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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學，人們常可看到一位長相清癯、發白如雪，穿著一件唐裝上衣的古稀長者徜徉在校園中。他神態蕭疏，眼光閒遠，走起路步履快疾而堅定，舉止沖和而不失威儀，身上隱約透露著幾分民國文人的氣息。而接觸過他的人，則往往會想起《論語·子張》所記子夏之語：“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這位讓人景仰也讓人敬畏的先生，便是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教授——陳永正。
在當代廣東文化學術界，陳先生是一位不多見的“奇人”。他集才情與學問于一身，融古典和時尚于一爐，在傳統素養與現代學術兩方面均有深厚造詣，文苑學林並稱翹楚，被譽為第一流的詩人、書家與學者。2007年9月，在廣東省的一個大型評選活動中，先生榮膺“當代嶺南文化名人”稱號。
雖然人望極崇，但是心態素淡的陳先生對人們戴給他的桂冠卻不太認同。他曾説：“説我是第一流的詩人，當之無愧；第二流的書家，還有待時間的檢驗；至於學者，只能算是三流。”[1]當然，這只是先生的自謙之辭。先生的舊友、廣東省書法家協會現任主席、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張桂光教授便説先生“首先是學者、詩人，（然後）才是一位書法家”。[2]而中華詩教學會會長、中山大學中文系張海鷗教授亦認為“陳永正的學問，人罕能及；他的書法，世所珍貴；他的詩詞，享譽海內外，俗人難解而雅人深敬之”。[3]二張之説，異曲而同工。其實，人們大不必計較陳先生到底是第幾流的詩人、書家與學者，他的生活趣味、文化品位與學術追求分明告訴人們：他是一位傳統意義上的“君子”。
陳先生在詩歌創作方面可謂天縱聰明。他從小就詩情洋溢，顯露出過人的才華；又因屢得名家點撥，故大器早成。先生為詩本乎性情，宛曲成咏，格調意韻不讓古人。其作或傷時感事，或托物寄情，或懷古論今，無不引亢長歌，直抒胸臆，透露著不與時俯仰的卓然氣質與不隨波逐流的獨立品格。對先生的詩歌創作成就，詩界早有令評，有論者這樣稱讚：“風韻飄瀟，才情掩映，擬之現代儕輩之作，沚齋詩詞得不謂絕代風華遺世獨立者乎？”[4]又有論者説他“詩似梅花”。[5]先生之作早年即被編入《嶺南五家詩詞抄》，與岡州莫仲予、中山劉逸生、惠陽徐續、番禺張建白並稱“五家”。前些年有一位號“咏馨樓主”的滬上學人（馮永軍）發表《當代詩壇點將錄》一文，按《水滸》一百零八將之序品藻詩壇人物，把先生點為“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他又編了一個《當代詞壇點將錄》，把先生點為“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這雖屬戲論，卻多少反映出先生詩詞創作上的超群拔萃。對先生在詩歌方面的成就，其門人丁正曾有《先生本色是詩人》（《嶺南文史》2003年第3期）一文進行過介紹，更有張海鷗教授發表了《試論沚齋詩詞》（《中國詩歌研究》第5輯，中華書局2008年12月）與《論陳永正的舊體詩詞》（《學術研究》2005年第8期）兩文作深入總結。想領略先生詩詞風采的讀者，可找《沚齋詩詞鈔》 （花城出版社1993年11月）、《詩情如水》 （廣州出版社1993年）和《沚齋詞》（廣州出版社2011年3月）、《沚齋詩》（華寶齋2012年6月）等一讀。
陳先生之書名比詩名來得稍晚，他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冷不丁”地成為著名書家的。雖然自幼習帖、研究書藝有年，但是寫書法對先生而言一向只是一種怡情養性的方式，當書家並非其本意。他曾向人坦言：“書法是我的愛好，也是文人一定要具備的修養，但從來不是我主攻的方向。詩詞才是我一生的至愛，我的‘宗教’。青年時候，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當上‘書法家’。”因此他在成名後嘗戲謔地説自己“百無聊賴以書鳴”。雖然起步較晚，但先生自涉足書壇便異軍突起、聲揚四方，最後竟一發不可收拾，成了嶺南書界的“總舵主”——廣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廣東書法院院長，後又出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如今先生的手澤已遍佈嶺內外的山川城闕、名勝古跡。所以有此局面，是因為先生的書法是學問與才情陶鑄的結晶。這種書法以“古雅清剛”為特色，結體左高右低，筆力宏健，體勢奇險，外樸內秀，貌拙實巧，碑意中蘊含著帖情，既不失傳統法度，又有個人面目。先生早年從《九成宮》與《聖教序》入手學歐、王，後又習東坡之書。