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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官方的學制，有國學（太學）與鄉學（小學）。書院是官學系統之外的教育形式。最初由唐代的書齋逐步演變而來，興盛于宋明時期，尤其在明代理學講學潮流的推動下，書院的數量和講學活動達到鼎盛，書院亦從最初的個人治學、讀書之所，逐漸演變成收徒講學、學術傳播與學術交流之所。書院具有官方和民間兩種性質，不僅能夠接納民間學子，而且在思想學術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且講學者多為知名學者，或“聘薦紳宿儒、學問淹貫者為之師”。[1]至清代，書院已成為官學系統的補充。歷史上，書院在學術的發展和造士育才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歷代河源書院
河源縣有官學（儒學），始於“宋端平甲午（宋端平元年，1234 ），縣尹林魁辰始建學于縣北一里許。淳祐壬寅（淳祐二年，1242），縣尹夙子興重修，因兵革而廢。明洪武二年（1369），縣丞鍾鎰遷于縣東之織女池傍。”[2]河源縣有書院，始於明代弘治年間（1488—1505），邑舉人陳希文建的讀書處“湖山書院”，屬私立，名為書院，實與書屋同。官立書院始於明正德十二年（1517），時任縣令鄭敬道為興一方文教，以嶺南第一進士古成之“為南粵倡”，在下城建立“倡南書院”。嘉靖二十七年（1548），知縣黃錦建“觀瀾書院”及“崇文書院”，皆為官立性質。此外，清初，上城西門對面外有“紅花書院”。清光緒十七年（1891），河源縣屬各鄉紳募集資金，在惠州府城（今惠州市龍船街開辦了“三江書院”。
明代正德至萬曆年間，陽明（王守仁）、白沙（陳獻章）之理學盛極一時，其各師承弟子于各地開設書院，傳播理學，講學興盛。晚明時期，河源同樣受粵東尤其惠州文風的影響。“粵東化從南暨，聲教統同，惟南軒為河源學記。而陽明風采，又曾經歷，河源聞風興起，必有其人，如李樹東者，出自歸善楊復所之門，立社“新芝”，慨然以道學為己任。”[3]李燾的次子李樹東（歲貢生），師從理學名臣楊起元，在河源論道講學，傳播理學新思想。
二、清初河源書院的衰落與興起
清順治四年（1647），惠州協鎮副總兵黃應傑以惠州城降清後，隨即與右協副總兵李定國率兵進軍河源、龍川等地，河源城破。民眾為躲避兵燹干戈，多逃至鄉間，或隱于桂山，官學、書院及學子皆空。至順治七年，待時勢稍穩定後，前朝學子才被逼應鄉試科考，陸續返城。明清鼎革，漢族知識分子都面臨著命運的抉擇，不少前朝學子為堅守遺民氣節，或避世遁入空門，或寄情于山水間，學校書院了無生氣。而康熙年間的遷海，又給百姓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民眾流離失所，社會民生凋零，教育衰落，人文不振。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煐出守惠州，下車伊始，所見到的是這樣一種人文生態：“及抵郡，湖山無恙，而古跡名勝則鮮有存者，蓋干戈之息未久也。誦讀之士，往往散處山谷鄉落之中，索居離群，聞見寡眇”。[4]可見惠州府城及十屬各縣的人文生態頹廢凋零。
