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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漢以後，廣州一直是海上貿易的主要城市、主要起點之一，承擔了海上商路的開通與發展重任。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後，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的獨口通商口岸，商業貿易繼續繁榮興盛。越來越多的歐美商人進入中國，中國落後的醫療條件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同時也因為傳播基督教事業的需要，醫學傳教士隨之進入中國，借醫學傳播基督教，併為在廣州的商人及傳教士服務。
一、眼科醫藥局的的建立
1834年，美國公理會派遣傳教士彼得·伯駕來華，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的醫學傳教士。1835年11月，伯駕在廣州新豆欄建立眼科醫局，此為中國最早的、延續時間最長的西醫院，被認為是西醫入華的里程碑，從此，中國醫學發生了顯著變化。1859年，眼科醫局由第二任院長傳教士嘉約翰改名為“博濟醫院”，此名字一直沿用至1952年。博濟醫院建院之初，便顯示出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合作機制。
博濟醫院
眼科醫局坐落在面向珠江的一片外國商館之中。這是一棟三層樓的房子，位於豐泰行7號。門口開在新豆欄街。走進門是一個大廳，鋪著石頭地面，兩側各有幾個通往房子內部的門。入口處用中文寫著“普愛醫院”（PuAiYiyuan）的字樣，這可能是伯駕給醫院取的中文名字，不過沒有傳開[1]。當時廣州，外國人被嚴格限定在狹窄的範圍內活動。
因此，伯駕無法找到一塊新地皮來建醫院大樓，眼科醫局只能建在十三行裏，稱為眾多“行”當中的一個“行”。[2]這是他以每年500元的租金向當時的浩官伍怡和（即伍秉鑒）租下的房子。但是，第二年起，伍秉鑒即把房子免費借給他使用，使醫院得以擴大，直至1856年倒塌為止。廣州十三行創立於清康熙盛世，是清政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1757年乾隆帝頒布對外經商上諭後，十三行成為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從事外貿生意的機構。而伍家的怡和行是十三行最大的行商，第二代主持人伍秉鑒為時任世界首富。眼科醫局建在此處，伯駕既能保持與歐美商人的緊密聯繫，又能與當地老百姓進行密切接觸。英國皇家醫學院成員、英國商船駐船醫務官唐寧便在1840年出版的著作《番鬼在中國》中大篇幅記載了眼科醫局的具體情況及影響：醫院是免費的，為病人帶來許多便利。“醫院的名聲很可能將沿著交通的主渠道帝國大運河而傳播出去，現在它的名聲已經傳到古代的首都南京。”[3]
為使醫院取得當地認同，伯駕作了許多努力。突出一點是他選擇眼科作為帶頭醫學登陸中國，這是由於他發現當時的廣東，可能由於空氣高溫和乾燥，眼疾常見病。此外，中國人的身體特徵也會導致眼疾普遍發生，因為中國人的眼瞼曲線容易發生倒睫，導致失明。還有一個原因是西醫治療白內障幫助患者恢復視力，比中醫更有效。因此，伯駕決定把注意力集中在單一病種——眼病上。否則，他將無法應付數量龐大的病人。[4]
1835年11月14日，眼科醫院開張當天，一個病人也沒有，第二天只有一位女病人。但是，醫院很快就門庭若市。據《中國從報》指出，第一季度（1835年11月4日—1836年2月4日）共有925名病人到醫局就診，其中男病人655名，女病人270名，還不包括只要幾粒藥丸而未登記的病人，診斷病例共計1057例。[5]以至於伯駕不得不提高醫院管理效率。他發明瞭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掛號系統。他在門房裏備有一些用中英文標明號數的竹牌，一張竹牌就等於一張通行證，病人按照竹牌的先後順序看病。他還建立了病案庫，將每位初診病人的姓名、病症、編號（從醫院開辦起計算）、就診時間等，都記錄在案。[6]眼科醫院不收取任何病人費用，病人如果給醫生
送禮物，也會由醫生轉贈醫院。[7]除此之外，眼科醫局也創下了中國西醫史上許多第一——第一例眼疾手術、第一例卵巢切除術、第一例膀胱取石術、第一例乙醚麻醉術、第一例氯倣麻醉術、第一例病理解剖術等。
二、眼科醫局與外國商人