“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由帖入碑，開始研習漢魏南北朝的碑刻，如“二爨”《嵩高靈廟》《楊淮表記》《瘞鶴銘》之類。“文化大革命”後又摹寫金鼎文、甲骨文，學書秦篆、漢篆，從金文《散氏盤》《毛公鼎》，秦篆《泰山刻石》《瑯琊刻石》《會稽刻石》《嶧山刻石》，漢篆《開母廟》，以及《楚帛書》《侯馬盟書》等古代作品中參悟書法的要領，於是結體愈來愈沉著穩重，筆法愈來愈蒼勁老辣。先生認為，書法“特徵”是可以刻意製作出來的，但書法“風格”是需要長期的學問積累、文化修養、技能訓練與個人體悟才能形成的。張桂光教授認為：“（先生）用筆講究含蓄內斂，藏鋒內拓，巧拙兼施，動靜契合，秀美剛健而無媚姿俗態，處處流露出典雅的風采和個人的筆墨情趣。”[6]現在，先生出版有多種書法集，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安徽美術出版社《當代書法大家作品研究》系列中的《陳永正·古雅清剛》（2012年7月）。
關於陳先生的學術成就，先了解其為學之路。先生字止水，號沚齋，1941年12月出生於廣州的一位商人家庭（祖籍茂名）。其家從祖輩開始與文化結緣。他的祖父是一位收藏家，遍藏古籍、書畫、陶瓷、雜項；父親則是一位喜愛交遊的文士，詩書琴棋無不雅好，一生雖未以學術為業，卻精通古代歷史與詩古文辭。先生幼承庭訓，三歲便開始識字。不到五歲即入讀廣州會文學塾，從鄉賢梁葆均學，成為南粵最後一批入私塾的學童。先生天性聰敏，記憶力超群，閱讀速度奇快，一目十行，故書籍“消化量”很大。在少年時代，他不僅《四書》《五經》已“粗誦數過”，而且史、子、集部許多要籍亦均已寓目，因此積累日富。弱冠前後，他曾在“分春館”向詞學大家朱庸齋問學，又在嶺南帖學名家李天馬指導下練書法，並與粵中名流佟紹弼、陳寂、莫仲予、劉逸生、李小竹、李曲齋等交遊。先生高中時代的老師是史學大師陳垣的幼子陳約。1958年先生考上廣州師範學院（後併入華南師範學院），陳約亦同時受聘為該院的教師，因此先生得以長期從學于陳約。正是出自陳約建議，先生開始對四部目錄學的鑽硏，這是一個對他後來的學術發展甚有裨益的學習過程。1962年先生從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到廣州市第三十六中學當語文教師。1978年考上中山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在古文字學巨擘容庚、商承祚等的指導下研究古文字學。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被留在本係古文字教研室工作。1983年應所長王季思教授之邀，調到本校中國古文獻研究所工作，任嶺南文獻研究室主任。2001年被中山大學研究生院遴選為博士研究生導師。
天生的聰穎素質、勤奮的鑽研精神與良好的教育背景，造就了先生的博學與通識。廣東前輩學者莫仲予曾説他是“多才積學之士，窮年著書等身，于諸子百家史志之文，博觀慎取，旁及道藏內典，窮極學問，其學殖之深且遂可知矣”。[7]中山大學哲學系碩學馮達文教授曾這樣對筆者説：“就古典文獻方面的修養而言，中大數陳永正第一，尤其文學文獻。”歷史系姜伯勤教授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的副召集人，在學術界享有很高聲望，也對先生推崇備至，曾誠懇地向筆者感嘆：“我們哪能與陳永正相比？他是有‘童子功’的。”
因為是古文字學研究生出身，所以陳先生在其從事學術研究活動的早期主要在此領域發力。他曾在《古文字研究》雜誌上發表《釋復》（1980年第2期）、《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聯結詞》（1987年第15期）、《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語氣詞》（1992年第19期）、 《上古漢語史上劃時代的標誌——春秋載書》 （2000年第21期）等論文，每一篇學術分量都很重。他的治學範圍，又從古文字學輻射到書學，曾于1994年8月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嶺南書法史》。作為一部具有填補學術空白意義的區域書法通史，此書以時代為序，系統論述了嶺南從秦漢以至當代的書法發展脈絡，介紹了歷代的標誌性書家，説明瞭嶺南書法的特色和地位。1998-2003年，先生曾主編大型書學雜誌——《書藝》四卷（嶺南美術出版社）。先生還在不同的書刊發表有《中國書學史上的雅俗論》（載《嶺南書論——近五十年廣東書法論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書壇反傳統與文化轉型》（《粵海風》1998年第3期）、《商承祚先生在書法和書論上的成就》（《古文字研究》2002年第24期）、《康有為書學淵源與康門書家》（《嶺南書論——近五十年廣東書法論文集》）、 《廣東書法述略》（《中國書法》2004年第5期）等書學方面的論文。此外，先生還主編有 《中國方術大辭典》（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7月），並作為主要撰稿人與分科主編參加了 《中華道教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8月）的編撰。