清初，清廷對漢族知識分子亦懷有戒心，採取以壓制為主、懷柔為輔的策略。為籠絡士心，遂重開科舉。鋻於晚明書院講學興盛、明末被指為“空談義理”的教訓，為鉗制思想言論，通令“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5]雍正即位後，認為生祠書院之設，不少已成為地方官員浮誇顯名之所，諭令：“其現在之生祠書院，如實係名宦去任之後百姓追思蓋造者，準其存留，其餘俱著地方官查明，一概改為別用，或為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6]因此，各地有不少書院，改為義學。“這一時期，雖有書院的名稱，也要以所指定義學的準則為實”。[7]書院改為義學，即使仍存書院之名，其性質亦已發生變化，並逐步受朝廷的意識形態所控制。由於當時各地書院在地方教育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清朝廷亦意識到，若禁設書院，必然會激起漢族士人的不滿，激化社會矛盾，不利於籠絡、利用漢族知識分子的策略，只好將書院逐步納入官學化的軌道。
清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政權已穩定，當局認為只要把控好書院的教育方向，就可以牢牢控制漢族士子的思想，從而力推書院建設，諭令各地官府興辦書院。雍正諭旨：“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為，而讀書應舉者，亦頗能屏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材之一道也。”[8]自雍正年間起，各地興辦書院。“至嘉慶初年，這時因開放與獎勵的緣故，書院便蓬勃而興，但書院內容、已由私營的轉為官立的，由自由的轉為干涉的，由理學的轉為制藝的了。”[9]清代後的不少地方書院，從開始改為義學，又從義學恢復為書院，名稱雖同，但其性質已發生改變，失去了明代自由講學的氛圍。因此，有清一代，大部分書院已轉變成為科舉考試提供生員為目的。地方官學（儒學）學額有限，而書院可招試部分童生，成為官學教育學制的輔充。
三、槎江書院的設立
槎江書院的基址在上城東門內，原為守禦千戶所。明初，守禦千戶所在下城東門內，下管義合、藍口等五屯，設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三員，吏目一員，司吏一員。明萬曆十一年（1583），上城建成，守禦千戶所公署遷至上城東門內。入清後，守禦千戶所設千總一員，管理屯事。明萬曆至清康熙年間，千戶所公署附近有義學、有文昌殿。入清後，義學已破舊簡陋，童生甚少。基址低窪，水漲則潦。土壁泥垣，難蔽風雨。至雍正三年（1725），千戶所裁撤，裁歸縣管。知縣劉延泰就千戶所舊址擴建義學，這所義學，也就是“槎江書院”的前身，童生肄業其中。
為修繕義學，改善辦學條件，官府在經費上給予支援，雍正八年（1730），知縣何齊聖撥崇報寺租谷二百多石助辦義學。雍正九年，知縣沈曾同準士子呈請，將原明天啟元年（1621）任河源知縣李生文捐俸置田資助士子文會並祀文昌的嘗典，毎歲計租八百餘金，充入義學的公費。
清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諭令各地開設書院，遂將義學名稱改成書院。因大門東面有槎江，故稱“槎江書院”。經修繕擴建，書院規模初具，肄業童生頗眾。書院大門及儀門向東，中堂供文昌神像，後有房室，左偏為書齋，共一二十楹，樹木幽邃，無塵囂之擾。每年縣令延請地方名儒入主講席，擇邑士之誠實端方者董理租谷，除完納官餉外，供給書院祀神、葺屋及修膳之費。
乾隆年間，相繼履任知縣者有陳張翼、張起麟、黃槐等，對學校育才事業尤為關切，政暇之餘，蒞臨書院講學。增膏火、立賓興、樹祀典，捐俸修葺書院設施，不斷完善書院規制，一時文風蒸蔚。其後近百年間，歷任縣令均有支援辦學經費，書聲朗朗，人才濟濟。闔邑學子，咸受教育。
