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等著名專家在出席主題為“全球經濟變革下的金融改革與風險防控”的“2017金融街論壇”時就金融創新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以及如何打破剛性兌付,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等話題闡述了各自的觀點。
吳敬璉:金融業怎樣為供給品質的提高服務
經濟發展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要穩住經濟增長,防止經濟失速,二是要去杠桿,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根據近些年的經驗,這兩個目標之間存在著矛盾。所以,出現了一種現象,在去杠桿、防止系統性風險積累的時候,往往會出現增長率下滑,但是反過來要促進經濟增長率穩定,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時候,又會出現杠桿率上升,風險積累,被人們稱為“蹺蹺板效應”,這使得宏觀經濟政策在施政上很頭疼。
當前需要研究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蹺蹺板”效應?怎麼來消除這種“蹺蹺板”效應。這種效應出現的原因在於,在世界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金融業的功能和行為發生了扭曲。大致在21世紀初,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我們過分地從需求側尋找出路,想用貨幣的超發、信用的擴張來支援經濟增長,總是想靠寬鬆的貨幣政策拉升經濟增長。而貨幣的超發和信用的膨脹必然造成風險的積累,杠桿率的升高。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就出現一個“魔咒”,要支援增長,只能加杠桿,擴需求。貨幣發行變成了解決一切社會經濟問題最簡便的方法。而用這個方法來解決問題,必然造成杠桿率的提高和風險的積累。在防止風險的時候,因為經濟增長失去了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支撐,經濟增長速度就必然下滑。
怎麼才能破除這個“魔咒”,消除“蹺蹺板”效應?最根本的辦法就是2015年以來黨中央反覆強調的從供給側看問題,從供給側找出路,用提高供給側的品質,也就是提高效率的辦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通過供給效率的提高,我們才能夠用比較低的資源投入取得比較好的、比較高的增長效果。
金融業需要在這個轉變中發揮自己的作用,為實體經濟服務,提升經濟效率,這是根本出路。在原來的發展方式中,金融業會扭曲自己的行為,因為在貨幣超發和信用膨脹的情況之下,金融業的盈利模式變成自己玩,靠自己的數量擴張來賺錢。從學理上説,金融業的基本功能在於通過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的時間段之間,分配金融資源來帶動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可是在依靠信用膨脹,貨幣超發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情況下,金融業的行為就會扭曲,就會離開原來在經濟中所擔負的功能,扭曲了盈利模式。
要解決當前問題,消除“魔咒”,金融業需要回歸自己原來的職能——通過貨幣、資金的先行作用來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這樣,金融業就面臨著很大的改革任務。既然金融業服務於實體經濟,服務於供給側品質的提高,需要做哪些改革呢?原來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體制,在信用膨脹,貨幣超發情況下形成的一套做法,都需要做出變革。
比如説,我們現在的核心任務是改善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效率。在中國已經從簡單趕超到領跑時代的情況下,創新就變得非常重要。創新産業的特點跟傳統産業有很大不同,從金融的視角去觀察,存在高風險和高回報的情況。而原來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往往無法適應,因為銀行作為一個高負債經營的企業,天然的必須堅持審慎經營、比較保守的特性,不喜歡風險。
新的技術,新的創業企業,往往是高風險,同時也是高回報的,這就需要金融創新。創新有兩個主要內容,一個是從0到1,原始性的創新。從0到1的創新具有非常明顯的高風險和高回報的特性,這種創新,對於創始企業來説,最需要的金融形式就是在創新創業的各個階段都有跟他相適應的金融形式,比如從天使投資到私募基金等等。另一種創新是所謂的從1到N,不完全是首創性的創新,我們可以拿來別人的創新,加以提高和改善,這種從1到N的效率的提高,也需要有跟他相適應的金融形式,開闢新的金融業務。有一個被經濟學家關注的奇特現象,BAT最早拿到的投資都不是國內的金融企業給的,都是來自國外。為什麼在全世界出類拔萃的一些中國企業,最早拿到的大筆投資,都是從國外來的。這就説明,我們的金融業需要總結經驗,適應當前的形勢,進行改革和創新。所以,鼓勵金融創新是第一位的。當然,這還需要監管。為什麼需要監管?最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市場是一個資訊高度不對稱的市場,所以需要監管,加強監管不是要壓制市場力量,而是要使市場運作得更好,市場力量得到提高。
