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慧”的六大方面:
一是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穩中求進”保證産業持續成長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深化。
二是正確處理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不斷提高産業效率和促進産業高端化。
三是正確處理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促進産業合理佈局和區域協調發展。
四是正確處理了市場化與工業化的關係,培育全面持續的産業發展動力機制。
五是正確處理了全球化與工業化的關係,形成全面開放發展的現代化産業體系。
六是正確處理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係,促進産業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與社會民生協調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已經講述了一個工業大國成長的故事。但是,中國迄今只是成為一個世界性工業大國,還不是一個工業強國,總結梳理40年中國産業發展歷程,抽象概括其成長的基本經驗和發展的關鍵智慧,不僅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而且也對中國進一步發展成為工業強國有指導意義。
具體而言,産業發展的“中國智慧”主要體現在正確處理了以下六大關係:
一是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穩中求進”保證産業持續成長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深化。
一個大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工業化是必由之路。工業化進程一旦開始,要保證這個過程不會由於戰爭、危機或社會動蕩等各種原因被中斷,這個國家或者地區才可能保證産業不斷發展、産業結構不斷高級化。歷史上因危機或者戰亂而中斷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並不鮮見,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工業化史已經200多年、但真正實現工業化的也只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社會政治環境的穩定是産業持續發展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推進的基本前提要求。新中國成立以後一段時間,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曾經中斷。但開放以來,雖然也遇到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與挑戰,但總體上採用了“漸進式”改革,始終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指導思想,以“穩中求進”為經濟改革發展工作的總基調,努力構建和諧穩定的發展環境,在保證經濟運作的穩定性基礎上,不斷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促進中國産業持續成長和不斷深化工業化進程。當前已經處於工業化後期階段,需要繼續推進産業發展建設工業強國,而各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比較突出,如區域發展差距、城鄉差距和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經濟“脫實向虛”、環境和資源制約等等,危機和衝突的可能性進一步提升,這需要進一步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更加強調社會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是正確處理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不斷提高産業效率和促進産業高端化。
工業化是一系列基要生産函數(或者生産要素組合方式)由低級向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過程,這實質是一個不斷技術創新的過程,工業進程深化的核心表現為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産業效率的不斷提升和産業結構的持續高級化。而“創新驅動”的關鍵是須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努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還要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迄今為止的中國産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成功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基於工業化發展階段,把握産業升級的方向,不斷提出合意的産業政策,實現産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有效協調,隨著工業化發展階段對産業政策內容、實施方式進行動態調整,有效地促進了技術進步、提高了産業效率和促進産業結構高級化。從産業高端化和工業化深化的方向看,中國所實現的工業化,並不是傳統意義的工業化,而是資訊化時代以資訊化引導工業化、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下的工業化。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國工業化階段的國情,又要適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世界工業化趨勢——通過現代資訊技術與製造業融合、製造與服務的融合來提升複雜産品的製造能力以及製造業快速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能力。
三是正確處理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促進産業合理佈局和區域協調發展。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的資源稟賦、經濟條件、文化習慣等差異性較大。因此,一個大國的産業發展與工業化進程,在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前提下,還要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這是保證産業合理佈局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整體區域協調戰略並保證有效實施。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差距很大,長期以來形成了東中西三大區域的梯度發展的格局,近年來,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持續推進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京津冀協同發展、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中央政府要通過戰略實施和體制機制設計,協調各區域産業生産要素配置,促進産業生産要素跨區域的有效合理流動,化解産業資源配置在地區間不平衡、不協調的結構性矛盾,提高産業生産要素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拓展産業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還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國産業發展非常重視地方政府的創新精神,鼓勵地方政府探索科學的區域工業化模式。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國各地方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調動起來,各個地區結合自己的具體情況,創造出許多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曾産生了一些具有鮮明地區特點和時代特徵的經濟發展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等,這些模式在啟動條件、發動主體、資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進程,成為工業化水準較高的工業化地區,進而對全國的工業化進程起到了巨大的帶動作用。在各地推進自己的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園區發揮了重要作用,工業園區是現代化産業分工協作生産區,包括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工業園區能通過政策引導聚集生産要素、提高集約水準、突出産業特色、優化産業佈局,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工業化具有重要意義。
