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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石灣陶冶業至今約有5000年的歷史。 1977年在石灣大帽港考古發掘的一批幾何紋陶片文物，説明新石器時代已有原始陶瓷。而 1972年在石灣奇石村虎石山發現的唐宋時期燒陶窯址和燒印有陶工匠名字的陶器，説明當時石灣陶瓷業已有相當規模。但是，就文獻記載而言，則知石灣陶瓷業的發展興旺，是在明中葉至清前期（1500—1840），直至今天仍長盛不衰。
一、明清陶瓷業發展的規模
佛山石灣的陶瓷業興旺，是在明朝中葉以降。清道光十五年（1835）修《南海縣誌》載：“石灣之陶，始於明之中葉”。明嘉靖七年 （1528）在蓮峯祠旁邊建有一座相當宏大的陶師廟，供陶業者供奉，説明從事陶業者不少。但此時的陶業者還不是專門的陶工，而是農民兼營制陶瓷為副業而已。時人霍韜有著文記述：“司窯冶者，猶兼治田，非惟只司窯而已。蓋本可以兼末，事末不可廢本故也。”[1]
後來，隨著陶瓷業的發展和效益增加，不少農民棄農耕而專事陶瓷業為生。2003年，筆者隨珠江文化研究會組織考察康有為故居並參觀石灣陶瓷廠時所見的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的一塊《藩憲嚴禁挖沙印磚碑記》記錄稱：“石灣有上中下三約，三約中只有缸瓦窯四十余處，皆係本鄉之人開設，由來已久。”
另一塊林紹光所擬的《擬公禁石灣挖沙印磚説略》碑記載：“石灣六七千戶，業陶者十居五、六戶。”
以清代一家五口人計算，石灣的人口約3.5萬人，而從事陶瓷為業者當約2萬人。加上當時從附近的東莞、三水、四會、高要、番禺等縣來石灣謀生求工者，應有五六萬人之眾。所以，李景康在《石灣陶業考》一書説石灣陶窯：“有陶窯一百零七座，容納男女工人三萬有奇。” [2]
至清中葉，石灣已發展成為一個綜合性的陶瓷業生産基地而聞名遐邇。清光緒年間 （1875-1908）就出現“東（行）生意日隆，而西行從齒日眾” [3]和“缸瓦窯，石灣為盛，年中貿易過百萬，為工業一大宗” [4]的景況。
明清時期石灣陶窯址至今絕大部分已毀壞。但據我1983年講授《古代經濟史》課程時，曾帶領7位有興趣研究珠江三角洲經濟史的學生去佛山參觀殘窯和訪問老者，再參閱有關資料粗略統計，仍有下列82個陶瓷窯址：
“上窯窯址七：新灶、舊灶、牛肉巷灶、雲興灶、風風灶、合新灶、合益灶。中窯窯址二十：南風灶、高灶、沙路灶、新灶、張槎灶、陳灶、白雲灶、高英灶、海坦灶、小江灶、石頭灶、東風灶、大江灶、六合灶、地吼灶、中間灶、文灶、新灶（同名）、張灶、觀音山新灶。下窯窯址五十五：埋邊蘇灶、鳳鳴灶、申灶、海口灶、舊灶、大利灶、風山灶、風安灶、鳳鳴灶（同名）、秋風灶、高辛灶、順慶灶、祖唐灶、新灶、松園灶、大坑灶、坑灶、社灶、茶煲灶、細灶、大灶、五仁灶、塔灶、大灶（同名）、橋灶、舊蘇灶、新蘇灶、馮灶、公廟灶、摩天嶺灶、陳灶、謙益灶、茶煲灶（同名）、觀音山灶、梁灶、和王灶（龍冒灶）、中間灶、邊邊灶、茶園灶、倫地灶、永安灶、石頭灶、合義灶、馬鞍灶、塔灶、成德灶、岡邊灶、擔杄灶、有德灶、南吉灶、海坦灶、義順灶、路邊灶、上利西灶”。[5]
上列陶窯灶址並不是陶窯的總數。但當時如此之多的陶窯灶分佈在石灣周圍的山崗上，每天陶窯的煙火紅鳧沖天不息，竟成為人們譽為著名的石灣六景之一的“陶窯煙火”。
隨著石灣陶瓷業的蓬勃發展，為維護業主的利益而組成各種專業行進行生産，明天啟年間（1621—1627）“初為八行”，[6]至清代增至22行，即：大行9行：海口大盆行、水巷大盆行、橫耳行、花盆行、白釉行、黑釉行、邊缽行、埕行、缸行。
中行8行：塔行、缸行、紅釉行、扁缽行、大缸行、下窯煲行、中窯茶煲行、薄金行。
小行5行：公仔行、茶壺行、尾燈行、盞碟行、金箱行。
這些均是主要的傳統陶窯行，如果加上輔助性的生産專行，如砌窯行、燒炭行、擔泥行、落貨行、木炭行等，則達30多行。
