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上):保存佛教文化資料

2018-10-09 | 文/魏道儒 | 來自:梵華網  分享:

編者按:佛教文化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經過與固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都留下了深刻影響。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各類研究早已頗多。那麼,中國人對佛教文化又有哪些貢獻呢?面對這個問題時才發現,我們幾乎從未思考過它。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魏道儒看來,中國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可以從三大方面進行簡要探索、分析和總結。梵華君將以三篇文字分別呈現這些精彩內容。

以下為第一篇:

涅槃大佛像

涅槃大佛像

迄今為止,有關佛教文化方面的各類研究成果已經很多。中外學者對古今中外佛教眾多的重要歷史事件、人物、典籍、思想等都有系統研究,對許多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的重要問題都有深入探討。但是,關於中國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問題,不僅沒有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甚至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

我們幾乎沒有想到過這樣一些問題:如果沒有中國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佛教能不能從一個地方宗教發展成為亞洲宗教,進而發展成為世界宗教?如果沒有中國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當代世界佛教能不能具有這樣的內在精神和外在風貌?如果沒有中國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我們能否説清楚世人現在具備的佛教歷史文化知識會貧乏到怎樣的程度?

關於中國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我們可以從不同方面、多種視角探索、分析和總結。我們在這裡從三個方面簡要説明中國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是提綱式的,粗線條的,並不細緻,希望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

佛教經文

佛教經文

中國人保存了佛教文化資料

中國人對佛教文化的第一個重要貢獻,是保存了佛教文化資料,其主要工作有兩項:第一項是翻譯佛教典籍,第二項是撰寫歷史著作。

中國人翻譯域外佛教典籍,最主要的是漢語翻譯和藏語翻譯,兩者共同構成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文化創造工程,成為人類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跡。從保存佛教文化資料的角度考察,漢譯和藏譯所具有的特點、價值和影響是不完全相同的。漢譯佛教典籍在保存佛教文化資料方面有三個顯著特點。

第一,漢譯佛典工作開始時間早,延續時間長,譯出經典豐富。

漢譯佛教典籍從西元前2年的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開始,一直延續到北宋末年,總共有1000多年的歷史。其中,大規模的翻譯從東漢末年開始,到北宋前期基本結束,大約有800年左右。一般認為,總共翻譯的經律論三藏有1690余部,6420余卷。由於藏譯佛教典籍從7世紀之後開始,所以,如果沒有漢文資料,從西元前後大乘佛教興起到西元7世紀的佛教歷史就根本無法復原,古印度佛教從起源到13世紀消亡的歷史就會留下很多空白。

白馬寺——佛教東傳見證者

白馬寺——佛教東傳見證者

第二,從東漢末年到北宋末年,漢語翻譯佛典工作具有連貫性,能夠反映古印度廣大地區佛教經典出現的具體過程,反映古印度佛教發展的趨勢和脈絡。

從東漢末年到北宋末年的800年左右時間裏,中國人翻譯佛經沒有長時間的中斷,翻譯事業有著跟蹤域外佛教發展進程的特點。在很多時段,翻譯過程與域外典籍的産生過程基本保持同步。比如,東漢末年的支婁迦讖譯出了第一部華嚴類經典——《兜沙經》,直到劉宋永初二年(421)翻譯出華嚴類經典的總集——60卷《華嚴經》,在其中的大約兩個半世紀裏,陸續翻譯出了十幾部華嚴類單行經。根據現代學者研究,這些單行經譯為漢文的先後是與它們在域外産生的早晚相一致的。因此,不依靠漢譯佛典,從西元1世紀到西元10世紀域外佛教的歷史發展脈絡、思想教義演變軌跡就沒有可能梳理清楚。這種跟蹤記錄佛教歷史和思想足跡的特點是漢文翻譯獨有的,是包括藏語翻譯在內的任何文字佛教經典都不能替代的。

《華嚴經》

《華嚴經》(圖片來自網路)

