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灣區好故事”是由中國網粵港澳大灣區頻道設立的，敘述大灣區普通人的閃光點、分享親歷者的感想、留存建設者的記憶、記錄大灣區建設宏偉征途、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凝聚正能量的專題欄目。伴隨粵港澳大灣區的不斷發展，大灣區承載著每一位參與其中的人的夢想，每一位在灣區生活的人都是灣區發展成就的實踐者、見證者。】
明至清前期（1368—1840），廣東的手工業生産在宋、元的基礎上獲得長足的發展。本文擬就冶鐵手工業（含採礦煉鐵和鐵器鑄造）為個案作一探索，以見一斑。
一、冶鐵手工業生産高度發展梗概
就我目前看到的史料而言，明至清前期廣東冶鐵手工業生産高度發展表現在以下五方面。
1．鐵礦産地名列全國第二
1965年秋冬，我為完成研究生畢業論文《明代鋼鐵生産的發展》寫作，因為在廣東無法收集足夠的明代資料，指導教師、二級教授梁方仲先生不辭勞苦，帶我到收藏明代地方誌最多的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浙江寧波市天一閣明代地方誌藏書樓（今併入寧波市圖書館）等，親自指導我翻閱了能搜尋到的明代全國各省、縣的地方誌書達1100多種（部），抄錄了各縣的鐵礦産地和相關冶鐵資料卡片2200多張。1966年春回到學校，先是編列出《明代中國鐵礦産地一覽表》，然後請地理系繪圖室代為繪製《明代中國鐵礦産地示意圖》，總計明代全國有鐵礦産地的縣246個，其中廣東有29個縣，佔全國鐵礦産地的11.8%，居全國第二位，僅次於福建（30個縣），29個縣是：番禺、從化、新會、南海、陽春、陽江、紫金、連縣、連山、乳源、仁化、和平、翁源、陽山、龍川、長寧（今新豐）、海豐、平遠、興寧、程鄉（今梅縣）、長樂（今五華）、揭陽、大埔、饒平、海陽（今潮安）、高要、羅定、清遠、歸善（今惠陽）等。而且記錄在何處産鐵，如“從化縣西五十里蜈蚣山有鐵坑”、“陽春縣東二十里鐵杭山産鐵、西南鉛杭固亦有鐵礦砂”、“興寧縣鐵嶂山有鐵”、“揭陽縣五房山多産鐵礦”、“長樂縣南九十里嵩螺山多鐵”、“平遠縣卓律山有鐵礦”、“程鄉縣香爐山出鐵礦”、“翁源縣平頂山出鐵礦”等。至清代雍正年間（1723—1735），鐵礦産地增加到45個縣，除明代的29個縣外，新增加豐順、東安（今雲浮）、英德、樂昌、增城、花縣（今花都）、海豐、南澳、蕉嶺、懷集、鬱南、化州、信宜、韶州、曲江、南雄等。而且各縣均設有若干個冶鐵所或冶鐵爐進行採礦冶鐵生産。
2．各縣冶鐵爐眾多
在上述産鐵礦各縣，均設有多處民營煉鐵爐進行採礦冶鐵生産。據史料記載，僅潮州、惠州、梅州的民營冶鐵所就有43處，即：“海陽八：曰岳坑、曰冠隴坑、曰花坑、曰小産坑、曰葵坑、曰單竹坑、曰三州坑、曰石狗；饒平六：曰珠坑、曰砂坑、曰下峽坑、曰潭澳坑、曰松柏坑、曰北溪坑；程鄉三：曰鬆口、曰神沙鋪、曰義化；大埔四：曰九龍、曰代富、曰大富村、曰三河；揭陽一：曰藍田；歸善七：曰秋鄉、曰西江、曰黃砂、曰滘岡、曰奔水、曰下義、曰清溪；河源七：曰黃田、曰鴻州、曰百蒿、曰蘭溪、曰康和、曰鰲坑、曰赤溪；龍川四：曰五峽、曰河潭、曰黃塘水、曰赤水；長樂二：曰梅子潭、曰客思磜；海豐一：曰淡水”。[1]
此外，在南海縣的西樵、石崗、松子崗、大阮、禾倉岡、吉水、黃借岡[2]也有冶鐵爐煉鐵。至清代雍正年間（1723—1735），全省冶鐵所（爐）已達到150多處。[3]
這些冶鐵爐大都是設在産鐵礦山或附近，“每山起爐，少則五六座，多則一二十座”。[4]而所建煉鐵爐有的是相當高大的。1981年秋，筆者承廣東省博物館李才堯副館長之約，曾到羅定縣分界公社（今鎮）金田大隊（今村）的羅鏡河上游考察明代大塘基煉鐵爐舊址所見，確實如此。
煉鐵爐作者攝，1982年
該煉鐵爐呈橢圓形（見上圖），坐南向北，東西相距3.4米，殘爐高2.7米，爐墻從口沿下收縮。爐墻內壁分三層，均用耐火沙（當地稱雞眼沙）與鹽坭混合塗抹，厚約2釐米；中層4.2釐米，用夯土築成；外層2.3釐米，以紅磚砌成。整個煉鐵爐結構堅實。爐南面有一個進風口。在爐後約10米處，有一平臺，用作放鐵礦砂、木炭入爐炒煉。爐前是一片大單墻，專用於澆鑄生鐵板場地，即如屈大均所記的“鐵礦既溶，液流注于池，凝鐵一版，取之。以木杠攬爐，鐵水注傾，復成一版”。[5]
