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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繡一般是指以廣州、順德、南海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一帶民間刺繡的總稱，也是廣州最具代表性的工藝美術品類“三雕一彩一繡”之一，與蘇繡、湘繡、蜀繡並列為中國四大名繡。廣繡在歷史流變中融匯中西、匯通南北，其發展史可以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貿易興衰的見證，並在國家實行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當下不斷發展創新，延續傳承。
一、廣繡的起源
廣繡的産生與廣東地區地理因素、桑蠶種植業以及絲織業發展密切相關。廣東氣候溫熱潮濕，珠江三角洲平原河網密布，適合種桑養蠶，廣東桑蠶業歷史已有2000多年。[1]漢武帝時期，廣東的朱崖郡（今海南省）、德慶、連州以及廣州附近已有“採桑養蠶”、“桑蠶織績”的生産活動。[2]西漢時期，廣東本地出現了刺繡工藝。1983年廣州解放北路象崗山南越王趙眜（前137 –前122）陵墓出土了絹、羅、紗、錦、麻五類織物，在出土文物中還發現有繡紗、繡絹，遺憾的是刺繡的整體圖案不明，只能在殘片中看到一些用辮子針和長挑針法繡制的紋樣。
目前，關於廣繡記載的最早文獻見於唐代。唐人蘇鶚《杜陽雜編》載：“永貞元年 （805）南海貢奇女眉娘，年十四，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劃分明，細如毫發，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鉤分三股，染成五色，結為金蓋玉重，其中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稱無三兩煎靈香臺之則，堅韌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3]這是文字記載中呈現本地刺繡技藝水準的證明。唐元和八年（813）完成的《元和郡縣誌》。列舉的廣州貢品中，出現了“絲布”。唐代初期和中期政治平穩，經濟發展，廣東地區桑蠶業和絲織業得到大規模的發展。 《舊唐書》卷五十一載：“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锫造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4]可見當時本地已經有專職繡工，並形成一定的生産規模。
二、廣繡與海上絲綢之路
真正推動廣繡繁榮興盛的是始於漢代的海外商業貿易活動。唐開元年間（713-741），政府在廣州設立市舶使，允許民間的海外商貿活動，並在廣州設立“番坊”供外國商人居住。作為重要的傳統貿易物資，絲綢從廣州出口至東南亞，又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西亞和歐洲地區，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船隻沿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商品貿易，出口大宗紡織品、瓷器、茶葉等。至宋代，政府在廣州設立市舶司，成為對外貿易的專職機構，並鼓勵民間商人的貿易活動。
明清時期，隨著大規模的商品貿易，絲織品從自用商品（少量貢品）發展為大宗出口商品，這一根本性轉變使廣繡從技法和生産方式上都産生了質的轉變，進入鼎盛時期。廣繡從這一時期開始形成了一定特色，使用各色絲絨線刺繡，其中金銀線刺繡技藝獨特，還開創性的使用孔雀羽毛做線，[5]成品絢麗奪目。人們今天仍然能看到部分實物，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廣繡博古圍屏8幅等。朱啟鈐在《存素堂絲繡錄》中對這些繡品進行了解析：“摹繪鼎彝古器，多取材于宣和博古圖譜，吉金美玉，文綺琱麗之屬，唯物凡九十有五，鳥語花香，四時清供靡不具備，而鋪針細於毫芒，下針不忘規矩，器之弇侈，紋之隱顯，以馬尾纏作勒線，從而勾勒之輪廓，花紋自然工整，此又明代粵繡之特長也。”[6]這一時期的金銀線繡技藝在出土文物中亦有體現。如1957年在廣州出土的明正德年間 （1506-1521）戴縉夫婦墓中，發現有大量的金銀線繡品，包括麒麟補子各一方、繡有鳳凰形紋飾的絹巾、花錦袍一件等。[7]作為貿易商品，這些來自廣州的繡品沿海路貿易傳播到西方社會。據研究，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商人將在廣州購得的繡片帶回國獻給國王，受到嘉獎。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喜歡這些從廣東出口的金銀線繡，親自倡導成立英國刺繡同業公會，從中國進口絲綢和絲線，加工繡制貴族服飾，這些繡品推動了西方社會絲綢和刺繡手工藝的發展，被西方學者稱譽為“中國給西方的禮物”。[8]
廣東省博物館藏清白色緞
粵繡孔雀百鳥花卉紋座屏