由於在青少年時代受過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的系統訓練，加上個人興趣所在，陳先生後來把自己學術研究的力量更多地投注到了古典文獻學（尤其嶺南古典文獻）與詩學（尤其嶺南詩歌硏究）。在這兩個領域，先生的著述更加宏富，成就亦更為卓著。在古典文獻學與詩學研究領域，先生的代表作為2017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詩注要義》。這是一部以傳統學術與現代學術的體式相結合，探討中國古典詩歌註釋的原則要求的專著，集中反映了先生的學術以“散手”見長而不喜打“套路”的特色。全書包括“要義”“簡史”“評論”“體式”“指瑕”諸篇，涉及詩歌註釋方面的眾多問題。眾所週知，詩注屬學術基礎建設工作的一種，實際上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其操作過程涉及文學、文獻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學問，只有從作者經歷、社會背景、創作意圖、語言風格、訓詁字詞、用典出處、前人註釋、版本考訂等多方面去綜合解讀作品，才有可能正確理解古詩的涵義、體悟詩歌的意境，先生便是從這些方面來闡發他所認為的“要義”的。該書的許多獨得之見，不僅能指導學者掌握正確的詩注方法，對古典詩歌的創作也有啟發意義。陳永正先生能寫出《詩注要義》這樣一部在學界獨一無二的著作來，是與他的詩注實踐分不開的。他曾在被歸納到《詩注要義》諸原則的指導下，註釋了一系列古代詩詞作品，包括：《江西派詩選注》（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12月）、《黃庭堅詩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李商隱詩選譯》（巴蜀書社，1991年10月）、《王國維詩詞全編校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廣東旅遊出版社，2001年11月），以及于1980年至1987年間由廣東人民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台灣遠流出版公司聯合出版的《李商隱詩選》《黃庭堅詩選》《韓愈詩選》《元好問詩選》《高啟詩選》《黃仲則詩選》《晏殊晏幾道詞選》《歐陽修秦觀詞選》《王國維詞注》等九種詩詞註釋本。先生還發表有《〈樂章集〉校注辨誤》（《學術研究》，1999年第7期）、《東坡詞箋注補正》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等詩詞學論文。在嶺南文獻與文學研究領域，先生最重要的著述是《嶺南文學史》（主編）與《嶺南詩歌研究》。前者于1993年9月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迄今第一部記述嶺南文學發展過程的區域性文學通史，在學術上具有開創性意義，是從事嶺南文學乃至嶺南文化研究者的案頭必備書；後者于2008年2月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作者數十年間從事嶺南詩歌研究的理論結晶，內容包括域外入粵文人對嶺南詩壇的影響研究、嶺南詩派研究、嶺南詩社與詩壇的活動研究、嶺南詩人群體與詩人世家研究、嶺南的詩歌教育研究、嶺南的詩學詞學理論研究等。而《康有為詩文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嶺南歷代詩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嶺南歷代詞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 《康有為、梁啟超散文選》（合作）（香港三聯書店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8月）、《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主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國朝詩人徵略》（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陳恭尹詩箋校》（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以及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陳獻章詩編年箋注》等著作，也是先生在此領域耕耘的收穫。