其他各縣的煉鐵爐，也有相當的規模。屈大均有詳細的記述：
“爐之狀如瓶，其口上出，口廣丈許，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鹽醋築之，巨藤夾之，鐵力木支之，又憑山崖以為固。爐後有口，口外有一土墻，墻有門二扇，高五、六尺，廣四尺，以四人持門，一合一開，以通風勢，共三口皆鑲水石。水石産東安大絳山”。[6]各縣煉鐵爐所用工人也不少。明崇禎年間（1628-1644）南海縣的煉鐵爐工“三五千矣”，[7]龍川、海豐、河源等縣的爐工更多，“幾及萬人”。[8]到了清乾隆九年（1744），廣、惠、韶、肇四府的爐工“不下數十萬人”。[9]
3．廣東鐵品質居全國首位
明至清前期，廣東所煉之鐵，由於礦砂優質，煉鐵技術高超，故鐵質上乘，名列全國首位。明人唐順之記述：“生鐵出廣東、福建，火熔則化，……今人鼓鑄以為鍋鼎之類是也。出自廣者精，出自福者粗，故售廣鐵則加價，福鐵則減價”。[10]
李時珍也稱廣鐵品質精良。説：“鐵皆礦土煉成。秦、晉、淮、楚、湖南、閩、廣，諸山中皆産鐵，以廣為良”。[11]
清代張心泰也在其著《粵遊小識》一書中記述：“蓋天下産鐵之區，莫良于粵”。[12]
4．廣東鐵産量名列全國和世界第一
中山大學地理系歷史地理學徐俊鳴教授于1960年代研究廣東古代手工業史成就顯著，他計算出明正德十五年（1520），廣東的鐵産量為1800萬斤；至嘉靖十年（1531）增至2760萬斤，佔全國鐵産量4500萬斤的60%，居全國首位；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增至5400萬斤，[13]比1740年英國鐵産量4000萬斤多出1400萬斤，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國直至1800年、法國至1870年、日本至1874年才有生鐵産量的統計數字記載。[14]所以英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著名專家李約瑟(Needham Joseph)在他于1956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從西元五世紀到十七世紀，在此期間，正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能得到他們所追求那麼多的鑄鐵，並慣於用先進的方法來制鋼，這些方法直到很久以後，歐洲人仍完全不知道”。[15]
5．鐵器製造（鑄鐵）名列全國前茅
在上述採礦煉鐵長足發展的基礎上，廣東的鑄鐵業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其中以地處珠江三角洲心臟地帶的佛山鎮的鑄鐵製造業最為典型。所謂“諸爐既成，皆輸佛山之埠”。[16]廣東市政使司還以行政命令規定，廣東所屬煉鐵爐煉出生鐵錠，皆運往佛山鑄造各種鐵器供應全省所需。這樣，佛山鎮便成為廣東鑄造鐵器最集中、規模最大的基地。明初佛山已有約5000人從事鑄鐵業為生計了。如宣德年間（1426-1435），李廣成等遷居佛山，以鑄鐵為業，世代相傳。他的後代李世昌，即“以鑄冶能，拓其家”。[17]冼浩通巨商，其子冼靖專營“鑄造鐵器，家業興隆”。[18]當時在大圩至靈應祠（今祖廟）一帶，已連成一片鑄造鐵器作坊區，形成諸爐並冶，火光沖天的鑄鐵繁忙生産景象，史稱“祖廟門前明堂狹隘，多建鑄造爐房”。[19]至景泰二年（1451）又有新發展。陳贄在《祖廟靈應祠碑記》中説：
“南海縣佛山堡，東距廣城僅五十里，民廬櫛比，屋瓦鱗次，幾萬餘家。習俗淳厚，士修學業，農勤耕稼，工擅爐冶之巧，四方商販輻輳焉”。[20]至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佛山大多數居民已轉向以鑄鐵謀生。正如丘濬記述：“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為業”。[21]在“士農工商”四業中，特別指出佛山居民“工擅爐冶之巧”，足見鑄鐵業在佛山諸手工業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至於説“大率”者，即基本之謂也。就是説，當時佛山的居民基本上是從事鑄鐵為業，到處都可以看到爐戶、鐵工和鐵商。從現存佛山的族譜中可以看到，明中葉以後，專門從事鑄鐵業就有石頭霍氏、李氏、金魚塘陳氏、鶴園冼氏、佛山霍氏、黃氏等。各地不少商人也紛紛來佛山經營鑄鐵業生産。如嘉靖年間（1522-1566）商人麥宗泰，其父經商獲利，到他手上則來佛山經營鑄鐵業。其家譜記載：“性好貨殖而藩財，……泰是以創立爐冶工藝”。[22]