書院的學習課目，主要習四書五經。考核童生，除四書外加經文一篇，“擇品學兼優之士”錄取。其出題之法，首《詩》、次《書》，又次《易》《禮》《春秋》。
四、官紳集資增建考棚
清道光十五年（1835），朝廷發佈聖諭廣訓：“整飭學校以勵人材。著各督撫嚴飭地方官，其書院房宇、租田，隨時妥為修理查辦，不得任聽傾圮及鬥胥人等朦混侵蝕。捐建義學，以資倡率。書院肄業生童，必須嚴加甄別，不得瞻徇情面，濫行去取。延請院長，必須精擇品學兼優之士，不得徇情濫薦。”[10]一時地方官府大力支援地方書院建設，官民士紳踴躍捐輸，河源地方士人也積極參與捐資辦學。道光二十一年（1841），因槎江書院經數十年風雨侵蝕，陳舊不堪，考棚亦不完備。城鄉紳士湛露湑、劉維謙、鄒忠、賴心亨、陳康民、鄺粵翺等，同議修繕書院，增建考棚。先請示于前任縣令陳起禮，向縣屬官紳民眾募捐，籌募得白金七千余兩，於是鳩工審勢，度地選材，中間建樓閣一棟，樓閣內立文帝位。東、西面建兩考棚，計坐號二千一百餘，作為童試考場。後棟有龕，立祿位牌，祀樂於捐款者。重新築造書院前後四棟，內外學舍一十四間，規模蔚然大觀。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告竣，李景雲、蕭居權、蕭居敬三人始終經理其事，知縣陳起禮、胡宗政等主事有力。縣令胡宗政為書院講堂題額“育德”“儲英”。[11]
槎江書院圖
五、辦學經費來源
槎江書院辦學經費的來源，主要是通過地方官府撥款、民間捐助、官紳捐助等方式維持常年開支，或捐錢、捐物、捐田。其中有明末義學開辦以後及清初書院開辦以後，歷年官紳所捐田地鋪屋。書院所有的田稱之為“學田”，除學田收租外，另通過店舖出租生息，供“膏火”“賓興”及辦歲科考試等一切常年公用需費。學童考取廩生後，有官府補助膳食費，稱之為“食餼”，貧生亦有適當的燈油筆墨費補助，稱之為“膏火”費。
清中葉後，亦有沒收娼寮場屋充書院公費的情況。道光年間，老城外牛崗一帶有娼寮數所，至咸豐、同治間，娼妓大盛，包括栗子園（即近北門街口處）所添築樓舍，歌管盈耳，名為“同慶街”，以牛崗處為“同興街”。同治六年（1867），前任縣令麟壽將牛崗娼寮封毀充公，撥出充公地片一塊，令槎江書院司事酌量建造門店生息，作加給生童嘗典之用。同治八年，知縣岑傅霖撥出充公銀壹百兩，買沙邊街近河塹瀝閘內店舖一座，遞年送納租錢壹拾千文，以七成歸槎江書院，增生童正課膏火各二名，以三成歸兩小義學蒙師，均分其租錢。同治十年，知縣彭君谷撥歸槎江書院充公田，田在東埔約響水坑、下屋塘等處，大小七坵，批給佃戶承耕，遞年送納租谷肆石，為生童嘗典之用。另：河塹瀝橋側店地底半所，遞年送歸槎江書院嘗典錢陸千文，批與佃戶承租。這些有力的資金支撐，使得槎江書院的辦學條件不斷完善。
槎江書院的生童來源於縣屬各鄉約，學額編制歷年有差。由地方官府制定招生定額，學童有二類，稱為“正課生”“副課生”。同治年間，收正課舊額生監十名，童生四十名，每名月給膏火凈錢貳百文，給至八個月為滿。後來有了沙邊街店租收入，遂增加生童、正課各二名。歲、科兩試，邑中童子執卷至者不下二三千人。自設槎江書院延師講學以後，文風加暢。邑中生童，欣欣向學，士心鼓舞，學風大盛。
六、掌教書院的本地才俊
從義學到槎江書院，其師資來源主要聘請邑中俊秀掌教，亦有授官外地的官宦、教諭等
邑中才俊歸休後受聘為院長，[12]百餘年薪火相傳，為河源縣屬各鄉培育了一大批俊才。其中佼佼者有：
蕭聚岳，號遜山，蕭維藻子。舉優行廩生，品詣端嚴，不茍隨時好，力學至老弗衰。尚義樂施，邑諸營繕，悉倚任之。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縣喻寶忠宰源，議建燕石塔，舉蕭聚岳首董其役，兼理書院事務，歷七載。院舍久多蕪圯，蕭聚岳庀材修築。需金二百兩有奇，悉自捐貲，不煩公款。
