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交易成本調查：種類繁多 暗藏“灰色地帶”

　　調查中，多家企業反映，近年來國家出臺多項措施降低企業稅負，特別是“營改增”試點範圍擴大，實實在在減輕了企業負擔。但在一些地方，稅收並非按企業實際經營狀況收繳，而是由稅務部門年初定指標，分配到各個企業，這就使減負變了味兒。

　　“中央和地方都説要給企業降成本，可一些稅務部門的任務指標一點不見減少，你説這企業的稅收負擔有可能降下來嗎？”河南一家服裝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企業要繳多少稅，一些地方稅務部門年初就定好了，基本上是根據“背的”收稅指標確定的，説是年末多退少補，但從沒退過錢。

　　“我們一直照章納稅，怎麼還要補稅？”去年初，浙江聞泰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忽然接到稅務部門通知，要補繳三年印花稅。這讓公司總經理肖學兵很吃驚。

　　原來，去年起嘉興地區國內貿易購銷合同印花稅改為購銷雙方都要繳。“新聞裏不是説國家在給企業減稅嗎？怎麼反倒取消了稅收優惠，還得把往年優惠補上？”

　　浙江一家鋼鐵企業負責人對此也很不理解：“印花稅稅率雖然不高，但眼下企業日子不好過，一次性補繳三年費用，也要大約600萬元，現金流壓力很大。”

　　河南一些企業也反映，耕地佔用費、租賃費等原來已不收的稅費，現在又開始收繳。“地方上專門成立了非稅收入管理局，到實體門店來收錢。前年就要求預繳兩年的稅費。”

　　只要開門營業，至少有15個評估評價要做，花錢又費力

　　“只要開門營業，至少有15個評估評價要做。”河南安耐克實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裴國營説。安全、質檢、土地、規劃、環境、消防、能耗、職業衛生……哪個評估都不能少。過去，評估評價往往由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直接操刀，這兩年隨著簡政放權步伐加快，多數交給了第三方機構。“一開始以為改革後評估檢測的負擔會減輕。現在看來，不管是政府做還是第三方機構做，成本上差別不大。反正都是前置性許可，不做不行。”

　　“幾乎每個月都要做各種評估。”鄭州通達光纜總經理助理謝育龍以環境評價為例，企業每新上一台設備，就要新做一次環評，生産線改造也要重新做環評，“甚至一台設備從一個車間搬到緊挨著的另一個車間，也要重新做一次環評。做一次就得幾萬元，企業真的受不了。”

　　有的評價必須分幾步進行，拉長了評價時間，也導致企業重復花錢。一個項目開工前，按照國家關於建設投資項目安全、環保、職業衛生評價“三同時”的規定，僅這三項評價，就要做9次評估。企業必須安排專人跟蹤，即使都合格，前後也要有一年時間才能完成。

　　中航光電財務部部長王亞歌算了筆賬，2015年企業用於“三同時”的支出達到56.8萬元，再算上買設備的評估、生産線改造所做的評價、各種品質檢測收費等，一年花了好幾百萬元。“有些投資項目只是購買電腦軟體，不涉及建築施工，也要交錢做安全、職業衛生專篇設計，實在讓企業很無奈。”

　　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不太符合實際情況

　　記者發現，一些政府收費項目，雖然師出有名，卻不太符合實際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負擔。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徵收標準偏高，就是調查中企業反映的焦點問題。

　　根據國家規定，企業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在職職工總數的1.5%，凡安排殘疾人就業達不到該比例的企業，需按其差額人數全額徵收保障金。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大約有30萬名員工，這就意味著其需要安排4000多名殘疾人就業。企業在當地很難找到那麼多有勞動能力、符合崗位要求的殘疾人。

　　鴻富錦主管人力資源的負責人表示，勞動密集型企業一方面利潤率低，另一方面已經為促進就業做出了相當大貢獻，反而要支付更高的殘疾人保障成本，這種收費標準不太公平。中航光電也算了一筆賬，根據洛陽市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計算公式，企業近兩年每年支付逾200萬元的相關費用，負擔不輕。

　　莫名其妙的成本——小企業每年可能要花上百萬元維護政商關係

　　調研中記者發現，如果説稅費、評估是所有企業呼籲儘快降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那麼中小企業、初創企業往往還要應對一些莫名其妙的成本。下面就來細數一下吧。

　　城市拆遷導致企業“搬家式死亡”

　　河南一家小家電製造企業，因為城市建設規劃調整等原因，3年搬了4次家。“搬家就要停産，一邊養著工人，一邊租賃新廠房。搬進新廠還要重新調試設備，重新評估認證，這些都要花錢。搬家搬得企業遍體鱗傷。”這家企業的董事長夏先生説。

　　搬進新工業園區，又有了新煩惱。新建設的工業園區多是立體廠房，企業僅買一層或幾層不可能拿到土地證，導致中小企業入駐後無法到銀行抵押貸款。“不花600萬元搬進産業園，企業就沒有地方開工。可是，立體廠房只買一層就沒有土地證，銀行就不給貸款，資金又成了難題。”

　　浙江兩家制藥企業也剛剛經歷了搬遷，其中一家藥企的財務總監説，“由於搬遷投入、新工廠頭兩年較高的折舊，以及大幅增加的土地使用稅，去年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了不少。企業最怕的就是折騰。”

　　一些質檢機構收費不含糊，真需要服務時反倒令人失望

　　調研中記者了解到，工業企業的儀器設備設計檢測、化驗、計量等需要不定期年檢，有的項目每半年就要檢一次。不少中小企業反映，由於檢驗費太高、彈性太大，不得不與“紅頂機構”如質檢研究院等類似的機構簽訂年度服務合同。

　　“一項標價20萬元的檢測，如果企業同意每年購買‘紅頂機構’的打包服務，可能這項檢測只要10萬元；該抽檢20種樣品，抽一種就行了。如果‘不合作’，任何一級質檢部門都可以隨時隨地去持生産許可證的企業檢查，來一次企業就得花10萬元左右。”河南一家企業負責人反映，有時質檢機構到企業檢查，連檢測設備都沒帶，但只要説是檢查，就得交費。企業真的需要質檢服務時，卻失望了。“去年底我們感覺一台大型計量衡器不太準，主動邀請質檢機構來做檢測。可是5個月過去了，也不見人影。打電話去問，一會兒説機構要合併沒有人手，一會兒又説檢測設備不行。”

　　“吃拿”不見了，“卡要”仍存在

　　此次調查中，中小企業普遍反映，中央八項規定執行後，政府官員去企業都不吃飯、不收禮，甚至不喝水，“吃拿”基本消失了。可是，“卡要”現象並沒有杜絕，一些企業每年的非營業性開支，即維護政商關係的支出往往佔到銷售收入的1.2%～1.5%。一家小型企業，每年可能有上百萬元用於“維護關係”。

　　“年初遞上去材料，可能到下半年才批下來，你説企業還生産不生産？”一家企業説，不想等這麼久，往往只能找人去“疏通”。

　　一些企業還反映，我國法律法規中罰款額度彈性較大，也為有關部門“卡要”提供了機會。“不少法規裏罰單額度從2萬元至50萬元，執法尺度與關係親疏程度相關，不利於公平競爭和企業減負。”河南一家企業負責人説。(人民日報全媒體平臺記者 白天亮、王政、陸婭楠、左婭、劉志強、趙展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