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楊曾文:一場超越五十載的史海求索

2017-08-24 | 文/李芳 | 來自:中華佛文化網  分享:

楊曾文

中國禪宗研究集大成者楊曾文

“平生以事業為重,從不敢懈怠。如今年過古稀已多載,更希望將自己的知識才能奉獻給社會,奉獻給人民。”——楊曾文

他治學勤奮,一生致力於中日等國佛史研究;他孜孜不倦,寫下多部重量級禪宗學術專著;他態度嚴謹,始終強調論從史出、史論結合。他就是中國禪宗研究集大成者楊曾文。

初識楊教授,是在4月份河北的一場佛教會議上。我們想約楊老進行一次深度採訪,他給我們盤點了近幾個月滿滿的行程安排,活動有大有小,地點有南有北,最終我們的時間定在兩次會議的間隔期。想到楊老將近耄耋之年,剛返京不久就要接受我們的採訪,過幾天還要緊鑼密鼓奔赴外地,心裏除了感動還頗有些過意不去。

採訪那天,楊老身著藏青上衣、黑褲子、黑皮鞋,顯得一絲不茍。講起佛史老本行,他聲如洪鐘、神采奕奕,邏輯清晰、侃侃而談,如青年人般充滿朝氣與活力。

短短一個半小時的採訪,楊老的話語中肯直接,他的勤奮、嚴謹、執著、無私,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從燕園往事到結緣佛史,從唐宋禪宗研究到當代佛教建設,在滔滔不絕的講述中,我們的思緒同楊老一起,共赴了一場超越五十載的史海求索。

求知若渴的青蔥歲月

楊老曾説,“隨著年老,似乎懷舊情緒也越來越多,今天想天明天想地,想山想海又想雨想雪”。從我們的談話中,有一點可以篤定,他尤其懷念大學那段發奮讀書的青蔥歲月。

1959年,19歲的楊曾文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開始了長達5年的大學生活。此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的開始,國家經濟困難,糧食供應不足。大學生們雖有定量伙食,卻也因量不足、油水不夠而時常饑腸轆轆。

“即使在吃不飽的日子裏,我們中國青年仍然保持精神穩定,堅持奮發讀書,”回憶起那段時光,楊老的眼底泛起點點星光。

每當晨曦初映,在清麗的未名湖畔、靜謐的林蔭樹下,都可以聽到瑯瑯的讀書聲,看到同學們三三兩兩探討問題的身影。

讓楊老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清晨到圖書館搶佔座位的情景。因為每個宿舍要住8人,卻只有1張共用方桌,所以課外時間同學們都選擇到圖書館看書學習。每天早晨起來匆匆吃完早飯,便趕到圖書館外排隊,等待管理員上班後進去學習。燕園學子們的讀書熱情極其高漲,因此幾個圖書館內總是座無虛席。

現在每每看到同窗們取得什麼成績,楊老總是會想起當年在圖書館搶座位的時光。這段寶貴的經歷,讓大家為自己的史學專業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這幾屆中涌現了很多著名學者,文革過後中國史學研究能夠承上啟下,這些學者都功不可沒。

同時,在困難挫折中依舊奮發圖強的精神對楊老之後的研究工作産生了長足的影響。“平生以事業為重,從不敢懈怠”,楊老的話擲地有聲,真實反映了他五十余載對知識孜孜不倦的追求。

執著嚴謹的佛史求索

在北大歷史系,楊老其實是在中國古代史秦漢專業組學習。他坦言,當時的興趣更多在古典文學和古代史上。後來選擇研究佛教,也是頗有一些緣分。

大學最後一年報考研究生時,楊老本來打算由著喜好,選擇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專業。但當時歷史系的領導考慮到楊老曾有過兩年的哲學史學習基礎,動員他報考佛學專家湯用彤的研究生。加之當時研究佛教的人才少之又少,到國家、組織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個年代的大學生們建設國家主人翁精神的外在體現。楊老的“佛緣”也由此開始。

此時,發生了兩件事,對楊老的學術研究工作産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第一件事,原本9月份大學畢業後,楊老要繼續讀研究生的,然而5月份,大學還沒畢業,湯用彤老先生去世了。發榜的事情便擱置了。不過後來據湯用彤之子湯一介講,楊老的考試成績是非常不錯的。

第二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深夜接見了任繼愈。毛主席讚揚任繼愈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佛教,如鳳毛麟角般珍貴,並批示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

因為研究生考試發榜的暫時擱置,加之楊老又有哲學史基礎,他從北大大學畢業後便沒有繼續開啟研究生學習生涯,而是直接被分配到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參與籌備中國第一個佛教研究室。從研究室成員到主任,從弱冠之年到將近耄耋,楊老從未停止過學術工作,一研究就是半個世紀。

楊老曾在部落格中寫道:“我61歲退休,研究卻沒有因此停止。即使現在,每天每月擺到面前要做的事依然很多,怎麼做也做不完。工作之餘,我會環顧書架上自己的多部著作,這些日積月累一筆一畫寫出的書籍、文章,能否為人類、為社會帶來真正的價值?自己今後還可以再做些什麼?……”

楊老的學術研究,除了幾十年如一日的執著,還有一個關鍵詞必不可缺:嚴謹。他十分重視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訂工作,治學態度嚴謹、作風沉穩紮實。這其實還與他大學生涯中的一次拜訪有著莫大的聯繫。