得益於清政府開放海禁、一口通商等政策，[9]廣州“壟斷”了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因而清代是廣東地區長足發展的時期，被稱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一度成為中西經濟、文化交融的橋梁。這一時期，廣繡商品化程度日益成熟，廣州地區的繡坊、繡莊多達50多家，成行成市，其行業工會錦繡行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廣州楊巷瑞興裏建立，會名“綺蘭堂”。廣繡從業者此時已達3000多人，有繡莊自行設計樣品供外商選擇，也有直接來樣加工定制。出口商品主要分為日用品和裝飾品。日用品包括圍巾、披肩、絲裙等。據統計，乾隆四十一年（1776），廣繡披肩出口量達10.4萬條；[10]裝飾品有繡畫、繡屏、室內挂帳等，這些裝飾品價格昂貴，大幅繡畫僅納稅額都要白銀1.2兩。[11]由於繡工精緻、風格獨特，廣繡也成為進貢朝廷的主要繡品。北京故宮博物館收藏有不少的廣繡品，以精美的繡畫為主，如廣繡山水漁讀圖、廣繡百鳥爭鳴圖、廣繡鶴鹿同春圖、廣繡丹鳳朝陽圖、白緞地廣繡三陽開泰挂屏心、廣繡竹石雙鳳圖軸等。
清末民初，因海外市場的巨大需求，廣州絲織業蓬勃發展。南海歸僑陳啟沅在南海縣西樵簡村創建了中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穩定、大量的原材料供應和出口使廣東地區的絲織業、織繡行業得到更充分的發展。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廣東省成立工藝局，潘達微創辦擷芳女子學校、繽華習藝院，聘高劍父任校長，專設刺繡班，宋銘黃任教師，為廣繡的展覽、傳播以及技藝改良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一時期，廣繡作品在各項大獎中嶄露頭角。如 1915年在舊金山太平洋萬國巴拿馬博覽會上，廣繡藝人余德的《孔雀牡丹會景》獲一等獎。民國12年（1923），英國慶祝倫敦大鐵橋通車，舉辦國際展覽，余德作品《瑞獅》獲二等獎。民國18年，在廣州舉辦的四川、湖南、蘇州、廣州四地繡品展覽競賽上，廣繡以余德繡制的 《孔雀牡丹》、《番獅》，黃妹繡制的《雪地風景》等作品參展，獲得好評，廣繡作為“四大名繡”地位終於得以確立。通過這些國際國內的展覽展示，廣繡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得到提升，廣繡貿易保持繁盛。
廣州繡品工藝廠有限公司藏紅荔白鵝繡畫
20世紀30年代，因戰亂影響，市場蕭條，整個廣東的絲織業凋敝，刺繡行業受到嚴重打擊。刺繡商號停業，從業者四散另謀生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繡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復興階段、“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低迷階段、改革開放以後的傳承和保護階段。1956年7月，廣州繡品業實現全行業合作化，成立了藝峰刺繡社、民藝釘金社、黃埔刺繡社、新滘刺繡社，全市從業人員有3500多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刺繡行業成為“四舊”而停産。1971年，廣繡手繡生産恢復，成立廣繡生産組，僅有13人，附設在廣州衛東機繡廠。七八十年代，廣繡以生産精品為主。這一時期創作了《我愛小雞群》 《晨曦》《孔雀姑娘》《同繡友誼花》等一批精品。1990年代，在市場衝擊下，加上廣繡生産組的老藝人們陸續退休，廣繡創作生産基本陷於停頓。1994年，陳少芳成立番禺廣繡藝術研究所，旨在研究、創作廣繡精品。進入21世紀，在政府的重視和扶持下，廣繡逐漸重現生機，一度被稱之為絕藝的廣繡得到傳承和保護。2003年，廣州繡品工藝廠成立廣繡小組，返聘了一批已退休的廣繡老藝人，不僅恢復了傳統廣繡製作，還進行帶徒授藝。2006年，廣繡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在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下，不少民間刺繡藝人重拾繡針，廣繡又煥發出新的生機。
三、廣繡的文化特質
綜觀廣繡的發展歷程，其文化特質不僅體現在它與眾不同的藝術特點，更體現在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內涵。
1．濃厚的嶺南特色
廣繡的産生與廣東地區的地理環境及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廣東絲織業的發展為廣繡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優質的廣緞、廣絨、富於地方特色的莨紗是廣繡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嶺南四季如春的氣候特點，使得廣繡在題材方面充滿了嶺南特色，百鳥花卉是廣繡最為常用的題材。在構圖方面，廣繡的裝飾性極強，佈局上講究飽滿繁茂，少有空隙，突出熱鬧的意境，藝術效果獨具嶺南特色。色彩方面，廣繡用色豐富，廣繡藝人善於運用顏色對比強烈的絲線，達到明艷亮麗的效果，還喜用金線勾勒輪廓，作品喜慶富麗。工藝方面，受到嶺南民間手工藝和中西審美兼顧的影響，針法多樣、紋理清晰，善留水路，層次分明。行業內的工藝要求極為嚴格，如“光、亮、齊、密、凈、勻”的行業規範。運針講究“針程、手寶”，即針步均勻，針路流暢，針腳齊整，絨線排列緊湊，這也是廣作技藝講究精工的一個共性特點。總之，廣繡在用料、題材、構圖、用色、工藝方面的這些講究，無不反映了嶺南民間審美的獨特之處，彰顯出明顯的地域文化特點。