伯駕也住在外國商館裏，房子由美國商人、“馬禮遜號”船主奧立芬免費提供。商館離珠江北岸300英尺（約等於91.44米），是一排狹長建築物，佔地大約12英畝（約等於4.85萬平方米），每一個商館由幾座兩三層高的房子組成，屋頂通常有露臺，通過拱廊或拱門過道與其他商館相連。商館正對著珠江，前面是一片平整的廣場。房間很大，空氣流通，僕人們打掃得非常整潔。商館寬敞高大，裝修豪華，風格中西混合，經常出現在當時的繪畫上。[8]商館前面被兩條街道和一條小巷分開，每一條街道上都是店舖。外國人稱之為新中國街、老中國街和豬巷（HogLane）。連接著廣場和商館後面的十三行街。人群密集，非常狹窄。[9]在商館附近的街道上有大量的小店舖，出售各種各樣的商品：絲綢、玉器、瓷器、漆器、食物以及其他很多無法確定的東西。除這些坐賈外，還有許多沿街叫賣的小販——賣傘、剃頭、江湖遊醫、占卜者，以及乞丐。在廣州旅居的商人們過著奢華的生活，並且與生意夥伴——那些富可敵國的行商們的生活方式非常接近。這很大程度上對伯駕的生活帶來影響，儘管他是虔誠的有著苦行傾向的基督教徒，但是他無法不像他的同胞們一樣生活，這意味著他實際上過得非常好。
伯駕在傳教士及商人當中的名聲和人緣都非常好，被描述成一位“非常冷靜，是個非常虔誠的人，也是個精明能幹的管理者。……他很清楚公眾的重要性，他也許是中國傳教會最好的籌款人，當然也是最有本事的説客。”[10]這使得商人們非常真誠地支援他，提供管理、資金甚至醫療上的幫助。在1836年的眼科醫院報告中，伯駕表示感謝“在中國的朋友和捐助人主動的慷慨捐贈，總額達1800元”。[11]而在舊廣州貿易結束時，從美國和英國來的資金和新醫生使醫院得到極大的擴充。
在伯駕的捐款者當中，也有許多鴉片販子，伯駕雖然不齒這類行為，但是依舊接受他們的捐款和幫助。因為這也是鴉片販子們的日常宗教服務之一。如鴉片商頭子威廉·查頓，便是受過訓練的醫生，他經常在眼科醫局幫忙。同樣經常參加宗教服務的還有旗昌洋行的約翰·記連，美國鴉片商中最重要的人。這些交往説明瞭眼科醫局不僅是外國商人們的醫療場所，也是宗教活動場所，已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眼科醫局與中國士紳階層
伯駕治療成功的事跡很快流傳海外。據台灣地區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梁其姿教授推測，日本社會的種痘事業源於伯駕，可能是他將皮爾遜關於種痘的著作于1838年帶至日本，使得種痘作為完全意義上的公共衛生活動，成為明治維新的一部分。[12]這一事例説明，沿著海上絲綢之路，伯駕和眼科醫局已經受到廣泛認同，在東南亞地區産生影響。
眼科醫局在廣州廣為人知。1837年，伯駕寫信給自己的美國朋友説：“他在中國的朋友越來越多，無論走到哪，他都被認出來。”[13]在當地上層社會和士紳中，伯駕也享有盛名。一位廣州知府的馬姓師爺患了白內障，經過手術視力完全恢復。出院時，他特地找了一位畫師去畫下伯駕的肖像，以便他可以日日供奉。還寫了一篇頌詩，敲鑼打鼓鄭重獻給伯駕：“乙未年九月，[14]伯駕醫生渡海來粵，開醫院，顯才能，不索鈔。日療病患，數以百計。朝朝暮暮，不吝資費，不辭辛勞，以慈悲之心腸，撫病患之苦難。”[15]在詩的末尾，他還將伯駕與中國醫生作比較，認為中國所謂的名醫索取重酬，遷延累月依舊沒有任何成效。而伯駕謙虛低調，將治病的功勞歸於上天，人品極為貴重。
1838年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記載了一位病人寫給伯駕的小詩：“尋醫留住五羊城，幸遇真人善點睛。已喜撥雲能見日，從教污濁轉清明。”患者眼珠痛、頭痛、肚痛，痛得茶飯不思，認為自己是“氣滯，血少，大便結，虛火猛盛……”。他想回家，但是路遠回不了。詩裏沒有寫他是如何找到伯駕醫生的，但他抱著碰運氣的心態來眼科醫局。伯駕治好他的眼疾（從“撥雲見日”估計是白內障）後，他的頭痛、肚痛也消失。所以，他給伯駕寫下了感恩的詩。“我居重樓越兼句，所聞療治皆奇新。治法迥與中國異，三分藥石三分針。求醫之人滿庭宇，肩摩膝促猶魚鱗。癱疽聾瞽雜焉坐，先生周曆如車輪。”[16]《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裏還同時記載了這首小詩。美國第一位漢學教授、最早來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之一衛三畏，在自己的漢學著作《中國總論》裏也記載了一首詩：“側聞花期國，良醫蒞中土。風濤萬里余，唯願拯疾苦。為人行善事，塵土視金錢。造福人世間，此心唯拳拳。永志醫者德，神技四海傳。豐碑樹心中，讚美長綿綿。”[17]在這些稱讚的詩作裏，可以看出伯駕的病人多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
