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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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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可避免收入陷阱 需找到改革突破口

  ●從30年的高速增長逐步過渡到中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現在的問題是怎麼能過渡好。如果過渡的好,也就是中國在未來10- 15年保持5%- 8%之間的增長,中國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領域的改革必須具有明確的目標,那就是,在中短期內保持中等經濟增長,從長遠看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實現可持續性。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把短期的經濟增長和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有效結合起來。

  ●通過稅制來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實現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之間的平衡。改善中國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減少和保護社會最底層的同時,大力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

  ●戶口制度造就了城鄉二元分割制度。當時設置這種制度是為了對社會加以有效的行政管理,但正如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所表明的,城鄉二元制度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最主要的結構性和制度障礙。今天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很多社會衝突也大多來源於這個城鄉分割制度。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會期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接受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的專訪。他在專訪中指出,對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來説,更大的挑戰是,如何使中國經濟平穩地由高速發展轉型到中速發展。他認為,實現全面改革是不太現實的,改革需要找到突破口。

  新政府面臨嚴峻內外環境

  《經濟參考報》:前不久結束的全國兩會上選出了新一屆政府。您認為,對新一屆政府來講,今後將面對怎樣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對中國經濟發展來講,有哪些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

  鄭永年:中國新一屆政府面臨著新的國際和國內環境,現在他們需要正確的估計這個形勢。

  首先,國際經濟大環境並不理想。中國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經濟開始迅速發展起來,當時的國際環境處於全球化的高潮,2001年中國加入W T O後進入了全球化體系中,這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好處。

  而當前的國際環境有兩個微妙之處需要引起注意。第一,世界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雖然美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經濟有了微弱的復蘇,但並不是結構上的整體復蘇,美國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失衡的問題,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歐洲的情況也好不到哪,經濟危機非常嚴重,要想走出危機,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制度性、體制性的改革。美國、日本也需要這種改革。而體制性的改革都會面臨來自巨大的既得利益團體的阻撓,不僅是中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如此。第二,中國周邊的環境在變化。中國是亞洲區域最大的國家,但和周邊國家的政治信任度比較低。所以中國的戰略環境並不好。現在從東海到南海,都有矛盾,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發展産生不利影響。

  其次,中國內部也存在經濟結構失衡等問題。這幾年大家過分強調出口和內需之間的失衡,除此之外,還有國企和民企、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之間的結構失衡。要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新一屆政府付出非常艱苦的努力。

  對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來説,更大的挑戰是,如何使中國經濟平穩地由高速發展轉型到中速發展。中國經濟要想繼續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已經十分困難了,即使偶爾還會有,也會對中國經濟結構甚至國際經濟結構産生一些負面影響。

  從30年的高速增長逐步過渡到中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現在的問題是怎麼能過渡好。如果過渡的好,也就是中國在未來10-15年保持5%-8%之間的增長,中國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國家過渡到高收入國家,由現在的每人平均GDP5000美元增長到1萬或1.2萬美元。如果中國可以由中等收入國家過渡到高收入國家,那麼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當然,如果過渡不好,經濟增長速度跌到5%以下的低增長,那麼中國就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這種過渡並不容易,存在許多挑戰,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深陷其中。

  當然,中國的潛力是有的,這就需要有效的政府和正確的政策。我非常欣賞李克強所説的“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將來體制改革會是最大的紅利。今後,中國再也不可能走以前粗獷式的發展道路,要從細節入手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經濟參考報》:既然您談到了改革這個話題,您認為,新一屆政府的都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進行改革?

  鄭永年:從去年底十八大後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和領導人講話來看,我認為這個進程比較明確。實現全面改革是不太現實的,改革需要找到突破口,主要有三大塊。第一,執政黨內部的改革。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不僅要有能力治理國家,還要領導國家繼續往前走。對執政黨的改革現在很明瞭,主要就是反腐敗,建立一個清廉的政府。第二,可持續發展。在這裡,財稅改革、金融改革都要往前走,但我認為重點還是城鎮化改革,這可以保證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第三,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目前這一塊沒有放入到改革的議程裏,但是我認為很重要。現在大家都在談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中國夢”就是政府和老百姓互動的一個平臺。怎樣把這三塊作為突破口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中國稅制結構不利於結構調整

  《經濟參考報》:您心目中,經濟領域改革的具體路徑應是怎樣的?

  鄭永年:經濟領域的改革必須具有明確的目標,那就是,在中短期內保持中等經濟增長,從長遠看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實現可持續性。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把短期的經濟增長和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有效結合起來。要達到這個目標,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個領域內至少可以進行如下幾個方面的改革。

  稅收體制改革。在任何社會,稅收體制既可以阻礙經濟增長,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國家也通過稅制的二次分配達到基本的社會公平。對這些,中國社會已經討論很多,但有兩點還必須加以強調。第一,通過稅制來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實現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之間的平衡。第二,通過稅制改革來改善中國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減少和保護社會最底層的同時,大力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

  近年來,很多討論過分強調通過二次分配來實現社會公平。二次分配當然很重要。但必須意識到,在實現基本社會公平方面,二次分配只是一個補充,而一次分配是結構性的,更為重要。通過稅制改革來改善經濟結構,通過改善經濟結構來改善社會結構,從而實現社會公平,這種途徑和方式比二次分配更為有效。目前的結構性減稅改革是一個好的開始。

  中國目前的稅制結構不利於經濟結構的調整。首先,目前的稅制有利於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而不利於中小型、微型企業。稅制的改革要改變這個局面,對中小型和微型企業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發展中小型和微型企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最好手段。就業是個人和家庭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一旦沒有了就業,那麼再多再好的來自國家二次分配的社會保障也難以避免個人和家庭淪落為貧窮狀態。

  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的目標和稅制改革一樣,即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促進社會正義和公平。要實現這個目標,有兩個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首先是限制國有銀行業的壟斷行為。現在銀行業的市場化水準較低,缺乏充分競爭。雖然國家在銀行業的壟斷地位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很難改變,但可以對銀行業進行改制,引入市場化和引入競爭機制。

  其次,向民間開放金融業,大力鼓勵和促進民間金融機構的建立和發展。現在國有商業銀行主要的服務對像是國有企業。雖然這些年中央政府一直在強調國有銀行要支援中小企業,但並沒有什麼結果。這是制度設計原因。要國有大型銀行去支援和扶持中小企業並不符合經濟邏輯,國有銀行沒有經濟上的動機去支援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如果用行政命令手段強制國有銀行去這樣做,失敗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成功的可能性。現在,最可行的辦法就是允許民間金融機構的産生和發展。實際上,非正式的民間融資渠道和制度一直存在,只不過處於非法狀態。只要中小微企業有融資需求,這種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會一直存在下去。但因為缺少政府的監管,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經常會導致嚴重的問題,甚至演變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對政府來説,一是要容許民間金融機構的産生和發展,二要加緊對民間金融結構的監管。民間金融結構的發展同時又能在資本市場上加強競爭,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高資本使用的效率。只有民間金融結構發展起來了,中小型和微型企業的發展才有希望。而只有中小型和微型企業發展起來了,社會結構才會有改善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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