此外，陳永正先生還發表有《黃庭堅的詩法》（《九江師專學報》，1984年第2期）、 《江西詩派略論》（《王季思從教七十週年紀念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 《嶺南詩派略論》（《嶺南文史》，1999年第3期）、《韓愈詩對嶺南詩派的影響》（《中山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粵詞概述》 （《學術研究 》，1987年第2期）、《試論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文風》（《嶺南文史》，1988年第4期）、《曾習經和近代詩壇》（《文史知識》，1997年第9期）等論文。
要歸納先生在嶺南文獻與文學研究領域的貢獻，不能不談其主編的鴻篇巨制——《全粵詩》。
相對於華夏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與經濟、文化向來發達的江南，嶺南曾是位置偏僻、人文不昌的蠻荒之域，在詩歌創作方面乏善可陳。不過進入中古以後，隨著嶺內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密切與嶺南生産力水準的提升，這一局面發生了變化。唐代曲江張九齡的出現，可謂粵詩立幟的信號。自此之後嶺南詩家迭出，創作漸興。嶺南詩壇的振拔，在造就了眾多詩人的同時，也導致大量詩作的産生。但它們除少部分被收入到別集之中而得以保存之外，許多都未付剞劂，不僅不利傳播，而且有散佚的危險。為使它們流於不墜，歷代均有賢人雅士自覺擔負起保護本地文學遺産的責任，對它們勉力採輯，並纂為總集出版。像明張邦翼的《嶺南文獻》，清梁善長的《廣東詩粹》、陳蘭芝的《嶺南風雅》、劉彬華的《嶺南群雅》、溫汝能的《粵東詩海》、淩揚藻的 《國朝嶺海詩鈔》，民國何藻翔的《嶺南詩存》、鄔慶時和屈向邦的《廣東詩匯》、黃文寬的《嶺南小雅集》等都是著名者。除具總匯性質的集子外，嶺南還出版了一些詩歌選集，包括郡邑之選、家族之選、師友之選、閨閣之選、方外之選與諸家合刻等。這些總選集的出版，對保存嶺南的詩歌文化遺産起了積極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彰顯嶺南詩家的創作實績，改變了外界對廣東的不正確認識，提振了本土士人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但是，由於編纂能力與採輯條件的限制，這些集子篇幅都不大，所收詩作數量有限。就連規模最大的《粵東詩海》也只有106卷，入集詩家不過1055人、收詩數千首，遠談不上已囊括歷代嶺南詩人創作的大部，更不説全部。
有鋻於此，陳先生在世紀之交提出一個大膽的學術策劃——以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的研究力量為骨幹，在前人的基礎上，編纂一部超大規模的詩歌總集——《全粵詩》，把迄今存世的古近代粵人詩作悉數匯入集中，而不論時代、體裁、題材、內容與載體。這一策劃獲得有關方面的認可，課題被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確認為重點規劃項目，位列“七全一海”（《全元文》《全宋文》《全宋詩》《全明戲曲》《全明文》《全明詩》《全粵詩》與 《清文海》等八部大型總集的合稱）。
《全粵詩》是嶺南有史最大規模的詩歌總集，也是中國大陸地區唯一在編的大型區域詩歌總集，堪稱廣東省文化建設的標誌性工程。該書中所收詩作，在地域上覆蓋今廣東、海南、香港、澳門全境及廣西的部分地區，與舊稱的“粵東”大致相當；在時間上則自秦開始，至清末結束，並酌收部分民國大家的作品。課題于1998年立項，而于2001年正式展開。編纂工作先從別集入手，整理完成所有的集內詩之後，再從各種總集、省府州縣誌、山誌寺志書院志、家乘族譜、金石碑刻及書法繪畫中搜輯；同時採集無集作者的詩作或有集作者的集外詩。原則上“竭澤而漁”，所知必採，所見必錄。在先生的帶領主持下，中山大學的編纂團隊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全粵詩》的編纂工作已取得重大進展，漢代至明代各卷已編纂完成。該部分共有804卷，收入詩家2500余人、收錄詩作6萬多首，共分26冊出版，篇幅約為1500萬字。至2018年，已由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24冊，最後兩冊將在2019年完成出版工作。另外還有附錄《粵詩人匯傳》4冊，亦已出版。清代部分的編纂工作已被整合到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嶺南詩歌文獻整理與詩派研究”之中，正在先生的後繼者的組織下緊鑼密鼓地進行中。整個《全粵詩》的編纂工作將在2020年完成，全書的篇幅將超過5000萬字，收入詩作20多萬首，是一部超百冊的弘篇巨制。
