：《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四章《舉子到京後活動概説》。陜西人民出版社，第83頁，2007。
[28]參見《唐會要》卷七十六《緣舉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638頁，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