各行的窯主和陶工又分別組織自己的聯會：窯主聯會稱東家會，陶工的聯會稱為西家會。東西家雖然是利益不同的組織，但為維護共同利益，可以共同商議，制定行規，規定各行生産的産品、規格、工價，不能從事他行的生産，不得擅自提價等。就我們參觀看到的清乾隆年間（1736—1795）和光緒二十五年 （1899）的《陶藝花盆行規》規定：凡違反共同商議制定的行規者，都要受到聯會的懲罰，以保各行生産的正常發展。這種石灣陶瓷業行規制度，直至民國初期仍然保留。
二、陶瓷的製作技術
石灣陶瓷大致分為選泥、制模、上釉、燒窯四個技術工序，才可成器供應市場。
1．選泥
這是石灣陶瓷成功的基礎，否則不能成良器。明清時期石灣陶瓷用泥分為陶土和瓷土兩種。陶土是石灣本地所産；瓷土則採自東莞、清遠、增城、英德、寶安（今深圳）、肇慶、中山、花縣（今花都區）等縣的泥土，尤以東莞泥最好。東莞泥分為白泥和二順泥兩種，白泥色白，粘性大，油頭足；二順泥色粉紅，耐火。縣誌載：
“白泥出東莞峽內龍頭村前水田中，村人掘取運販佛山各處，用制瓦器極良。”[7]
石灣陶瓷業主和陶工將本地泥和東莞等縣白泥搭配，製造出特別優質的陶瓷器，廣東百姓歡欣購買，銷售甚佳。
2．制模。明清時期石灣陶瓷制模方法已有六種：輪制、手輪制、捏制、雕制、模印和鏤孔。一般陶瓷成型製作分為原作和複製兩種。原作是一次製成的單件産品，方法有車作、團泥、合板、捲筒等；複製分為印坯、注漿兩種。在雕刻造型上，有四種手法：第一，貼
型，即在塑造基本缽體型後，以泥板捏塑完整的藝術造型；第二，捏塑，以手捏為主，少用工具雕琢，求粗不求細；第三，捺塑，在基本完成造型後，捺造各種裝扮紋樣；第四，刀塑，用刀為主加以雕琢。
3．上釉
明清時期石灣陶瓷的上釉技術有所創新，已遠超唐宋時期的青、黃、褐三彩器，創造了多種色釉的多彩器。正如時人范立昂記述：
“南海之石灣善陶，其瓦器有黑、白、青、黃、紅、綠各色，備極工巧，通行二廣。”
為生産多彩陶瓷，當時石灣陶工所用釉料和上釉方法十分講究。釉料分別採用植物灰釉和石質釉兩種。植物灰釉是以桑枝灰、禾草灰、谷糠灰、蜆灰和石灰原料為主，上于陶胎上；石質釉以石英、長石為原料，上于瓷胎。上釉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在泥坯上上釉，二是在燒制後的白坯上上釉。而上釉的技藝則分為蘸釉、涂釉、搪釉、潑釉、填釉、挂釉、雕釉、刮釉和涮釉等。上釉是根據不同的陶瓷器而定，一般是以倣宋代的“鈞釉”技藝為多。但明清石灣陶工卻不照搬宋代鈞釉“以紫為勝”的釉色，而是改為“以藍為勝”釉色，使陶瓷器呈現稔花色、翠毛藍、玫瑰紫、石榴紅等釉色，燒制出比宋代“雨過天晴”的釉色更加濃艷的“雨灑藍”釉色，受時人特別是歐洲人的青睞而銷售國內外。筆者2006年到英國參觀大英博物館亞洲館中國廳，就看見有一個小玻璃展櫃內擺設著8件“雨灑藍”的瓷器（見下圖），十分精緻。
4．燒窯
這是石灣陶瓷生産是否成功的工序。據明永樂年間（1403-1424）的《崇本堂霍氏族譜》記載，明初曾倣元代用的龍窯建造“文灶”窯燒制，此種窯長80米，有兩排火眼分別設在窯兩旁，相距70-90釐米左右。窯頭設有火堂，窯兩邊有門。窯用松枝、雜草燒陶，由於火眼集中于窯的兩旁，造成窯中溫度不均，不能有效控制溫度。正德年間（1506-1521）改建成“南風窯”（見下圖），吸收“文灶”的長處，改革短處，把窯兩旁的火眼增加至五排，一排一下火，共34下火。火眼相距縮小至7-8釐米，用作投放木柴捆，同時在窯頂部增設火眼，使窯溫度大增。窯長亦由80米縮短至40米。
雨灑藍瓷器（作者攝于大英博物館，2006年）