《全粵詩》的編纂工作，是在數據蒐集十分不易的的情況下進行的。作為一部時間總括古近代、地域覆蓋全粵東的超大規模的總集，《全粵詩》要求內容必須齊全精準；但是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要做到詩家一個不漏、詩作一首不缺，那是十分困難的。即使是有名氣的大家，其別集也可能存在稀見版本；而沒有名氣的小家，其別集又常常不為人所知曉；至於那些沒有別集的詩人，其作品只能在各種零散材料中逐首蒐集。而要根據編出的工作目錄來採集複製文本，也是一項備嘗艱辛的工作。《全粵詩》使用了眾多的古文獻數據，其中有一部分需要到外地採集。而由於種種原因，有的圖書館並不允許複製其所藏版本，有的圖書館規定複製篇幅不能超過全書的三分之一，有的圖書館則規定天氣潮濕時不提供借閱。這些種種限制，都給數據的採集與作品的編纂造成很大困難。還有一些詩歌文獻資料收藏在香港、台灣與日本等地區與國家，要獲得亦是煞費心機的事情。另外，詩的點校整理，看似容易，其實不易。詩作中的古風、詩序，句讀難度與一般文言並無二致；而由於詩歌具有句子濃縮與意義跳躍的特點，要辨識其中的某些印刷不清的文字，有時比文還困難。一句詩，如果不能讀懂其意思，往往就看不出其原本有的錯字。雖然困難很多，但是在陳先生的帶領下，其團隊成員還是不屈不撓，以種種辦法解決了現實的困難，而先生在此過程中，也發揮了“領頭”與“核心”的作用。故目前已編成的《全粵詩》可稱得上作品齊全，內容宏富，版本適合，校讎精審。如新會陳獻章詩，是以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何九疇刻《白沙子全集》為底本，但參校了明弘治九年（1496）吳廷舉刻《白沙先生詩近稿》、明萬曆元年（1573）何子明刻《白沙先生全集》、明萬曆九年何上新刻《白沙子全集》九卷本、清順治十二年（1655）黃之正刻本，其中《白沙先生詩近稿》（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為罕見版本。此外整理者還從《陳獻章詩文補遺》《嶺南五朝詩選》《廣東詩粹》《石齋八月稿》《香山主人遺草》等總別集，《頌齋書畫小記》《廣東書畫徵獻錄》《廣東歷代書法圖錄》《中國書畫圖目》《書法圖史》《鶴山詩詞四百首》諸書及明嘉靖《廣東通志》等13種方志中輯出不少集外詩，所收詩作比向稱齊全的孫通海點校本《陳獻章集》多了56首。又如揭陽翁萬達詩，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道光約心軒版《思德堂詩集》為底本，詩作比通行的翁氏《稽愆詩》多115題。在《全粵詩》中，有不少詩作是通過特殊渠道採集而得的。如收入卷三百九十三的番禺何其偉詩，錄自明天啟（1621-1627）版《鷇音集》，書現藏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是連《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都未收錄的海內孤本。收入卷四百八十三的區大倫詩，是以中山圖書館特藏部所藏清初善本《區羅陽集》為底本整理的。收入卷二百五十四的興寧張天賦詩，是以興寧市圖書館藏明嘉靖（1522-1566）孤本《葉岡詩集》為底本整理的。收入卷五百六十九的東莞王猷詩原無刻本，是以在其族內流傳的抄本《壯其遺集》為底本整理的。收入卷七十一的東莞陳璉的詩作，是以香港學海書樓藏清康熙六十年 （1721）萬卷堂陳氏後人重刊的《琴軒集》為底本整理的。
先生所以下決心主編這樣一部需要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並耗費很長的時間才可能完成的“巨無霸”工程，係基於以下考慮：
首先，編纂《全粵詩》，全面系統彙編整理粵詩作品，是發掘、搶救與保護嶺南文化遺産的要求。粵籍詩人創作的為數眾多的詩作，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是研究詩人的社會生活、思想感情、往來交遊、創作活動與文學成就等的珍貴資料；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可為研究本地區的政治、經濟、哲學、民生、宗教、風俗等提供豐富的材料。然而，由於水火蟲蠹與兵燹政禁等原因，許多作品已散佚；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還會有更多作品損毀。只有採取措施把它們彙編在一起，才能實現對它們的有效保護，使其流傳久遠。