明末，新會商人盧縱庵、盧鞭人經商後也來佛山從事鑄鍋業，史稱：“盧縱庵、盧鞭人，龍莊公之十五世孫也。生而孤露，時以小販自給。稍長，講求治生，業鋼鐵于佛山，善計然術，馴致小康，……至崇禎初……貲雄于一方”。[23]故而佛山的爐戶、鐵行大為增加。天啟二年（1622），已有“炒鑄七行：即鑄鍋行、鐵灶行、炒鐵行、鐵線行、鐵鎖行、農具行、鐵釘行”。[24]鑄鐵工人也不少。屈大均説：“計炒鐵之肆有數十，人有數千”。[25]有人作過粗略統計，明末佛山的鑄鐵工人不下二三萬人，使佛山鎮成為“炒鐵之爐數十，鑄鐵之爐百餘，晝夜烹煉，火光燭滅，四面蒸熏，雖寒亦燠”[26]的鑄鐵中心城鎮。連街名也打上鑄鐵的烙印，出現了許多以鑄鐵命名的街道，諸如鑄砧街、鑄砧上街、鑄犂大街、鑄犂橫街、鐵鑠街、鐵香爐街、鐵門鏈街、鐵廊街、鐘巷、針巷、麻釘圩等等。[27]
至清乾隆年間（1736-1795），佛山的鑄鐵業已分行業鑄造鐵器了，如鑄鑊行分為：大鑊分莊行、大鑊車下行、大鍋搭炭行；炒煉熟鐵行分為：炒煉頭莊行、炒煉鉗手行、炒煉二莊行、炒煉催鐵行等。[28]此後，大多數鑄造鐵器就以鑄造單一鐵器成行了，如打刀行、打剪刀行、土針行、鐵砧行、折鐵行、鐵鐘行、鐵針行等。直到近代，佛山市有些街道仍保留明清時期鑄鐵行為名，如鐵砧巷、鐵犂巷、鐵香爐巷、鐵門鏈巷、鐵鋃巷、鐵針巷、鐵釘巷、鐵絲巷、鐵線巷等。如此興旺的佛山鑄鐵業，按陳炎宗《鼎建佛山炒鐵行會碑》所記的“炒鐵爐四十余所”推算，當時佛山從事鑄鐵業者當有2萬人左右，再加上輔助之行業者，則可達3萬人之多。可見鑄鐵業已成為佛山的經濟支柱。
綜上五方面明至清前期廣東採礦煉鐵和鐵器鑄造的歷史事實，顯而易見，當時廣東確實是一個“南國鐵都”，難怪時人毛維奇描述：“蓋天下産鐵之區，莫良于粵；而冶鐵之工，莫良于佛山，故爐座之多，以佛山為最”。[29]
明成化十二年（1476）鑄約1700斤鐵鐘，作者攝于佛山祖廟，2005年。（選自《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二、冶鐵業生産高度發展之緣由
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彼一時，此一時。這確是人類文明史發展歷程的事實。中國近現代歷史顯示，廣東根本不是鋼鐵之鄉，何以明至清前期竟然成為“南國鐵都”呢？就我看到明清史料思考，大約有如下三個緣由。
1．明清朝廷實行廢除官營鐵冶、令民自採煉的開放政策，促使民營冶鐵業蓬勃發展
縱觀中國歷史長河，自漢武帝（西元前156—西元前87年）採用桑弘羊主張，禁止民間私自冶鐵煮鹽，實行“鹽鐵官營專賣”的政策以後，至明初仍然奉行此策。但經過20多年的實踐，草根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目覩十三個官營冶鐵廠的鐵礦工經常發生怠工、破壞煉鐵爐場、甚至逃亡的現象，使全國鐵産量日益減少，造成全國上下鐵不足用的窘局。於是決定從洪武二十八年（1395）起，實行廢除十三個官營冶鐵廠，允準民間採礦煉鐵納稅的政策：“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30]
從此之後，官營冶鐵廠（包括廣東的陽山冶鐵廠）被廢除，民營冶鐵業得以日益發展。民營冶鐵與官營冶鐵區別極大。在民營冶鐵業中，無論是業冶者，還是鐵礦工，他們除向官府繳納鐵課外，可以自由支配生産，因此具有很高的經營和生産積極性，使鐵産量成倍增長。這種民營冶鐵爐，一個縣有數處或十數處，比比皆是。如上述廣東就有43處之多。
清代伊始，朝廷內曾就明代的民營冶鐵政策進行爭論，但至雍正年間（1723-1735），兩廣總督孫毓珣提出“招商開採，抽收課餉”的主張，得到朝廷政要鄂爾達、馬爾泰等人的支援，得以按明代開放礦禁、聽民開採輸課的政策實施。所以，民營冶鐵業得以繼續發展，使廣東的鐵礦産地由29個縣增加至45個縣，冶鐵爐增加至150多處。