大四下學期時,楊老與其他同學一起,拜訪了當時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讚。翦教授是中國著名的史學專家,對秦漢、南北朝的歷史造詣很深。當時歷史學界極左思想影響很大,出現了“以論代史”和空論的傾向,輕視資料收集、否定史料考證。翦伯讚曾撰文予以批評,提出應嚴謹治史,不要“以論代史”,而應堅持唯物史觀的“以論帶史”,做到史論有機結合。結合實例,翦伯讚向楊曾文闡述了做真學問的方法,即治學務必嚴謹,肯予下苦功夫。

這次訪問,對楊老後來的佛史研究影響巨大。自畢業後進入佛教研究室,他一直重視資料的蒐集和整理,撰寫書籍和論文時,必定先將歷史環境和事實情節講清楚,然後才從思想和理論上對人物、教義、著作等進行評論或發揮。

系統細緻的禪宗研究

在楊老眾多專著中,關於禪宗研究的書籍在業界可以説是舉足輕重。《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代表了中國佛教學者在《六祖壇經》研究領域取得的重大進展;《神會和尚禪話錄》是迄今研究神會資料最齊全的校本;《唐五代禪宗史》填補了中國沒有一部全面系統論述唐五代禪宗的斷代史專著的空白;而《宋元禪宗史》亦為中國第一部系統詳細介紹宋元禪宗歷史的斷代史專著……

聊起與禪宗研究的淵源,楊老告訴我們,有一個國家不得不提,那就是日本。

初到世界宗教研究所時,所裏有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研究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因為楊老在大學選修的第二外語為日語,又專門研究佛教,因此,除了參與任繼愈的《中國佛教史》寫作,楊老同時開始著手編寫《日本佛教史》。

1980年底,楊老以學者身份赴日進行學術交流訪問。基於佛教研究方面眾多的共同語言,楊老在當地收穫了很多朋友,包括東京大學鐮田茂雄教授。二人在中日佛教史的話題上很是投緣,一來二去,他們後來直接發起了中日佛教學術會議。這場高規格的學術交流活動,從1985年開始,每兩年一次,已經舉辦十次,見證了中日佛教學術界的友好交往。

通過多次日本考察,楊老發現,日本在禪宗研究方面已經取得很多成果,尤其體現在文獻整理上。而中國這方面的研究則相對欠缺。以敦煌的禪宗文獻為例,日本很早便開始了研究,如《六祖壇經》敦煌本最早就是由鈴木大拙整理的。楊老下定決心,要開始系統地研究中國禪宗,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眾多禪宗研究經典之作呈現於世人面前。

禪宗,佛教中國化最為鮮明、典型的旗幟。佛教為何一定要中國化?楊老告訴我們,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必須要適應中國“大一統”的政治環境、儒家正統的文化環境以及“天地君親師”的民間信仰。入鄉隨俗,方能達到傳播目的。

禪宗究竟緣何形成?楊老耐心向我們解釋道,佛教自傳入中國後有幾個階段:經過漢魏西晉的初傳、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普及,佛教從一開始部分“精英”人士的上層信仰擴展為大江南北平民百姓的普遍信仰;之後進入南北朝佛教深入研究期,中國人將自己對佛教的理解,通過註釋經典的方法加以表述、傳播和推廣,形成很多學派,並最終確立了以大乘佛教作為中國佛教的主體,同時將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加以融會,在思想上為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創立了條件。同時以土地經營為基礎的寺院經濟的確立和發展,在物質上為宗派的創立打下基礎。最終隋唐時期,禪宗與其他七宗一起,並立為八大宗派。之後各派為傳法進行彼此會通融合,至明代後便形成了以禪宗為主體的融合型佛教。

在八大宗派中,禪宗最富有現實主義風格,最善於吸收佛教各宗思想和其他文化成份豐富自己。它倡導在人間修行、在人間覺悟,最為接近現實社會民眾的生活。

禪宗的思想意識結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很多方面,應該説是符合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的,楊老説。

老驥伏櫪的殷切期待

聊到禪宗和佛教中國化等問題時,楊老對佛教在當代如何適應社會發展和發揮作用提出了一些寶貴的建議。

光陰不居,時節如流。時代在變化,佛教也要因時而變,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否則以落後之面貌必將難以適應社會的發展。

除了與時代脈搏同頻共振,佛教有責任在當代文化建設、道德建設和社會安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國家、社會和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為中國人民確立了科學合理的價值理想和追求。楊老建議,佛教在講經説法過程中,可以將佛教傳統教義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有利於揚善止惡,促進社會風氣的改變。

採訪結束後,楊老略顯疲憊。不過,還好,一個半小時,我們將採訪時長控制在了一個相對合理的範圍。

楊老曾在部落格中寫道,13年生了一場大病,這也成為自己進入老年生活的分水嶺。以往是以壯年之心支配老年之身,不願服老。從此以後,要冷靜客觀地對待自己,採取新的生活方式,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

雖寫下如斯,但按照楊老長期以來“工作狂”式的節奏,離“適當研究、安享晚年”似乎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離開時,我們打算送楊老回去,楊老擺擺手錶示不用,還囑咐我們一定要將中華傳統佛教文化發揚光大。

“‘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如今年過古稀已多載,更希望將自己的知識才能奉獻給社會,奉獻給人民。”在楊老的博文中,有這麼幾句,寥寥數語卻足見赤子之心。當我望著他遠去的身影,這些話開始回蕩于腦海,盤旋於心頭。

責任編輯: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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