在一幅著名的伯駕指導學生關韜治療眼疾病人的油畫中，畫家精細地描繪了伯駕的室內佈置。在一面墻上挂了一幅書法，上書：“妙手回春，壽世濟人。耆宮保書贈伯駕先生”。[18]這位耆宮保即為時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耆英。1843年11月，耆英慕名來到眼科醫局，伯駕治好了折磨他二十多年的皮膚病。為表示感謝，耆英寫了這幅書法。同時，他還向伯駕詢問了西醫治療情況，認為西醫和中醫一樣能夠達到治病救人的效果。鋻於耆英的特殊身份，他的讚揚無疑是對眼科醫局及西方醫學的肯定和宣傳。後來，耆英又多次帶領下屬官員來到眼科醫局就診，這充分表明伯駕和中國官員的關係非常不錯，眼科醫局已經成功取得上流社會的信任和肯定。
伯駕最著名的一位病人是林則徐。《中國從報》曾經公開發表伯駕關於1839年的醫院工作報告。當中寫道：“林則徐通過南海知縣和浩官向我索取治療疝病的藥品，我詳細説明瞭這種病的性質，畫了一幅病變部位的解剖圖，還説明歐洲人治療這種病的方法，然後告訴他，為了減輕症狀，必須帶上一種拖帶。在這以後，他立即赴虎門行事，一直拖到秋天再來求醫。疝氣帶送去給欽差大人之後，健康狀況良好，只是當他咳嗽時帶子易滑落，從這可以判斷，他似乎還有氣喘。我給他送去了一些藥，為了道謝，他送來了水果等禮物。”[19]伯駕詳細描述了他與林則徐的七次交往，除了治療疝氣外，林則徐還向伯駕諮詢了包括鴉片治療、航海地理、文書翻譯以及法律諮詢等問題。在伯駕和林則徐的交往當中，“作為傳教士的伯駕，已經具有了外交家的意識和眼光”。[20]
眼科醫院的敘述説明瞭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商貿之路，也是醫藥交流之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雙向流傳，中國近代誕生了一大批西醫院，這些西醫院參與構建了近代東西方醫學文化關係的龐大網路。通過這一細小的窗口，人們可以看到，東西方文化交流一直處於彼此環繞和交錯的複雜狀態，它除了為貿易雙方提供社會服務，展示西方先進文明外，還擔任了醫學外交、媒介傳播等角色。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的現代醫學基本與世界醫學保持同步，也對中國醫療體系、疾病觀念、公共衛生等産生了重大影響，開始對以中華文明為核心主體的統治秩序進行衝擊。中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醫療文明沿著海上絲綢之路不斷磨合，産生了類似“中西醫結合”、“中西醫匯通”等混合概念，磨合過程至今仍在延續。沿著海上絲綢之路，中國醫學走向西方，西方醫學也走向中國。
本文作者：朱素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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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20]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M]。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第87頁，2008。
[2][3][6][7][11][美]嘉惠霖、瓊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M]。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第44、46、48、49、55頁，2009。
[4]GUANGQIU XU.“ AMERICAN DOCTORS IN CANTON( Modernization in China,1835-1935)”.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U.S.A)andLondon(U.K):24。
[5]TheChineseRepository,vol.4:464。
[8]香港歷史博物館藏有一批清咸豐年間的關於十三行圖景的繪畫。
[9][10][美]雅克·當斯著，周湘、江瀅河譯：《黃金圈住地——廣州的美國商人群體與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1784—1844》。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第18、35頁，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