2．明清朝廷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農業政策，為冶鐵業發展提供廣闊的內需市場
明至清前期，中國仍是小農經濟社會，農業生産是社會的經濟基礎。所以朱元璋登極後採取了一系列“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諸如對谷粟、桑麻、稅糧、徭役等，盡行蠲免三年，讓農民喘息，將力量投之農業生産，振興農業。又用移民屯田、開墾荒地的辦法調劑人力不足；興修水利，種植桑麻，增加農民收入；官給耕牛種子，墾荒地減免三年租、遇災害優免租糧等措施。明政府移民屯田，開墾荒地，十分注意製造鐵農具。洪武二十年（1387）規定：“凡屯種去處，合用犂鏵耙齒等器，著令有司撥官鐵炭，鑄造發用。若末植令衛軍于出産山場自行採辦造用，係幹動撥官物具奏施行。永樂元年，會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嘉靖七年，令陜西、山西、山東、北直隸沿邊有司，給堡戶農器”。[31]
除官營鑄造鐵農器外，各省農民為墾荒種地需要，也在各地民營鑄造各種農器，供應農民生産需要。至明代後期，出現“擦生”鐵農具的推廣使用。所以，除犂鏵、犂壁仍用生鐵製造外，其他如鋤、镈、鐮、镢等農具俱採用“生鐵淋”技術鑄造，製造出“擦生”的鐵農具，宋應星曾記述：“凡治地生物，用鋤、镈之屬。熟鐵鍛成，熔化生鐵淋口，入水淬健，即成剛勁。每鍬鋤重一斤者，淋生鐵三錢為率，少則不堅，多則過剛而折”。[32]
從上可見，明代利用生鐵、熟鐵、鋼鐵來製造農具已相當普遍。正因如此，明代開墾耕地面積日益增加，從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387474600畝，至天啟元年（1621）增至743931900畝。隨著耕地面積大增加，需要更多更好的鐵農具，如鐵犂、鐵耙、鐵鏟、鐵釗、鐵鐮等使用。這樣一個廣闊的農業市場的需求，必然刺激和拉動被譽為“南國鐵都”的廣東冶鐵業生産的高度發展。
同時，明至清前期廣東和全國的其他手工業如絲織業、造船業、軍器業、棉織業等，也需要鐵制紡車、攪車、鐵錨、鐵釘、鐵炮、鐵鍋、鐵盔、鐵甲、鐵刀、鐵槍、鐵鏢等鐵器具等，也為廣東冶鐵業提供更廣闊的市場需求，促進廣東冶鐵業生産的日益發展。
3．明清朝廷對廣東實行獨口對外貿易特殊政策，促使廣東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高度發展，為冶鐵業開拓世界市場
明清王朝建政初期，為了鞏固其封建統治，“延長專制政權的壽命”，[33]一反唐、宋對外開放貿易的政策，實行“時開時閉”的朝貢貿易政策。但對廣東則實行優惠的特殊政策。永樂五年（1407），鄭和第二次下西洋“首從廣東往佔城”。[34]正德四年（1509），又允準非朝貢國家進入廣東貿易；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35]對外貿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有鋻於“台灣已統一”和“三藩之亂已平息”，即令“開海貿易”，[36]設立粵、閩、浙、江四海關管理；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宣佈關閉閩、浙、江三海關對外貿易，規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37]故而從永樂五年至道光二十年（1407—1840）的433年中，廣東成為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唯一合法開放對外貿易的省份；省會廣州成為唯一合法對外貿易的港口和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澳門則成為貿易全球化的轉机港。從而開通了自廣州起航經澳門轉机到世界各國的8條對外貿易航線，即永樂五年（1407）開通了廣州—澳門—東南亞國家航線；嘉靖三十二年（1553）開通了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歐洲航線；同年開通了廣州—澳門—長崎航線；萬曆三年（1575）開通了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秘魯—巴西航線；乾隆四十九年（1784）開通了廣州—澳門—紐約航線；乾隆五十三年（1788）開通了廣州—澳門—溫哥華島航線；嘉慶八年（1803）開通了廣州—澳門—俄羅斯航線；嘉慶二十四年（1819）開通了廣州—澳門—澳大利亞航線。從而形成了從廣州起航的一個貿易全球化格局，使明至清前期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鼎盛階段。