鄺世熊，號漁溪，新城西街人，鄺師益長子。乾隆三十五年（1770）恩科舉人，禮闈疊薦不售。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揀選知縣，因父母年耄，告終養。授徒數十年，主講槎江書院，門下士數百人。生平學篤教殷，凡一文一辭，其意義出處以及音畫，莫不研究詳釋。著作甚豐。任潮州府揭陽學教諭，卒年七十三。
廖鳴球，字韻壇，河源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舉人。性聰敏，品端學粹，尤長于詩。為諸生時，試輒冠其曹。以大挑一等出宰江蘇寶應，建小學、立詩社，殷勤課督，一時才士多賴其裁成。墾田八百餘畝，民于其地樹碣紀實。調宰如皋，修茅山書院，增廣膏火，購置書籍。復於水繪園、知味軒等處與多士論詩談藝。充清嘉慶三年（1798）江南同考官，歷署北捕通判、江寧同知。解組歸，宦槖蕭然。辟“夢草堂”以居，猶如寒士。會爛屐四亂作，廖鳴球率鄉民增築城垣，以資守禦。未幾，大吏委令牛某與邑令祝某清丈河源田土，當事者操之過促，致興“先斬竹，後殺牛”之謠，廖鳴球力請於官，其事始寢。晚年主講槎江書院，視生徒如子弟，故論師範者，鹹稱道勿諠雲。卒于家，著有《夢草堂詩稿》。
蕭炳揚，南湖人，號薰壇，清嘉慶十二年（1807）科舉人。任河南懷慶府原武縣知縣，下車伊始，祥符地方。黃河決，僱舟發粟，拯濟災民，幫辦出陜兵差。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牟縣黃河決，復奉憲檄，僱船拯溺，捐廉飩數千觔賑饑，是歲三汛安瀾。居官潔已奉公，鄂撫順安奏保，加知州銜。時值連年災饑，稟請緩徵外，復捐廉賑濟。旋以積勞成疾乞休。上憲奏準回籍調理，並奉上諭：“辦事勤奮，悃愊無華。練達老成，將來正堪起用”。歸田後，清風兩袖，主講槎江書院，以栽培士類為己任。咸豐元年（1851）卒，壽七十一。
劉維謙，號虛谷，城外義榮坊人。清嘉慶十八年（1813）科拔貢，主講槎江書院，修文廟、建考棚，凡有關風化之事，必為之倡。城北龍津渡昔未施濟，船戶需索不堪，行人苦之，劉維謙呈請施濟。壽七十三。
江紹僖，號希逸，江紹儀胞弟。清道光十七年（1837）拔貢，道光二十年順天舉人。質性溫厚樸實，主講槎江書院，訓誨生徒，多所成就。聯局團練，除暴安良，如建炮臺、修縣署及學宮，凡邑中興利除害之事，莫不首倡。年四十六，未仕卒。
鄒邦達，號穎卿，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科拔貢，職授州判。生平嚴氣正性，見義必為。道光二十八年修學宮水道並填河塹瀝，隨于城西隅築建義冢，籌款祭掃。時有寇警，即首聯三社團練局募丁防守，賴以安堵。主講槎江書院。咸豐四年（1854）逝，時年四十一。
李景雲，字慶星，上郭龍頸巷人。持躬謙謹，重道崇儒，急公事如已事。邑向無考棚，童試苦之。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議增建考棚于書院兩旁，因工程浩大，多有難色，李景雲毅然捐金為倡。自此，人皆踴躍，遹觀厥成。時崇聖祠傾圯，宮墻外石欄杆未更改，即于考棚告竣後，與蕭居歆、劉其緯三人督修成之。他如施要渡、修通衢、賑饑備荒諸美舉，罔不盡心以倡其始。壽六十有七，由貢生加同知銜。
七、奉祀于書院的歷任宰官
胡國楠，字兼弼，桂洲人。國楠少負才名，以廩生貢優行署陽江教諭。清雍正七年（1729），補河源，勤講課、卻修脯，士鹹愛戴之。先是河源少中第，逮是科名大振，上官並獎之。歸，卒于家，河源人祀于槎江義學。