四是正確處理了市場化與工業化的關係,培育全面持續的産業發展動力機制。
中國基於自己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基本國情,經過多年理論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國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為中國産業發展提供了多元的全面協調的動力機制。通過市場化改革的制度創新,培育了國內豐富、強大的動力源。這具體表現在市場化改革逐漸鬆開了傳統計劃體制對各種資源、要素、組織力量的束縛,激活了它們在舊體制下長期被壓抑與控制的能量,不僅充分釋放非國有系統的資源、要素,而且全面調動傳統國有系統本身的存量資源和原有的組織制度資源。通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培育了大量的市場主體,既包括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也包括在市場中成長起來的大量個體民營企業以及通過開放引入的外資企業。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彌補市場缺陷、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以及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在一些重大戰略領域實現趕超等方面具有優勢,在事關國家發展重大戰略和國計民生重大事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個體、私營和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在滿足市場多層次多樣化需求、提升供給品質和促進生産力平衡發展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形成了中國産業發展多元混合動力優勢,促進了中國産業快速發展。
五是正確處理了全球化與工業化的關係,形成全面開放發展的現代化産業體系。
通過40年的對外開放,從設立特區,到開放沿海14個城市,再到加入WTO,在中國市場對外開放的同時,也逐漸吸引大量外資,引進了大量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同時也利用了國外市場資源,實現了大量出口,這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産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當今世界的産業發展,處於一個全球價值鏈主導的時代。自産業革命開拓機器大生産開始,國際分工經歷了工業製成品與農礦業的傳統産業間分工、工業內部各産業各産品部門的産業內分工,發展到同一産品不同價值鏈增值環節的産品內分工。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産品模組化程度的提升和生産過程可分性增強,以及資訊技術、交通技術等“空間壓縮”技術帶來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基於價值鏈不同工序、環節的産品內分工獲得極大發展,製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成為一種主導的國際分工形式。而且,隨著技術革命的加速拓展、業態不斷創新和産業日趨融合,尤其是新興工業化國家不斷努力突破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鎖定”,全球價值鏈逐步呈現出多極化發展的新態勢。因此,一個國家的産業發展,必須對外開放,融入這個全球價值鏈中。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中國經濟所取得的發展奇跡,十分得益於中國製造業的對外開放。到2017年,在製造業31個大類、179個中類和609個小類中,完全對外資開放的已有22個大類、167個中類和585個小類,分別佔71%、93.3%和96.1%。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場化進程,培育自身的全面發展動力,同時順應製造業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合作共贏趨勢,為世界製造業發展和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
六是正確處理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係,促進産業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與社會民生協調發展。
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過程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發展的過程。工業為城市化提供了經濟基礎,而城市化為工業化提供了優質要素和廣闊的需求市場。從工業化與城市化歷史演進互動關係看,在工業化初期,重點是工業化進程推動了城市化的進程,而到了工業化中後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牽引了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總體上符合上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演進規律,長期以來我國成功地推進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但總體上城市化進程落後於工業化進程。在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進入到工業化中後期,城市化進程也不斷加快,對工業化進程牽引需求作用明顯。在處理工業化與城市化關係過程中,尤其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提高城市化品質,避免城市化與實體經濟脫節,不能讓房地産僅成為炒作對象,要讓城市化進程真正發揮對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需求引導作用。二是要不斷提高服務業效率和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城市化是服務業成長為經濟運作中主導部門的必要條件,城市化人口集聚效應形成的需求密集經濟,可以不依靠勞動生産率的提高而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城市化並不必然促進服務業效率提升和結構升級,科學的城市化戰略和高水準的城市管理對於促進服務業效率提升至關重要。當前我國醫療、教育、養老等事關社會民生的服務業品質和效率還都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城市化品質水準還不夠高。而且,由於工業化後期産業結構升級和工業化進程深化需要高品質的生産性服務業發展支援,提高城市化品質、促進服務業效率提高和服務業結構升級還是深化工業化進程的必然要求。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責任編輯:楊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