第三,某些重要佛經翻譯家所譯出的經典,能夠從整體上反映那個時代域外佛教經典的基本內容和佛教思想的基本面貌。

從東漢末年到北宋末年,某些譯經家在蒐集佛教原典時務求完備,並且力求把蒐集的原典都翻譯出來,所以,他們譯出的經典能夠反映那個時代域外佛教經典和思想的基本輪廓。比如,西晉的翻譯家竺法護,遊歷西域學通36種語言,廣求佛經回國翻譯約47年(266-313),譯出經典品類多、數量大,幾乎囊括了當時西域地區流傳的所有重要佛教典籍。他蒐集和翻譯佛典之完備,可以從他譯出的華嚴類典籍中得到證明。他譯出的《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屬於華嚴類單行經,60卷《華嚴》都沒有收錄該經,直到唐代譯出的80卷《華嚴》才收錄,名為《十定品》。由此一例,可見他蒐集經典之完備。以後唐代的玄奘、義凈、不空等人,在蒐集和翻譯經典方面,都有這個特點。各個時代重要佛經翻譯家追求全面、廣泛蒐集和翻譯佛教典籍,不僅在客觀上為中國人完整保存佛教資料提供了可能,而且使中國人保存的佛教文化資料來源多種多樣。漢譯佛經的來源不僅有古印度的梵語、巴利語文獻,還有數量眾多的中亞各民族語言的文獻,從而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古代亞洲多民族的佛教情況。

與漢譯佛經相比較,藏譯佛經開始時間比較遲,延續時間比較短,但是數量也是很龐大的。藏譯古印度佛教經典開始於西元7世紀。到14世紀基本結束。大規模的翻譯集中在從8世紀到13世紀這500年間。一般認為,藏譯佛教典籍總共有5900余種,約有三百萬頌,大體相當於漢譯典籍的一萬卷,其中的絕大部分是譯自梵文典籍。從保存佛教文化資料的角度考察,藏譯佛典比漢譯佛典更完整地保存了8世紀以後古印度佛教文獻,尤其彌補了10世紀以後漢譯經典的不足。因此,藏文佛典與漢文佛典有互補作用,兩者珠聯璧合,共同完成了對域外佛教文化資料的完整保存。沒有這兩種佛教資料,人們對13世紀就湮滅的古印度佛教歷史就知道得很少了。

法顯所著《佛國記》

《佛國記》(圖片來自網路)

中國人保存佛教文化資料的第二個方面工作,是撰寫了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佛教歷史著作。記載佛教歷史的著作在漢藏兩種文字中都有,其中最負盛名的,應該是東晉法顯、唐代玄奘和義凈的著作。法顯的《佛國記》首次實錄了自陸路遊歷古印度,再由斯里蘭卡經南洋群島航歸的偉大旅程,至今仍是研究當時中亞、南亞和東南亞歷史、文化和宗教的最重要著作。玄奘把自己親見的110國和傳聞的28國情況記錄下來,撰成《大唐西域記》12卷,該書至今仍然是研究當時古印度和中亞史的最重要著作。從保存佛教歷史文化資料的角度來講,沒有法顯、玄奘的這兩部著作,我們今天不僅不了解他們那個時代域外佛教的基本情況,也無法確定釋迦牟尼的出生地藍毗尼園、早期生活地迦毗羅衛等位於何處。義凈在室利佛逝撰寫了兩部著作,其一是《南海寄歸內法傳》,記錄所見所聞的印度和南海諸國佛教情況,包括僧人的日常生活,僧團制度和修行規定等。其二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從貞觀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56位求法僧的事跡。這兩部著作對研究7、8世紀的印度、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歷史、宗教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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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記》(圖片來自網路)

上個世紀50年代,趙樸初先生把世界上流行的佛教按語種劃分為三個系統,即“漢語系統的佛教”、“藏語系統的佛教”和“巴利語系統的佛教”。在這三個語言系統中,“巴利語系統的佛教”在典籍規模、教義內容、適應範圍、流傳地區等方面都不能與號稱“大乘佛教”的前兩者相提並論。從保存佛教文化資料的角度考察,前兩者都基本保存了後者典籍的基本內容,而後者卻沒有前兩者最基本的歷史資料。所以,沒有“漢語系統的佛教”和“藏語系統的佛教”,佛教就不僅稱不上是世界宗教,甚至稱不上嚴格意義上的亞洲宗教。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魏道儒

責任編輯: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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