陳張翼，浙江名孝廉。清乾隆七年（1742）任河源縣令，政尚溫平，百廢俱興。精通地輿形勢，定兩城東向大局。尤以整飭學校為事，黌宮故樸隘，陳張翼即捐廉為倡，增其式廓，規模一新。造文閣、奎樓于東角，辟青雲路于北隅，作鼓樓以達雙城秀氣，開文明門以壯學序觀瞻。先是邑志僅殘篇斷簡耳，陳張翼廣為搜輯，彚纂編次，親覽山川形勢，手繪全圖，梓行六卷，於是乎志有完書，迄今重修邑乘，悉奉陳編為圭臬焉。祀牌槎江書院。
張起麟，陜西進士。清乾隆十九年（1754）任河源縣令，和易愛民。倡修鳴鳳橋，得殿撰梁國治序碑，以發揚盛事，時論偉之。于學校尤關切，嘗率諸生集書院講貫，厚其膏火。然自待必省約，及遷去，宦囊蕭索，邑人思不置，祀牌槎江書院。
鄭長年，甘肅舉人。清嘉慶二年（1797）任河源縣令，狷潔穩練，門絕苞苴，草羨除蠧，賦戶使得自納，裏胥無所庸其姦。勤慎官事外，別無所營，有古琴鶴風。罷歸，篋中惟文書數卷而已，祀牌槎江書院。
涂晉，江西人，翰林院庶吉士，清嘉慶十五年（1810）由庶吉士改授河源令。亷明平允，凡所欲為，計定卒莫能易，人不敢幹以私。公余，必詣書院諭士子，講求實學，先器識而後文藝。邑人士文風蒸蒸日上，皆晉陶成之功致之也。六十年後，耳猶聞頌賢宰聲。祀牌槎江書院。
劉世湻，清道光十五年（1835）由江西監生出宰河源，持躬清而明，聽訟平而決。有妨於民者，必除之。捕緝盜賊，不分晝夜，務拔根株，四境肅清。所至皆有官清民樂之頌，且嘉惠文教，設育才、養正兩小學。捐廉發商生息，歷年為蒙師資，貧民稱便。諸凡重要，多所修葺。新城西南隅濱江，俗呼為“水打腰”，地勢低窪，一帶俱屬沙土，遇大水必崩決，決則為害兩城不小。道光十七年（1837）七月，洪水氾濫，衝陷成坑，民幾魚矣。劉世湻即備糧泛舟賑濟，存活無數。隨偕兩城紳富捐金募工，運石挑土，砌塞岸口，補填堤壆，竭兩月之勞始平復。是役世湻實親督之，安堵無虞，眾嘖嘖稱劉公之賜。祀牌槎江書院。
胡宗政，湖北舉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河源縣令，愛民勤政，明決有為。道光二十三年，有修槎江書院、建造考棚之舉，胡宗政即引為己任，事無論巨細，一一必親加檢督。厚膏火以示鼔勵，密功課以育人材。士論賢之，祀牌槎江書院。
八、清末廢科舉、興學堂
清代以科舉取士，而每年歲、科兩考，河源縣學諸生赴惠州府學參加科考，學政官在取錄生員時，須向儒學東、西二齋納資註冊，名曰“印金”。至清代中葉，官場腐敗，而儒學東、西二齋亦日趨貪婪，任意敲剝，貧苦學子難籌“印金”。因此，縣中各鄉士紳有籌議創辦“三江印金局”之議，用以資助學子赴考“印金”。公推楊灼三、潘幹甫二人主其事，派員四齣各鄉勸募，募集得資金四萬元，遂于惠州府城購地，建築“三江書院”（故址在今惠州龍船塘街），作為資助縣屬各鄉士子歲、科兩考時集中聯絡之所、應考讀書之處，餘款則在縣屬各墟市置産生息，作為士子代納“印金”及鄉試時“賓興”之需。
光緒末，議新政。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在袁世凱、張之洞等的極力推動下，延續千百年的科舉取士制度被廢除。代之而起的是興辦各類中小學堂。一時興學育才之士，風起雲湧，熱心辦學。邑中耆老潘幹甫、李楚三、鐘敬齋、黃鏡人、潘敬平等，為適應時勢要求，擬用“三江印金局”的經費創辦學堂。即于光緒三十一年，聯集縣屬三江二十七鄉約人士會商，捐金籌建校舍，並擬選擇城東對岸舊“先農壇”基址為校址。在校舍未動工興建之時，即于光緒三十二年春，借城內歐陽祠為臨時校址，招生開辦，編為甲班。聘李楚三先生為校長，定名為“三江高等小學堂”，並按新學制、新課程教授，是年二月奉準立案。同年，縣知事譚其文，奉諭轉飭縣屬人士籌辦官立高等小學，並擇定上城內識字院為校址，責令地方人士募款建築。時縣屬人士認為，兩間學校同時建築，募集款項有難處，應先籌建縣官學（河源縣高等小學堂），緩築私立的“三江高等小學堂”。輾轉籌商，縣府上呈奉準，撥上城東門內“槎江書院”為“三江高等小學堂”校址，並以遊府衙署左側空地為本校操場。光緒三十三年，“三江高等小學堂”遷入舊“槎江書院”。有著一百七十多年曆史的“槎江書院”，被“廢科舉，興學堂”的歷史大潮代替，消失在滾滾的歷史洪流中。
