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是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如此一來，官方可以用民間資金以特許的方式，加快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官方與民間合力，加快經濟發展，聽起來會有著很廣闊的前景。

　　不過，筆者詢問過十幾個民間商人，對PPP項目大都不感興趣，原因不難了解。這些大型項目所費資金動輒十幾億，民間出了幾億，卻很難享有管理權，甚至在財務不透明的情況下，連分紅權都無法徹底保障。被財富不安全的案例傷透了心，民間資金不相信在不對等的權利義務關係下，能很好地完成信託任務。

　　在洋務運動以後，晚清工業化過程中有官辦、官督商辦與官商合辦等形式，民間經營一直存在，不過沒能成大氣候。雖然李鴻章與張之洞在官辦與官督商辦的具體舉措上有分歧，但對於官督這根弦卻從來沒有放鬆，官方插手是一定的、必須的。

　　是李鴻章等人貪腐才讓官員插手嗎?有一定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張之洞以醇儒自命，《勸學篇》展示西學為體、中學才是根本，“保中國”進而“保名教”，這是張之洞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基本思路。因此，張之洞希望官辦，絕不是為了可以讓自己貪腐。

　　在清代，官方插手有自身的原因，主要是當時信託責任、法制體系、市場體系不全。

　　晚清從新政開始十幾年，直到1904年才有第一部公司法，在此之前，是借用權力拓展的空間在夾縫中求生存。

　　就是李鴻章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不斷拓展自己的空間。了解李鴻章和自己所需的盛宣懷要在“招商局”上做文章，為首長招商引資，搞軍事化的金融産業集團，作為首長的“戶部”。

　　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人都是權傾一方的“首長”，考慮到晚清官場的大環境，從財政到軍事必須靠這些大員。這些人經歷槍林彈雨的戰爭考驗，還必須自己練兵、自己籌措軍費、自己購買兵器，不必熬死熬活地從科舉出身，是真正的人才。而他們手底下的那些人，比如薛福成、唐景星、徐潤、胡雪岩、鄭觀應，無論從眼界還是外交、經商能力，也是國內首屈一指的人物。這些人就是當時中國的精英，也只有李鴻章等人能把當時中國一流的精英聚合在一起，開始一場前所未有的商業化、工業化變革。

　　當時人説“官劣為商、商劣為官”，李鴻章與其信任的盛宣懷就是典型，李鴻章當官並掌握實權後進行新政革新，把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集中到一起。

　　洋務從國防開始，也是官方插手的重要原因。打仗打輸，兵器不如人是洋務運動的直接導火線，而國防當然掌握在這方面大員的手中。

　　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免不了人浮於事、互相扯皮、貪污腐敗。不論官辦、商辦，只要有丁點權力的人，都如蚊子一般吸血，缺乏起碼的信託責任。

　　從招商局開始，官督商辦企業貪腐橫行，挪用資金。而在爭取路權運動中，民營招股企業高管所展示的厚顏無恥同樣讓人瞠目結舌。由於鐵路公司在收回路權後普遍展示出公司賬務管理不善，高級職員貪污成風，1911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營和半私營的鐵路都收歸國有，部分原因是廣州鐵路和另一條重要的私營川漢鐵路經營失敗。在移交的時候，粵漢鐵路公司實收資本約1600萬元，其中已花的大約1000萬元只鋪設了45英里長的鐵軌。像這樣低的效率，再加上公開揭發出來的高級職員貪污之風，就使商辦公司的信譽完全掃地了。

　　無論是官資、民資都無法盡到信託責任，從法律環境、信託責任來看，李鴻章也好，張之洞也好，都是不夠的。

　　100多年後，國有企業如中石油等傳出醜聞，而民資上市公司則不時傳出掏空上市公司的醜聞，無論是哪類性質的公眾公司，都讓人懷疑沒有妥善盡到信託責任，法律土壤不健全，這就使得對國企低效腐敗、民企不誠信的指責都能找到大量證據。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找到解決信託責任的好辦法。

　　以史為鑒，現在推廣PPP一定要吸取清末的教訓，不能重蹈官督商辦的覆轍，而這必須要打造一個法律能夠制約且能夠達成信託責任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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