海上絲綢之路首先是貿易之路，當時從廣州出發經澳門轉机到世界五大洲各國貿易所載的出口商品，除傳統的絲綢、瓷器、茶葉之外，還有相當數量的鐵器，如鐵鍋、鐵針、鐵線、鐵釘等，特別是鐵鍋更受外國人歡迎。正如屈大均所記述：“[廣東]以香、糖、果箱、鐵器”，“南走澳門，至於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倐忽數千萬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營利”。[38]
至清初，佛山的鐵鍋更是如同久積的洪水滾滾銷往外國。雍正九年（1731），廣東布政使楊永斌奏稱：“[夷船]所買鐵鍋，少者自一百連至二、三百連不等，多者買至五百連並有一千連者。其不買鐵鍋之船，才不過一、二。查得鐵鍋一連，大者二個，小者四、五、六個不等。每連重二十斤。若帶至千連，則重二萬斤”。[39]
同時，到廣東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甚至官員，也把購買鐵器當作他們貿易的重要商品和重要項目，如《明宣宗實錄》所記：“爪哇國使臣亞烈麻抹等將還國，訴于行在禮部雲：來時舟為海風所壞，乞今廣東都司，布政司造船與歸。又欲以所赍之物于廣東易鐵鍋”。[40]
嘉靖、萬曆年間（1522-1619），俺答也要求購買廣東鐵鍋。史稱：“求輸馬與中國鐵鍋、布帛互市”。[41]
大量鐵器從廣州出口對外貿易的商業活動，必然成為大大推動廣東以至全國冶鐵業生産發展的機制。正如馬克思所説：“商業，是資本所由發生的歷史前提。世界商業和世界市場是在十六世紀開始資本的近代生活史的”。[42]
這就是説，商業（包括國內和國際商業）是拉動生産增長的發動機（Engine for growth）。[43]
三、冶鐵業生産高度發展的社會功能
在古代、近代，冶鐵業的發展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因為鐵“是在歷史上起過革命作用的各種原料中最後和最重要的一種原料。鐵使更大面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闊森林地區成為可能；它給手工業工人提供了一種其堅固和銳利非石頭或當時所知道的其他金屬所能抵擋的工具”。[44]所以，明至清前期廣東冶鐵業生産的高度發展，導致鐵器農具和手工業工具的普遍使用，從而推動廣東農業和其他手工業生産的發展，使全省經濟躋身於全國先進行列。除前述全省農田開墾不斷增加外，具有嶺南特色的商業性農業和其他手工業也普遍發展起來，加上如前述明清朝廷對廣東實行獨口對外貿易的特殊政策，西方國家紛至遝來廣州貿易，購買廣東的鐵器等商品，“向廣州輸入的主要是白銀，貨物不過是輔助性質而已”。[45]所以，當時白銀流經廣東大量流入中國，據已故吾師梁方仲教授統計，自萬曆元年至崇禎十七年（1573—1644）72年間，各國來廣州貿易購買中國商品而輸入廣東的白銀超過一億元以上。[46]至清代，各國因來廣東貿易輸入中國的白銀倍增。據已故全漢昇教授統計，從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00—1830）的130年間，外國來廣東貿易而輸入中國的白銀達到4億元左右。[47]廣州成了中國“天子南庫”的最富城市，“銀錢堆滿十三行”，被譽為“金屬貨幣時代的金融中心”，也成為當時世界十大城市（北京、南京、蘇州、揚州、杭州、廣州、倫敦、巴黎、羅馬、柏林）中人口最多的特大城市。據統計，洪武十三年（1380）已有人口7.5萬人，嘉靖四十一年 （1562）增至30萬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達到100萬人。[48]而且世界首富就在廣州，他就廣州十三行怡和行商伍秉鑑，其資産總額達到2600萬兩銀子，相當今天的50億美元。他在美國投資修築太平洋鐵路，每年收入利息達20萬兩銀子；還投資金融和保險業賺取利潤。而當時美國最富的富翁資産只有7000萬美元。[49]與此同時，廣東的城鎮也迅速興起和發展起來。據統計，明嘉靖年間（1522—1566），全省的圩市有439個。[50]清雍正年間（1723—1735）增至1141個。[51]其中鑄鐵中心的佛山鎮人口已達到34萬人。[52]
