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27日發表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康斯坦策?斯泰爾穆勒為該報撰寫的題為《開放邊界：默克爾的社會實踐》一文。文章説，9月4日，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把自己變成了德國版的鉚工露斯(二戰時美國女工的統稱——譯者注)。這位德國總理借用扎頭巾、穿工作服的女性形象的美國戰時宣傳畫中使用的口號説：“我們能辦到”——然後向難民們放開了德國(和歐洲)的邊界。自那以來，德國人就開始在興高采烈和驚慌失措之間搖擺不定。

　　德國方面表示，今年到德國尋求避難的人將達到80萬。非正式估算顯示，這個數字將是150萬。受到創傷的人群大量流入，並不是由默克爾引起的。但打開大門是一個大膽的政治與社會實驗，是她擔任總理10年中所採取的意義最重大的行動。

　　成功和完全失敗都是可能的。不管是哪種結局，德國和歐洲都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不可否認，德國醜陋的一面在過去幾週裏暴露出來。記錄在案的攻擊難民案件達到了數百起。右翼民粹運動，比如“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在社交媒體和街頭髮泄憤怒情緒。

　　在默克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基民盟)內部，關係也非常緊張。基民盟的姊妹政黨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簡稱基社盟)黨魁霍斯特?澤霍費爾領導了這場抵制運動；默克爾的支援率在下降，他的支援率卻在上升。在民意調查中，右翼的德國新選項黨的支援率超過了5%這一進入全國議會的門檻。就連一名內閣成員也對不斷升溫的焦慮表示了迎合。

　　另一方面，數萬德國人開始反對仇恨犯罪與言論，也反對不知所措的當局的優柔寡斷。學生們到施粥所工作，退休人員講授語言和技能。有一位每日工作時間很長的公職人員，自願到一處難民之家提供服務。另一位朋友説，他在柏林的教堂到一所天主教醫院參加了一項救助計劃。他們説，務實態度是眼下最重要的：如果規則不解決問題，那就別管規矩了。

　　所以，社會正在我們眼前改變——但真相是，社會已經發生了改變。20年前，一名內政部長髮誓稱，德國(當時國民中多數是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永遠不會成為移民的目的地。就在幾年前，默克爾宣告德國未能成功讓移民融入主流社會。當時，德國已然接收了數百萬名“客籍工人”和戰爭難民。大約1000萬人變成了德國公民。如今，逾20%的德國人口是移民或移民的後代。德國是一個多文化、多宗教和多膚色的國家。

　　德國需要大規模的移民，以幫助維持福利國家和經濟發展。但是，許多德國家庭記得，他們自己也當過難民。1945年後，1300萬來自東歐的被驅逐者在西德安家；1990年代，有300萬人從蘇聯來到德國。1990年10月3日，1600萬東德人一覺醒來，發現已身處一個新國家裏。這些曾是重大挑戰。如果説可以從這些歷史中得出一條經驗的話，那就是，歷史並非定數，而身份認同是一個選擇問題。在那些選擇歐洲和德國的難民身上，德國人看到了自己。

　　然而，德國的例子也表明，社會改變需要時間、金錢和明智的政策。德國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恐怖花了50年時間。統一付出了大約2萬億歐元的代價。幾十年的漠不關心造就了土耳其人聚居區，直到德國政府放寬了移民轉為公民的條件。最新民調顯示，如今大多數德國人害怕，他們的國家或許沒有能力吸收所有最近到來的難民。

　　默克爾看來決心堅守自己的立場。若要這場實驗成功，她將不得不作出一些艱難的妥協。在邊境建起高墻不是選擇，但德國將設立收容區，並遣返來自被視為安全國家的移民。

　　土耳其由於打擊人口販運而爭取到了優先進入歐盟的權利。德國的外交政策也需要針對中東衝突的根源，並向黎巴嫩等脆弱的難民接納國家提供支援。最重要的是，德國必須調整其在人道主義問題上的單邊做法，照顧到比較脆弱的歐盟成員國的正當需求。

　　實驗失敗可能意味著，默克爾發現自己成了歐洲一體化破産的主要推手。但如果實驗成功了，她或許還能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合情合理地沒有頒發給默克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