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30年經濟體制轉型以後，中國進入了社會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一方面社會結構急需改革，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社會矛盾凸顯，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這個時候也急需官民之間能夠良性互動，防止解決矛盾的暴力化傾向，形成理性的公民秩序。

　　正是在這個關鍵時期，公民公益成為社會轉型的重要動力。未來之中國能否超越傳統的革命與改良二元論，以社會力量倒逼體制變革，從而能夠既化解暴力衝突，又實現社會轉型？這是我們研究和關注的重要命題。為此，我們期待從理論思考和社會實踐切入，共同觀察當前的公益轉型如何促成社會轉型，又共同研究社會建設理念如何推動治理變革。在轉型時代共同見證和推動這個國家的善治。

　　所謂公益轉型，也是傳統慈善到現代公益的轉型。其中從計劃慈善體制縫隙中頑強生長出的民間公益最值得關注。在過去的30年間，中國的慈善體制長期處於計劃體制的陰影中，大部分慈善行為仍然是政府主導，指令攤派，而且慈善行為也常常被過度政治化，這種計劃慈善和市場經濟已經格格不入，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呼籲國家在保障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的同時，要讓慈善事業回歸民間，激發民間慈善的活力，也應該由此改革相對應的社會治理體制。

　　市場經濟推動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這也使得公益慈善事業不僅僅是富人的專利，而是成為人人都能參與的全民公益。這種全民公益的實質就是公民公益，它強調普通的公民通過志願行動來實現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價值。這種行為方式與市場行為和政府行為的不同是：第一，它是志願的，而非被迫的，它是普通人自願地不計報酬地實現自助、互助和他助；第二，它是公共的，而非個人的，作為公共行為，公民公益或者追求公共利益，或者展現公共價值；第三，它是公民性的，這種公民性體現在它試圖超越以往國家主義的計劃慈善和純粹個人性的施捨行為，強調公益慈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惠關係，是一種情感和價值的禮物交換。除此之外，公民公益還尋求共識，強調以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合作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

　　公民公益對於社會轉型有著以下幾點重要的意義：首先，公民公益可以給普通公民參與公共生活提供一條柔性理性的管道。公民公益是普通人個體面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社會問題和困難而志願地去尋求方法加以解決的過程。這就使得作為日常生活之地的社區成為公民重要的參與空間。也只有社區的公共生活活躍起來，整個社會才能充滿活力。公民公益的重要作用在於激活基層社區，為整個社會治理的多元共治積累社會資本，同時直接帶動社區治理的民主參與。

　　其次，公民公益還可以培育社會組織，推動社會組織的成長。社會體制建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社會本身有能力自我組織、自我解決社會問題。當前社會組織中最能夠迅速成長的就是各類公益慈善組織。人們在社區志願參與的基礎上，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很容易跨越社區，逐漸使自己的志願行為制度化和規範化，這就形成各類專業性的公益組織。這些一線公益組織並不需要行政動員或者政府資源，就可以自我發展，還會逐漸形成整個公益組織的生態價值鏈條。包括直接服務的民間公益組織和提供資金資助的基金會、也包括國際機構、企業CSR和政府的購買服務部門，這些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與創新逐漸會形成社會組織的一個自我迴圈的公益生態。

　　第三，公民公益還可以直接影響社會政策過程，直接推動社會治理機制的改革。和傳統慈善的單純的救助不同，公民公益還強調助人自助，也強調整個社會政策的完善。社會政策直接面對老百姓的民生和發展問題。其政策過程並非是政府單方面促成，而往往是利益相關方通過公益倡導等方式來影響相關法規和社會政策的創新，促進受助群體的權益的保障。因此公民公益也包含公益倡導的內容，通過公益人或公益組織對政府的表達、要求、溝通和對話，使得政府能夠調整政策，改變制度，以滿足民生和社會發展需要，從而實現社會的善治。

　　最後，公民公益對社會體制改革最長遠的推動是它能不斷培育出積極公民。社會體制改革雖然關注制度的改革，但好的制度也需要好的公民來推動和實施，制度才能真正成為可以落實的制度。積極公民是指那些敢於積極擔當社會責任的公民，從汶川到蘆山，我們都能看到在公益慈善的行動中比較容易涌現出這樣的積極公民。我們今天談到很多的社會創新家，很多就擁有積極公民的精神。他們最重要的特徵是可以以公民價值觀為核心，進行資源整合和動員，推動各類公益慈善的行動。公民公益需要通過激活以往的中華公益慈善傳統，需要改革當前的教育、傳播和知識生産機制，通過這種改革，使得更多的積極公民從公益慈善事業中涌現出來。

　　社區參與、社會組織、改善治理和培育公民構成了公民公益推動社會轉型的四種途徑。我們相信社會轉型不僅僅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動，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普通人的努力，雖然人們常説，有什麼樣的國家就有什麼樣的公民，但從另一面看，有什麼樣的公民，也將決定我們有什麼樣的國家。未來中國的轉型正蘊藏于每個參與公益的普通人的轉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