2．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廣繡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廣繡表現出與其他繡種明顯的不同。首先，它的商品屬性突出。廣繡是民間刺繡，有滿足自我需求的生産屬性，但商品屬性才是影響廣繡發展演變的決定性因素。其次，正是由於適應商品生産的需要，廣繡的産品種類非常多元。這一點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清光緒年間廣繡花鳥博古插屏背後一張繡莊的廣告單中有所體現，廣繡不僅有日用品，也有裝飾品；有適用於國內需求的産品，也有適合海外市場的産品；既有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日用品，也有滿足皇室貴族的貢品。這張廣州彩元繡莊的廣告單上所羅列的繡品一應俱全：“本號承辦進呈入貢各等繡貨，專辦各省文武蟒袍、珍珠補褂、朝衣朝裙、女蟒霞帔、各式挽袖、花邊裙花、宮裝雲肩、旗粧繡貨、珍珠翎毛、洋金古龍、緙絲戳紗、拉鎖顧繡、大小滿漢荷包、朝帶，上繡翎毛花卉鳥獸亭臺樓閣山水人物，圍屏壽幛、桌上插屏、斗方挂屏、炕上圍屏、八扇挂屏、大小座屏、中堂對聯、條幅挂屏、簷彩鋪墊、被褥帳簷、燈襚幛襚、洋金銀線、時款褲帶、翎毛團扇、欄杆衣邊、胭脂宮粉、絨線雜貨。”第三，大規模商業生産促使廣繡行業成立了行會，是行業成熟的標誌。行業內出現了專業的分工，男工為上手工，專繡重要部位，女工則為下手工，專繡背景和其他部位，這也是廣繡的獨特之處。第四，商品化屬性使廣繡生産需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整，這使廣繡在技法上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針法多變，用色、用線大膽，不拘一格，靈活創新程度極高，這也是廣繡不同於其他繡種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色。
3．中西交融的藝術特點
西方審美和美術技藝極大地影響了廣繡的風格。西方繪畫與中國傳統繪畫技藝不同，講究透視原理，對光線的明暗、折射極為敏感。廣繡藝人在這一審美背景下進行商品生産，其題材繪製、針法表現、色彩等方面均受到一定影響。為適應商品交易，廣繡的表現方式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表現為繡品種類豐富，很多是中國本土社會見所未見的品類。造型、裝飾方面，因精湛的技藝與異國審美結合，為廣東工藝美術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這種中西融合、形神兼備的藝術風格區別於其他地方的繡品，這些藝術品在西方社會也掀起東方藝術風潮，具有相當的文化影響力。
隨著當今社會資訊日益發達，文化交流頻仍，文化的界限逐漸模糊，文化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保護文化多樣化的任務日益緊迫。通過梳理廣繡的歷史，剖析其文化特質，人們更清晰地認識到廣繡的歷史文化內涵，挖掘其所積累的最為寶貴的遺産資源，以利於開展對廣繡的保護工作，使其通過今人的創新運用實現可持續發展。
故宮博物院藏廣東彩元字號廣告單
本文作者：藍海紅（單位：廣東省文化館）
本文係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註釋
[1][2][8]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絲綢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3][唐]蘇鶚：《杜陽雜編》，《古今説部叢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4]《江西通志》卷六十五載：“按《唐書·張九齡傳》，弟九皋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而不立傳。且在嶺南時，端供楊妃織繡之工多至七百人，以所獻精靡，加三品。頗為時議所疵。”
[5]屈大均：《廣東新語·貨語·鳥服》卷十五：“鳥服，朔漠多獸服，南方多鳥衣。鳥衣者，諸種鳥布所成，一曰天鵝絨，夷人剪天鵝細管，雜以機絲為之，其制巧麗，以色大紅者為上。有冬夏二種，雨灑不濕，謂之雨紗、雨緞。粵人得其法，以土鵝管或以絨物，品既下，價亦因之。一日瑣袱，出哈烈國，亦烏毛所成。紋如紈綺，其大紅者貴。然服之身重不便，粵人倣為之，似素紡絹而白起雲，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織為線縷，以繡譜子及雲肩袖口，金翠奪目，亦可愛。其毛多買于番舶，毛日珠毛，蓋孔雀之尾也。每屏尾價一金，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開如錦屏，故日屏。”
[6]朱啟鈐：《存素堂絲繡錄刻·絲刺繡兩類》，石印本，第53頁，民國17年（1928）刊印。
[7]黃文寬：《戴縉夫婦墓清理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
[9]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政府在寧波、江南臺山、漳州、澳門設立海關。隨後在廣州建立了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史稱十三行。而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政府關閉了粵海關之外的三處海關，只允許廣州一口通商。
[10]利溫奇：《十八世紀中國和歐洲的接觸》。商務印書出版社，1991。
[11]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州市誌·工藝美術志》。廣州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