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年，及“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在特殊時期裏，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齊頭並進，全國兩會備受矚目。如何解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亮點？受疫情影響的民生保障如何紓困托底？大灣區金融又將迎來哪些機遇？近日，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廣發控股（香港）行政總裁沈明高博士接受南方日報專訪，就宏觀經濟政策及兩會最新動向進行解讀。
談兩會
高品質發展更關注民生品質指標
南方日報：今年兩會與往年有諸多不同。其中一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對疫情前考慮的預期目標作了適當調整，沒有提出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對此，如何看待？
沈明高：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品質發展轉變，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短期表現為增速放慢。今年的兩會，面臨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長短週期的疊加。長週期是從高速增長向高品質發展轉變，短週期是受疫情和全球經濟放慢的影響，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即使沒有疫情、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中國經濟向高品質發展轉變的陣痛可能減輕，但挑戰相同。
中央不設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首先是因為疫情和全球增長不確定性很大。其次，從高增長向高品質發展，本身就不應太在意增長速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不在於今年GDP增速的一兩個百分點之得失，重在關注就業、居民收入增長和脫貧等影響民生品質的指標。
不設GDP增長目標，並不是放手讓經濟增長自由波動，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一個政策框架，歸結為“短期兜底、長期改開（長期改革開放）”八個字。
“短期兜底，長期改革開放”，這個政策組合是必須的。兜底政策如鼓勵投資、消費，短期內要發消費券、減稅、給補貼。
南方日報：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保障就業和民生，必須穩住上億市場主體，盡力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渡過難關。在你看來，如何在經濟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保就業”？
沈明高：總理在記者會上提到，“我們每人平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同時總理説，“中國有9億勞動力，沒有就業那就只是9億張吃飯的口，有了就業就是9億雙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手。”
這體現了總理對民生問題的清醒判斷和充分重視。中國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仍處於較低階段，社會保障力度仍有提高空間，失業率升得太高，對社會的壓力非常大。保就業的辦法很多，可以通過保企業、保增長、保民生的方法來保就業，如提供最低補貼、提高社會保障、醫保福利，還可以開放更多的市場機會等，如允許街頭擺攤提供營生機會。
在經濟不確定性增大的背景下，穩住民營企業，就穩住了就業。然而，經濟越差，支援民營企業的難度就越大。因此，支援民營經濟的政策往往是反週期的政策。
財政政策是反週期政策的首選，包括大幅度減稅、降費，增加對一些民營企業的貼息和其他補貼。同時，要為民營企業開闢更多融資渠道。如創業板改革，可以開放一部分企業通過資本市場融資。此外，還要降低中小企業的制度成本，包括社保、醫保改革，勞動制度的改革等，剝離本應該由社會承擔的職能和成本。通過對內開放，使更多勞動力密集的民營企業參與國內迴圈，或者幫助出口主導的民營企業轉向內需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通過增加銀行貸款去支援應倒閉的企業來保就業，是得不償失的。
談內需
補消費就是補生産
南方日報：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持續釋放內需潛力。怎麼看待消費對拉動經濟的重要性？
沈明高：這次疫情再次告訴我們，不是GDP上去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就有保障。更為重要的事，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消費約束的時代，補消費就是補生産。在高速增長時期，內需增量主要來自投資，高品質發展時期，消費應該成為新內需，是消費而不是投資將改變中國。早在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指出，要“激活蟄伏的發展潛能”。我國經濟的優勢是“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這兩個判斷，抓住了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牛鼻子”，關鍵是怎麼激發潛能、怎麼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
因此，政策重心應從關注生産轉向生産與消費平衡發展。在全球經濟和出口增長放慢的大背景下，制約經濟修復性反彈的很可能不是生産能力而是消費能力。
南方日報：那應該如何釋放內需潛力，達到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投資的關鍵作用，穩定國內有效需求、推動消費穩定增長等目的？
沈明高：疫情過後，面臨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就是全球“誰來消費”。對於中國，還有“為誰生産”“為誰投資”的問題。以前我們生産、美國消費，中美互補性很強。現在全球經濟進入“平庸”增長時代，即增長缺乏動力。全球需求不足和需求結構的改變是一大挑戰。
以前GDP主要是靠投資和生産，以出口消化産能，而不是國內消費。現在可能要在生産投資和消費之間、外需與內需之間，取得比較恰當的平衡。鼓勵消費的重要性要遠遠大於鼓勵投資，過去“大水漫灌”是把錢給企業，但這次應該以消費券等收入補貼形式，把一部分錢給老百姓，加大對老百姓的支援力度。
實際上，通過必要的改革和創新，將中國從出口大國轉變為消費大國，中國的消費佔比有可能向製造業佔比靠攏，為製造業升級打開空間。
談金融
避免零利率和財政赤字貨幣化
南方日報：近日，圍繞財政赤字貨幣化，國內政策研究者、學術界與市場人士展開了一場非常深刻的大討論。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沈明高：當下中國應避免實行“零利率”及“財政赤字貨幣化”，如果走“零利率”政策，就説明中國已經跟發達國家一樣，資産回報的水準已經非常低了，缺乏新的投資機會。
“財政赤字貨幣化”有一個重要前提：已經實施了“零利率”政策但經濟仍然乏力，即傳統的貨幣政策已經失效。但對中國而言，“財政赤字貨幣化”還有一道保障，就是中國政府的資産負債表上有大量的凈資産。2018年國資委公佈的國有資産數據，凈資産大概為100萬億人民幣，跟我們的GDP差不多。中國公共債務的空間還很大，還有龐大國有資産的支援，“財政赤字貨幣化”不是應有的選擇。
與此同時，財政赤字貨幣化會帶來三個問題：首先，在預算軟約束之下，貨幣化口子一開就很難控制。其次，在軟約束下，“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最後結果，就是惡性通脹。最後，在其他國家沒有“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情況下，我國“財政赤字貨幣化”會導致本幣大幅度貶值。所以我不贊成“財政赤字貨幣化”。
南方日報：近日發佈的《關於金融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從五個方面提出26條具體措施。你如何解讀其中對於大灣區金融發展帶來的機遇？
沈明高：更高水準的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一定是以金融資源的雙向流動和跨境配置為前提的，是雙向開放的。《意見》明確提出讓市場決定在多元化金融仲介渠道中的資金流向和流量，“南向通”、跨境理財通、跨境資金池等更是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的關鍵制度安排。
首先，對內開放使境內金融機構在境內就可以充分利用境內和境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在本土就可以完成。其次，製造業和投資者在境內就可以實現資源和資産的全球配置。再次，在雙向開放的市場中，中資券商可以充分發揮平臺化、機構化和産品化的賣方優勢，依託本土佈局全球。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前沿地區，對要素市場化和金融現代化的要求也最為迫切，其核心是跨境需求。從大灣區製造業轉型升級和實體經濟發展的角度看，跨境投資、利用境外資源、跨境處置和配置資産等三大需求最為迫切。《意見》對三方面的業務都有涉及，包括面向企業客戶的資本項目便利化改革、銀行跨境貸款業務、跨境資産轉讓業務，以及面向個人客戶的理財通等。
可以預見，隨著《意見》的落實，大灣區互聯互通水準的提高，新的金融機構、金融産品和金融業態將涌現出來，大灣區有條件率先實現金融現代化。
南方日報記者黎華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