這種“南風窯”裝燒陶瓷分為正燒和疊燒。正燒是將陶瓷件放入匣缽內，使陶瓷件保持乾淨，不沾窯渣。疊燒則不用置入匣缽，直接將陶瓷件疊裝，以充分利用窯缽，一般用此法燒制粗件和日用陶瓷。裝窯時，根據器坯放置不同而疏密相異，形成不同的空氣流通效應，有效地控制窯內的還原焰和氣化焰，使陶瓷件燒出較理想的效果品質。同時，將柴劈小從火眼直接投送窯內，容易成功地控制窯內的溫度升降，又可以按照不用陶瓷坯件選擇不同的燒窯方法，燒出各種品質理想器件。所以這種“南風灶”從明清以後500年間，一直窯火不斷，産銷旺盛。2010年7月，國務院公佈“南風灶”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又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被稱為“活的文物，移不動的國寶”。
明南風灶圖（作者攝于2003年）
根據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一書第七卷“陶誕篇”記載，當時“南風灶”使用的燃料是木柴。一般燒窯需要3—5天，期間工人輪流值班投入木柴，加柴的方式和速度、木柴的種類、天氣的情況、空氣的進流量等細緻因素，都會影響窯內陶瓷器色澤的變化。部分摻有高嶺土，以及含有其他氧化銅、氧化鐵、氧化亞鋁等天然色彩成分的原料，于燒制時會自然在陶器表面結成一層薄釉。用木柴燒窯，陶器釉色表現雖然不如瓷器均勻，但柴燒過程中出現的釉面效果變化卻有其獨特的美感，不可完全由人力控制的釉色窯變，總是有出乎人意的陶瓷品出現。如火制肌理、焦土肌理、狹霧肌理、芝麻點肌理、侵蝕肌理、流釉及垂釉等窯變效果，在胚體表面形成不同的紋理及感觸。這些多變的色彩及窯變效果，均是由泥土中的礦物成分、火焰走向、灰燼落點、余燼堆砌、燒成時間、氧化還原強度技巧、降溫方式及速度等所影響的。
石灣陶瓷使用這種“南風灶”，涌現出許多傑出的制陶和燒陶工匠藝人。據介紹，有明代的可松、楊升、楊名、陳文成、祖唐居、粵彩正記；清代的文如壁、黃炳、
陳謂岩、朱禽軒、潘玉書、潘鐵逵、歐大記、劉左朝、廖松等。其中可松、黃炳、陳謂岩、潘玉書被譽為“明清四大家”。潘氏為南海縣九江鄉河清村人，他所制的造象和人物陶瓷，傳統技法功底深厚，又擅吸西方雕刻之長，均注重形象之刻畫及表紋的主刀法，塑造人物的傳神，形態如生。尤擅塑造仕女，從不製作反面人物。平生著名作品有貂蟬拜月象、踏雪尋梅、貴妃醉酒、大喬小喬、花木蘭、文成公主等象。並曾為孫中山、陳炯明、張之英等人物製作全身或半身象。他的作品下款有“潘玉書制”，以資直作。
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記述：
“南海之石灣善陶，凡廣州陶器皆出石灣産。”“石灣之陶遍二廣，旁及海外之國，諺曰‘石灣缸瓦，勝於天下’”。[9]
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石灣陶瓷就通過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的海上絲綢之路運銷歐洲各國，深受貴族富豪購買、收藏。[10]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國“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首航廣州貿易，通過廣州十三行商購買了包括石灣彩瓷的各種瓷器962擔，於是年12月返航紐約，甚受美國人的歡迎，很快被搶購一空。連美國總統華盛頓（G·Washingon）亦購買一批瓷器使用和收藏。[11]特別是雍正年間（1723—1735）燒制的粉青釉單色四方壺，最受美國人愛好，被搶購享用和收藏。2009年8月，我到華盛頓遊覽，在國會廣場參觀美國藝術博物館，就看到一尊雍正時燒制的單色四方壺（如下圖）。
單色四方壺（作者攝于2009年）
三、陶瓷業的經營方式
據資料所知，明清時期石灣陶瓷業屬於一種民間經營生産性質，而且是商品性生産，經營方式有三種。
1．家庭小作坊