吳曉靈:有序打破剛性兌付 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將防控金融風險列為三大重要任務之一。當前,防控金融風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有序打破剛性兌付,樹立風險自擔的文化。
第一,打破剛性兌付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前提。在計劃經濟時代,計劃是配置資源的龍頭,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決定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如果金融配置效率低下,那麼社會資源也不可能得到高效率的配置。不打破剛性兌付就無法反映風險溢價,就沒有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因為有風險,暴露風險,才能看出不同信用主體的價格。只有好的企業才能夠以低的價格獲得市場融資,而不好的企業應該為此付出高的代價,但是,當我們不能夠打破剛性兌付的時候,好壞企業是無法區分的,他們沒有風險的差價,也就不可能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無法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剛性兌付是金融業制度扭曲的結果。打破剛性兌付在金融界已經喊了很多年,中央文件屢屢提出要打破剛性兌付,為何至今仍未能打破呢?這裡面有制度原因,也正是金融改革要努力的方向。風險自擔是一切金融活動的基石,金融是居民財産自主運用的活動,承擔風險,獲取收益是金融運作的基本原則。但是,很多人沒有在金融活動中樹立契約的理念,更多地只想得到資金,使用資金,從來沒想過對資金運用的效果負責。很多人投資的時候只想獲取更多的收益,而沒有想到更多的收益需要承擔更多風險。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居民財産權的忽視和不尊重,使得居民喪失了自己是財産利益維護第一責任人的意識。政府管制過多,導致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承擔著無限的責任,責任越大,管制越多。金融長期處於受壓制狀態,正常的融資渠道不暢,給非法融資活動留鋁撕艽蟮幕疃區間。公眾在參與非法集資過程中的心態是盈利歸自己,虧損找政府。在這種壓力下,由於責任不清,政府往往採取花錢買穩定的做法,助長了剛性兌付文化。在剛性兌付文化下,中國只有財政,沒有金融,所有金融活動的風險都通過不同的渠道轉嫁到了財政身上,這也是很多人義無反顧地參與非法集資的根源。政府的精力應該更多地放在那些遵紀守法人的身上,讓那些參與違法活動的人承擔更多的責任。
國家信用和商業信用不區分,也是剛性兌付的基礎。國家控股的金融機構是有限責任公司,不應該承擔國家的信用。現在的銀行,包括國有控股銀行,已經是上市銀行,應該承擔公司的信用。我們推出了存款保險制度,每一個人應該想到,任何一個金融機構都有破産的可能,儘管在破産的過程當中,我們要保護小存款者的利益,但是這不意味著每個金融機構都是和國家同等的信用。有些金融機構,為了自己的競爭採取了不當的方式,誤導社會公眾,掩蓋了金融信用和普通商業企業信用的差別,誤導國家信用和商業信用的區別。在國家信用與商業信用不分的情況下,不可能樹立風險自擔文化。
金融法律不完善和監管理念落後,也讓金融機構有可能不向公眾如實揭露風險。行為的瑕疵導致金融機構以剛性兌付掩蓋不當行為的責任。現在比較混亂的金融市場是理財市場,每個金融機構在銷售理財産品的時候,是不是真心實意的,切實地向投資者揭示了風險?我認為不是的。理財産品銷售人員的第一責任是把産品賣出去,而不是向客戶揭示風險,給客戶以選擇的權利。由於在産品當中的一些法律關係揭示不清,在銷售過程中的瑕疵,導致金融機構一旦面臨風險的時候,首先不是想到怎樣分清責任,而是想辦法掩蓋問題,保住自己的商譽,這也是剛性兌付不能夠打破的重要原因。
第三,有序打破剛性兌付,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金融業是一個經營風險的行業,不出風險是不對的,出了風險才是正常的。企業的成長是有風險的,金融服務於有風險的企業,風險也會反映在金融業身上。如果大家都不去承擔風險,不去承擔創新的風險,不去承擔損失的風險,何來社會的進步。因而,我們應該有承擔風險的擔當,也有容忍失敗的寬容,讓各類金融産品風險透明和暴露,才能切斷風險的傳遞。當一個産品出現風險的時候,用另外一個産品,或者是另外一次融資來掩蓋這個風險,那麼就會使這個風險越積越大,最後從小風險積累成大風險,也就是有可能形成系統性風險。
有序打破剛性兌付,要從完善法律,明確風險責任做起。我希望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監管當局,還是地方政府,都應該有揭示風險、化解風險的責任擔當。金融安全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如果我們不把金融的信用基礎,金融的契約精神樹立好,金融安全就無從談起。我們應該用典型案例區分責任與風險擔當,用案例對全社會進行風險和信用的教育。只有這樣,中國才有真正的金融,我們講利率市場化,沒有風險的暴露,不打破剛性兌付,沒有違約事件,哪來的風險定價。如果不打破剛性兌付,不真正地實現風險定價,中國只有財政,沒有金融。
李揚:金融創新關鍵要服務實體經濟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後,金融發展應當堅持三個原則:第一是服務實體經濟,第二是支援普惠金融的發展,第三是支援綠色金融發展。今後,宏觀經濟要想穩定發展就取決於這三個領域的進展。
首先,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一個老話題。我想結合金融創新,Fintech最近的一些情況來説一説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問題。