其次，編纂《全粵詩》，全面系統彙編整理粵詩作品，是廣大讀者的閱讀要求。古近代粵籍詩人的創作一方面數量眾多，一方面又存放分散，要系統收集極為不易。一些公私收藏的珍稀集子，一般讀者很難有機會接觸。編纂一部超大規模的粵詩總集，便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滿足廣大讀者的閱讀需求。而現代圖書館的收藏規模、檢索手段與利用條件，也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可能。
再次，編纂《全粵詩》，全面系統彙編整理粵詩作品，是摸查嶺南文學家底、展示粵詩成果的要求。粵詩在唐代就已豎其幟，自元末明初至清末民初曾有過長達六七百年的創作繁榮期，然而現在的人們為視野所限，對上述歷史多無清楚概念，並不了解前賢的創作情況，編纂一部《全粵詩》，便能使歷代粵詩人的創作獲得全面展示。
最後，編纂《全粵詩》，全面系統彙編整理粵詩作品，是嶺南文化硏究的需要。嶺南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發育起來的。它一方面是中華優秀文化的組成部分，有著母體文化的一般品格；另一方面它又受到本地區的自然、社會因素的影響，形成了有別於其他地區的文化特徵，而粵詩具有很顯明的地方烙印，包含著很豐富的地方文化內容。彙編《全粵詩》，無疑有助於推動嶺南文化硏究的深入。
《全粵詩》的編纂工作，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廣州電視臺、廣東人民廣播電臺、《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羊城晚報》、《南方都市報》、香港《大公報》、《澳門日報》及南方網等媒體都曾多次對其進行報道，人們對其價值與意義給予高度肯定。在一次硏討會上，廣東省文聯主席劉斯奮説，自己深知編纂《全粵詩》困難之大之多，正唯其如此，所以對陳永正先生及其參與此項工程的專家、學者們懷有深深的敬意。在這個充滿競爭、充滿機遇也充滿慾望的時代，一個研究團隊，大家都能齊心協力，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做成一件事情，完成一個經得起歷史考驗、能傳之後世的項目，確實不容易。既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心態，又要有相應的學術水準，兩者缺一不可。中山大學常務副書記梁慶寅教授説：“30冊，1500萬字，這些數字既是枯燥的，也是可以説話的。它們可以説明很多東西。我們有一批很好的學者，他們甘於寂寞，不計名利報酬，潛心於學，才做出了這麼可喜可敬的成績。成果説明他們花了很深的功夫，同時也展示了他們的學問。什麼是精品力作？我看 《全粵詩》就是精品力作！”著名學者、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導張榮芳教授興奮地説：“《全粵詩》封面上印著‘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分量很重。《全粵詩》是廣東文化學術界的標誌性成果。在中山大學能産生這樣的成果，很值得我們驕傲。”著名學者、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導黃天驥教授則表示，陳永正先生主編的 《全粵詩》的出版具有很大的意義，它像從前中大所編纂的《全元戲曲》一樣，是可以拿國家的標準、廣東省的標準、中山大學的標準來衡量的著作，是能藏之名山、傳之久遠的著作。他風趣地説：“嶺南地區由於開發較晚的緣故，常被人誤認為是‘文教不昌’的‘文化沙漠’。如果説真是‘沙漠’，那麼我可以説《全粵詩》就是從‘沙漠’中開採出來的‘石油’。”
本文作者：楊權（作者單位：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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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丁正：《先生本色是詩人》，《嶺南文史》2003年第3期。
[2]張桂光：《評陳永正先生書法》，《書法》2002年第12期。
[3]張海鷗：《論陳永正的舊體詩詞》，《學術研究》2005年第8期。
[4]孔凡章語。見《沚齋詩詞抄》附錄，花城出版社1993年11月。
[5]徐續語。見《沚齋詩詞抄》附錄，花城出版社1993年11月。
[6]張桂光：《評陳永正先生書法》，《書法》2002年第12期。
[7]莫仲予：見《沚齋詩詞鈔序》，花城出版社199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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