而在廣東經濟發展躋身全國先進地區時，亦有助中國步入“康乾盛世”時代，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經濟發達國家。據英國計量經濟學家麥迪森（Maddison)統計，清朝前期（至1840年），中國的GDP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2.4%，[53]居世界各國第一位。正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所説：
“從1661至1796年，是史稱的‘康乾盛世’。在這個時期，中國的經濟水準在世界上是領先的，乾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54]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被馬克思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出版其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名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時，也承認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富的國家：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最富的國家”。
“中國是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裕得多的國家”。
“在比任何歐洲國家都富裕的中國，貴金屬的價值比在歐洲任何地方都高得多”。[55]
本文作者：黃啟臣（作者為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
本文係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註釋
[1][4]戴璟：明嘉靖修《廣東通志初稿》卷30，《鐵冶》。
[2][7][8]朱光熙：明崇禎修《南海縣誌》卷12,《藝文志·奏議》。
[3]《皇朝經世文編補》卷52，《鄂彌達：請開礦採鑄疏》。
[5][6]李振常：《兩廣鹽法志》卷35，《鐵志》。
[9]《清高宗實錄》卷227。
[10]唐順之：《武編·前編》卷6，《鐵》。
[11]李時珍：《本草綱目》卷8，《金石部·鐵》。
[12]張心泰：《粵遊小識》卷4。
[13]徐俊鳴：《廣東古代幾種手工業的分佈和發展》，《中山大學學報》1965年第二期。
[14]《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統計》，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
[15]Needham Joseph（李約瑟），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eteel Technology in China,1956.
[16][25]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鐵》。
[17][22]李侍問：《李氏族譜》。
[18]毛維奇：清乾隆修《佛山忠義鄉志》卷6，《鄉事志》。
[19]梁禮昭：《諸祖傳錄》。
[20]毛維奇：清乾隆修《佛山忠義鄉志》卷10，《藝文志》：陳贄：《祖廟靈應祠碑記》。