金融是一個高科技産業,所有科技成果都會在金融行業率先廣泛使用。比如説,抵押貸款證券化,這在當時也是高新科技應用於金融活動的著名例證。最早把一批信貸資産放在一起,分割出各具特色的現金流,依據它發新的證券,滿足不同人的投資需求,這種想法早就有,由於科技沒有發展到這種程度,這個想法無法變成産品。20世紀50年代前後,隨著新的計算技術的發展,它變成了現實。所以現在市場上可以看到,可投資于大量的證券化資産,因為必須能夠迅速算出價值,然後給它定價,這就是高新科技服務實體經濟的例證。
但是與它相關就有很多不服務實體經濟的例子,比如説在MBS、ABS基礎上産生了非常多的衍生品,衍生品本身和實體經濟的關係就已經疏遠了。對這些衍生品進行炒作,就是我經常説的金融業自娛自樂,這種自娛自樂把整個經濟,整個金融推到了危機的風頭上,以至於全球不得不用一次非常大的,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的危機,來糾正這種不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
現在還有一些不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比如説比特幣。最近中國政府明確説,在中國關閉比特幣交易。比特幣打著高新科技的旗號,覺得可以擺脫央行,擺脫黃金,給社會一個新的定價標準,新的支付手段,促進宏觀經濟穩定發展。事實上,産生的不是這個效果。比特幣不是貨幣,貨幣所需要的幾個條件它並不具備,比如,貨幣要求幣值必須穩定,貨幣供應能夠隨著經濟增長而穩定增長等,比特幣並不具備這些特點,它不但危及了金融穩定,而且危及了宏觀經濟的穩定。
講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係,金融和宏觀穩定的關係的時候,第一條就是這個産品是不是有助於實體經濟的發展。從全球趨勢來看,危機之後,金融業回歸簡單,回歸標準,回歸本心,找回了初心,線上線下統一。這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主要的思想也是這樣。以美國的情況來説,危機之後,很多金融泡沫都被擠出去了,股票、債券、信貸市場穩定發展,説明經濟還是需要金融的,但是需要和實體經濟密切關聯的金融活動穩步發展。
其次,支援普惠金融發展。普惠金融的概念最初出現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而普惠金融剛進入人們視野的時候,只是被當作金融業主業做完後順便去做的事情,沒有把它當成金融業多重要的活動,這次金融工作會議把普惠金融作為金融業必須做的事情之一,金融只有普惠了,才能對宏觀經濟的穩定,對社會的穩定産生積極的作用。
2014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寫了《21世紀資本論》,令世界動容。該書的基本結論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經濟體系,三百年來,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短暫的20多年,其他的時候都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它是所有社會動蕩的根源。仔細觀察,此言不虛。這樣一種不公平進入20世紀最後十年以及21世紀以來,更集中地體現為做金融的人處於收入分配的頂端。本世紀以來,與此有關的事件都是針對金融業,像佔領華爾街就是指向這批金融業的高收入者,這些問題需要解決,當然需要以普惠金融的方式去做。
獲得公平的金融服務,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但是過去的金融體制事實上沒有向他們提供服務,他們的存在就是提供無窮無盡的血液供大資本使用。這種情況不能繼續下去,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就會危及宏觀穩定和整個國家的穩定。但是要做普惠金融也不容易,如果我們拘泥于傳統的手段,是做不了的,所以也需要創新。
最近幾年,一些使用新技術的金融活動,金融安排,大大降低了金融的進入門檻,方便了普通百姓接入金融系統的路徑,使得普惠金融真正能夠實現。現在有很多機構,基於網際網路技術,在普惠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國內的一些傳統大型機構正在和新型金融機構相結合,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中國的四大網際網路巨頭戰略結合,這樣就會使得普惠金融能夠在中國做實。金融普惠做實了,宏觀經濟穩定了,社會也因此能夠穩定。
第三,發展綠色金融。按照現在的架構,金融很難服務綠色。簡單地説,做綠色投資,綠色經營,是不掙錢的,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我們想兼得,而事實上這兩者之間存在衝突,非此即彼。如果綠色得不到強調,隨著經濟增長,我們會獲得一個越來越不適宜人居的環境,我們要這個經濟幹什麼呢?社會的安定何在呢?這也需要我們金融創新。現在已經有很多這方面的探討,使得我們在商業可持續基礎上推進綠色金融有了充足條件,只有這個做到之後,宏觀經濟運作,社會運作才會穩定。
總之,這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給中國的金融發展撥正了航向,有一些新的坐標,我們必須按照新坐標來對標,按照新坐標來改造金融行業,這樣才會使得金融能夠成為促進宏觀經濟穩定增長的因素,從而能夠為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提供正能量。
(責任編輯:王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