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財經9月6日訊 今日,2020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在北京召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在論壇上發表演講。黃益平表示,金融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有一些措施先做有一些措施後做,有其內在規律。
黃益平認為,經濟開放和金融開放大致應該遵循先實體後金融、先國內後國際、先匯率後資本的原則。首先,實體就是我把國內的一些實體經濟的問題像貿易問題、財政問題都給解決了,再考慮金融開放的問題,在金融開放方面我們首先考慮解決國內的利率、市場機制的問題,再考慮對外的部分。其次,在對外的部分,首先考慮把匯率的機制理順了再放開跨境資本的流動。
黃益平指出,開放過程中還是要走得更加穩健,在次序上在宏觀審慎方面要採取很多的措施,這樣的開放才是穩健的,才是可持續的。
以下為演講全文:
大家上午好,首先我想代表本次論壇的學術支援單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歡迎大家來參會。我們國發院的名譽院長林毅夫老師本來準備開會,現在臨時有重要公務不能參加,我本人也向大家表示歉意,因為這個週末兩整天我都要在學校講課,所以走不開,只好利用線上的形式和大家做一個交流。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關於資本項目開放的一點看法。資本項目開放已經推進了很長時間,我們可以説是從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了,但我們在1996年實現了經常項目的可兌換,當時的想法是再利用五到十年甚至更長一點時間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後來因為國際國內的金融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實現可兌換。但是在這幾十年間資本項目可兌換這個政策一直在推進,我們過去遵循一個策略,簡單可以概括為先流入後流出、先長期後短期、先股權後投資組合,實際推進過程中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今天的資本項目已經基本實現了可兌換,但仍然還有很多對跨境資本流動的限制,這也是事實,下一步怎麼走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最近我們聽到學界有很多討論,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余永定教授和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教授,他們對這些問題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我今天的討論就三個問題展開,第一個問題是到底要不要開放,第二個問題是什麼時機開放最合適,第三個問題是如果開放應該怎麼開放。第一要不要開放,學界的爭議不太大,從大的方向來説我們過去四十幾年成功其實就是改革開放,改革就是走向市場經濟,開放就是融入世界經濟,從這個大的方向來説如果繼續往前走,那麼資本項目放開應該是必然的選擇。更何況我們現在已經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不遠的將來很快就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資本項目放開更進一步的深入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當中,這是我覺得我們必然的選擇,不管我們在短期內碰到什麼樣的困難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大的方向要進一步開放包括資本項目,這是第一。
第二,可能爭議比較大的就是什麼時候開放。我們最近爭議比較多,有的認為現在應該抓緊開放,有的認為現在不是好的時機,我個人對這個的看法在過去幾年發生了一些變化,原來我接受的一套理念是國際金融界的一個共識,就是什麼時候開放最合適,應該是找宏觀經濟環境比較穩定的時候,所謂的宏觀經濟環境比較穩定就是增長比較強勁、通脹比較穩定、財政比較平衡、國際收支有一定的盈餘、我們的貨幣沒有被明顯的高估,像這樣一些相對良好的經濟金融環境的情況下資本項目放開來投資者是有信心的,不太容易出現資産價格大幅度下調或者資本外逃這樣一些風險因素,會使得開放的過程變得更加平穩。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過去幾十年各國開放的經驗,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在這樣的一個時機良好的時刻,選擇資本項目開放它本身也會帶來一些風險,原因就在於你的經濟金融環境都非常好,這個時候你放開來必然會吸引大量的資本流入,大量的資本流入當然在短期內會看到經濟增長非常強勁,你的資産市場會變得非常繁榮,你的貨幣也會不斷的升值,看起來都是好消息,你甚至可以把它解讀成國際市場對於你的開放政策的一種投票,信心大增。
實際上回過頭來再看有很多國家最後反而落到了金融危機的地步,原因就在於大量資本流入的時候經濟繁榮了但很可能過熱,資産市場繁榮了很容易形成泡沫,貨幣升值了也容易導致貨幣的高估,這個時候一旦出現一個風險因素的逆轉,很容易發生很大的風險甚至發生金融危機,在經濟金融環境比較好的時候開放就很容易引發一些新的風險因素的積累,但同時伴隨著一個問題就是經濟金融在不斷繁榮的時候往往我們不會高度重視風險因素,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經濟體放開了之後一開始形勢非常好,但最後落到了金融危機的地步。
現在反過來看,如果在經濟金融環境不是那麼美好的時候放開來,也許是我們決策層會更加重視對一些風險因素的防範和處置,在那個時候放開來也許這樣一個開放的體制是可以更加穩健的,從這點上來説,我現在的看法,第一可能不存在最佳的開放時機,第二在經濟金融環境不是那麼完美的時候放開也許會提高我們對風險因素的防範和處置,也許這樣的開放是更加穩健更加可持續的。第三如果決定了要放開,應該怎麼放,這個問題很複雜,我只能簡單説兩條我的看法。第一條看法就是要採取一些宏觀審慎的政策,就是放開來絕不是一放了之的事情,資本項目放開來就意味著資本可以跨境資本流動可以變得自由,但是對有一些國家來説有可能資本的大進大出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怎麼辦?我們可以在開放的透視採取一些宏觀審慎的政策,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托賓稅,資本流入和流出都增收0.1-0.2%的稅收,這個時候這樣的稅收對長期資本流動幾乎沒有影響,但是對於短期資本流動尤其是每週都往返的熱錢它會起到很大的遏製作用。所以這樣一些穩健措施有可能對於未來的金融體系和資本流動的穩健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
第二我們要考慮的就是改革的次序問題。金融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有一些措施先做有一些措施後做,它自己有一些內在的規律,原來斯坦福大學的前教授麥金農曾經提出過一整套關於金融開放秩序的問題,我覺得我們應該高度重視。我個人做一個簡單的概括和總結,就是我們的經濟開放和金融開放大致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就是先實體後金融,先國內後國際,先匯率後資本。首先實體就是我把國內的一些實體經濟的問題像貿易問題、財政問題都給解決了,再考慮金融開放的問題,在金融開放方面我們首先考慮解決國內的利率、市場機制的問題,再考慮對外的部分。在對外的部分,我們首先考慮把匯率的機制理順了再放開我們的跨境資本的流動,在這方面應該説我們在2015年匯率中間價改革的時候已經看到了一些教訓,我們之前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到2015年改革我們的匯率中間價的機制,這本身是一個非常好非常市場化的舉措,但很不幸的是後來引發了市場信心的波動,最後我們不得不採取很多措施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管理,但實際上這樣的一些舉措就是為了不得不將就我們還不夠靈活的匯率體系。
所以簡單做一個總結,第一我認為資本項目開放是中國必然的選擇,第二從時機選擇上來説可能不存在最佳時機,如果是經濟環境不是那麼理想的時候開放,也許我們會更加重視風險因素,也許是更佳的時機。最後是開放過程中還是要走得更加穩健,在次序上在宏觀審慎方面要採取很多的措施,這樣的開放才是穩健的,才是可持續的。
説得不對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