民國時期，戰事不斷，自1911年至1926年十五年間，校舍多次被用作駐軍用途，辦學時停時復，設施損毀嚴重。1938年秋，河源屢遭日軍飛機轟炸，校舍中棟、上棟均被炸倒塌，圖書儀器蕩然無存，學校遂告停辦。1941年春，為使鄉間學子有學習陶鎔之所，同時也響應民國政府廣東教育廳戰時辦學規章，向洪溪、鯉魚二鄉商人暫借回龍地方異地辦學。至1947年春，學校始從回龍墟遷回縣城原址辦學，其時，校捨已是殘垣斷壁，梁木傷殘。其後，槎江書院留下的建築規制及其遺存，已難覓蹤影。
槎江書院，自清雍正年間從義學轉為書院，歷一百七十多年，為地方人才的培育、人文的振興、文教的發展，乃至於改變一方風氣、推動地方經濟民生的發展，均起到了重要的歷史推動作用。它雖然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但它為河源地方文教歷史發展的歷史功績，永記史冊。
三江初級中學同學會第一屆全體會員留影（1931年11月10日）
本文作者：葉玉珍、李明華（作者單位：廣東省河源市博物館）
本文係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註釋： [1]《清會典》：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一/卷三十二[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2]清康熙《河源縣誌》8卷/卷之七/重修儒學記/吳高/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3]清乾隆《河源縣誌》15卷/清陳張翼修、尹報逵纂/卷之六/學校/清乾隆十一年（1672）刻本。
[4]《憶雪樓詩集》：清王煐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王氏貞久堂刻本。
[5]《清會典》：康熙朝/大清會典一/卷之五十一/[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學規。
[6][8]清胤禎撰：《雍正上諭內閣159卷》卷十一、卷一百二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9]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第一章/緒論/1912年出版。
[10]清劉錦藻撰：《清續文獻通考400卷》卷一百/學校考/七/民國景十通本。
[11]清同治《河源縣誌》15卷/清彭君榖修、清賴以平等纂/卷之十四/河源增修槎江書院碑記/胡宗政/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12]“諭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為未協。既曰書院，則主講席者，自應稱為院長。”（《清會典》/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