這是經營石灣陶瓷業的主要方式。內中又分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一個家庭成員為主，兼帶一兩個陶瓷學徒，承擔從製作到銷售陶瓷産品全過程。作坊家庭自建一個稱為饅頭窯進行生産。産品自行銷售或賣給商人承銷。也有一种家庭不自建窯，而向窯主租窯燒制。也有一些陶瓷戶從東家領取原料回家，按東家要求式樣燒制産品，以計件領酬方式出賣燒制勞動力。第二種形式是農民除種田外兼營陶瓷燒製作副業經營收入，幫補家庭經濟。這兩種形式的家庭小作坊經營方式，一般在家庭前面是店舖、後面是燒窯爐場，住宅也在其中。學徒是沒有工錢的，僱主只供吃飯。據光緒二十五年（1899）的《陶藝花盆行規》的規定：
“四方君子到店學師，不付工資，每季入行銀一十二五毫。”[12]
“其入行銀，議五日先交一半銀，余一半銀，以至遲對月十八日一概交清。如不交足，即要該店著此人即停工。倘有抗違，定然傳貼通行，將此人永遠出行，決不恂情。”[13]
這種小作坊所招學徒數也有限制：
“以每店六年教一徒，此人未滿六年，該店不準另入新人。”
可見學徒對店主有相當的依附關係。
2．合夥（股）經營
這种經營方式亦分為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若干家陶瓷戶共同合股投資較大型的陶瓷窯，招募一定數量陶瓷工人，燒制較多的陶瓷産品，或直接投向市場，或批發給專營商人，所賺利潤按股分紅。第二種形式是地主富豪各出雄厚財力合股經營大型陶瓷窯一個或數個，雇請大批陶瓷工進行大量陶瓷燒制生産，向市場銷售産品或招商人批發，賺取豐厚利潤，後按股分紅。
3．宗族經營
這需要有大量資産的宗族投資。如永樂年間（1403—1424）崇本堂霍氏家族就有以族産投入文灶陶瓷大作坊經營的記載。其族譜記載：
“我三世祖原山公置遺燒作缸瓦窯，坐在大岸塘坊附近的莘村岡，窯名文灶。”
“石灣橋頭廖氏族産投資鳳鳴灶陶瓷燒制；清代時埋邊蘇氏宗族族産投資蘇社陶瓷燒制等。因為族産豐厚，所雇陶瓷工人數量更多，從而生産更大數量的陶瓷産品供應市場。”
本文作者：黃啟臣（作者為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
本文係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註釋
[1]霍韜：《霍渭崖家訓》，“貨殖第八”。
[2]李景康：《石灣陶業考》第102、120頁，上海書店，1990。
[3]清光緒二十五（1899）《陶藝花盆行規》，見《明清佛山碑刻文獻經濟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
[4]清光緒手抄本：《南海鄉土志》，“礦物製造”。
[5]參見區瑞芝：《石灣史簡介》。
[6]李景康：《石灣陶業考》第120頁，上海書店1900年版。
[7]民國10年（1921）修《東莞縣誌》卷15，《物産》。
[8]范端昂：《粵中見聞》卷17。
[9]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6，《錫鐵器》。
[10]C·R·Boxer，The Gread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p179。
[11]黃啟臣：《清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中美貿易》，《嶺南文史》2014年第2期。
[12]《明清佛山碑刻文獻經濟資料》，光緒二十五年（1899）《陶藝花盆行規》，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
[13]石灣《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譜》卷4，“文灶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