[21]《丘文莊公集》卷之七，《東溪記》。
[23]盧子駿：《潮連鄉志》卷6。
[24]毛維奇：清乾隆修《佛山忠義鄉志》卷8，《鄉事志》。
[26]吳榮光：《佛山忠義鄉志》卷5，《鄉俗志》。
[27][52]汪宗淮：民國修《佛山忠義鄉志》卷1，《鄉城志》。
[28]《佛山鎮眾行捐款籌辦某公事殘碑》。
[29]毛維奇：清乾隆修《佛山忠義鄉志》卷6，《鄉事志》。
[30]《明太祖實錄》卷176。
[31]申時行：《大明會典》卷207，《農具》。
[32]宋應星：《天工開物》卷10，《錘鍛》。
[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4頁，人民出版社，1975。
[34]郭裴：明萬曆修《廣東通志》卷6，《藩省志六·事紀五》。
[35]《明史》卷75，《職官四》。
[36]《清朝文獻通考》卷33，《市糴》。
[37]《軍機處上諭檔》，見《清宮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第1070頁，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
[38]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食語》。
[39]轉引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52頁。中華書局，1962。
[40]《明宣宗實錄》卷54。
[41]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65，《奏議》。
[42]《資本論》第1卷，第133頁，人民出版社，1973。
[43]D·H·羅伯特遜：《國際貿易的未來》，1973。
[4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49頁，人民出版社，1963。
[45]轉引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第260頁。
[46]黃啟臣編：《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第179頁，中華書局，1989。
[47]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2冊，第504頁，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48]Ander Ljungstechlt,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in Chine and the Romachuch and Miss on in China,P284.
[49]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第3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26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牧羊兒：《追尋十三行》，載《羊城晚報》 2009年12月20日。
[50]據黃佐明嘉靖修《廣東通志》卷20的數字統計。
[51]據魯曾煜清雍正修《廣東通志》卷14的《坊都》的數字統計。
[53]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t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CD,Development,Paris,1998；戴逸：《論康雍乾盛世》，2003年2月3日，國家圖書館舉辦“省部級幹部歷史文化講座”的講稿。
[54]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00年7月17日第一版。
[55]亞當·斯密著、唐日松等譯：《國富論》第55、145、179頁，華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