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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檔案
黃翠芬，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微生物、免疫及遺傳工程專家。廣東省臺山市人。1949年畢業于美國康乃爾大學獲理學碩士學位。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全軍分子遺傳重點實驗室主任。我國基因工程創始人之一。2011年8月9日不幸因病逝世。
上世紀50—60年代，研製成功四聯創傷類毒素，高效甲、乙型肉毒類毒素等重大科研成果，為我國的國防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70年代，在國內率先採用分子生物學技術開展細菌毒素的結構與功能研究及基因工程疫苗研究，研製出高保護率的幼畜大腸菌腹瀉預防基因工程疫苗及人用腹瀉預防基因工程疫苗。80年代後，開展了基因工程多肽藥物研究，首先在國內獲得尿激酶原（Pro-UK）基因克隆及表達，並對人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劑結構改造，提高其性能，是當前溶血栓特效的多肽藥物。2000年至今，開展分子腫瘤研究。
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二等獎4項。1984年被中央軍委授予“模範科學工作者”榮譽稱號。
2011年8月9日那個暴雨傾盆的夜晚，91歲的黃翠芬院士，和她的親人們説完“再見”，作別了這個世界。
一上午的時間裏，我和同行們一起，聆聽她的同事和孩子們講述她的故事。有人説，她是一本書；有人説，她的人生是一個個驚嘆號。如果是一本書，幾個小時的時間，我顯然無法讀懂；若是驚嘆號，我也無法領會其中深刻的內涵。作為一個晚輩，這些故事片段勾勒出的“黃奶奶”，是一個可敬的科研工作者，是一個好人。
住院的5個月時間裏，她沒有停止工作。“她的病房裏是各種雜誌和報紙。”曾陪護她的趙亞麗博士説。
彌留之際，她對醫生説：“科研有成功，也有失敗，你們將我的數據好好總結一下，希望對別人有幫助。”此前，她自願嘗試接受了多種新技術和療法，如靶向定位放療和化療、仍在美國二期研發過程中的新藥等。
“我們每次去看她，雖然刻意不談工作，但是三句話過後，聊的還是工作。”她的學生、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所研究員黃培堂説。
有一次，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學生去醫院看望她，事前大家都交代他要控制時間，但是老太太還是詳細詢問了他的研究進展，還給出建議。這個學生出來後就哭了。要知道，放化療的痛苦，對一個90歲的老人來説，是怎樣的折磨。
對她來説，這或許已成習慣。事業上的她“爭分奪秒”，是個“急性子”。
在文革期間，她利用晚上沒有政治學習的時間，教學生英語。“我們都是學俄文的，沒有英語基礎，從ABC開始學習。教材都是黃教授親自撰寫或摘錄，用蠟板刻印。之後，又用她那架老式打字機列印資料讓我們翻譯，然後逐字逐句地給我們修改。”她的學生張兆山説。那時候，她已經是50多歲的人了。
1978年，科學的春天來臨。黃翠芬意識到十年浩劫拉大了與國外先進水準的差距。此時，她瞄準了對她來説全新而陌生的分子遺傳學領域。這意味著，她要像年輕人一樣從頭開始。
她立即組織有關專家給大家普及基因工程的知識，同時給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錢學森寫信要求開展基因工程研究，並得到大力支援。隨後在全所挑選了30名同志先後派往中科院有關研究所學習。1980年，全軍第一個分子遺傳學研究室成立。她在一個幼兒園的舊址上，鼓搗出實驗室。
在將所有公費學習的機會留給年輕人後，1981年，年過花甲的她自費去美國探親，實際卻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學習。
在實驗室裏，年齡最大的她在試驗臺前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半年時間裏她發表了2篇論文。回國時，她又想起了她那個簡陋的實驗室，籌集了1萬多美元的設備，複印了幾十萬字的資料。而她帶給丈夫的禮物，僅僅是一個打火機，據説還打不著火。
1990年，年逾古稀的她，為了探索腫瘤發生的機制，親自找經費跑設備，籌建了腫瘤分子生物學實驗室；2001年，她的學生楊曉從美國學成回國，籌建了以基因打靶為技術平臺的發育與疾病遺傳學實驗室。她總能敏銳感知科學前沿，並堅持不懈地探索著。
“她有很多頭銜和榮譽，在我眼裏，她首先是一個好人。”她的長子周哈陽説。
是的，人們都記得她給的溫暖。
“到現在我都接受不了老人家去世的事實。80多歲的時候，她還和我們打沙壺球，教我們怎麼擊球。”她的博士生張浩哽咽著説，“病重期間，她還記得我們家在裝修，跟她家人交代把家裏的沙發留給我。”
她的學生楊曉也記得，她最後一次去看老師時，老人家還惦記著她女兒出國留學的事情。此前，老人把美國的外甥女給她發的有關在美國如何申請大學的郵件，全都列印出來，派人送給楊曉的女兒。
而每年在她家的新年聚餐會，幾十人的伙食，她都親力親為。她的學生王國力説，從老師那偷學到的越南飯至今仍是他宴請朋友的保留項目。即使出差到美國，她也會招呼在那邊的學生聚會，介紹國內最新動態，討論回國事宜。她甚至把每次聚會時的照片沖洗後分發給各個家庭。
在她最後的日子裏，她“脆弱”地請求醫生早點結束她的生命。“其實她是不想給國家增添負擔，給別人添麻煩。”黃培堂低聲説。他永遠也忘不了老師最後和他説的話。“我去看她的時候她已經不太清醒了，但是在我走到門口準備離開時，突然聽到她問‘帶傘了嗎’，那時候我都驚呆了。後來才明白，那幾天北京老下雨，她擔心我被淋到。”
“她這一輩子都在為別人著想，我有時候都想不通，她遭受了那麼多苦難和挫折，怎麼還能這麼淡然，保有一顆善良的心？”周哈陽坦言，母親的胸懷，他無法企及。
懷孕7個月時，她和丈夫周廷衝花高價買了兩張船票，在貨船裏顛簸了兩個多月回到祖國；文革期間，周廷衝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發配到西北放羊，她也因“海外關係複雜”被審查，一家6口四散各地；70多歲送別老伴；生命的最後10年裏，兩次遭遇癌症……命運似乎並不優待她。
“但是她從來沒有抱怨過。回國後我也遇到過很多挫折，也有很灰心的時候，每次找黃老師談心，總會不自覺地被她的樂觀和豁達所感染，重新鼓起前行的信心和勇氣。”楊曉説。
“人的生命是短暫的，萬物終要匯入到浩瀚茫茫的宇宙中，作為其中一顆微微閃光的星星，我感到是那麼的幸運，那樣的值得分外珍惜。”在自述中，她回憶了一生的經歷後這樣寫道。也許，這就是不管順境逆境，她總是與愛同行的原因吧。
“她內心的從容、寧靜、以及一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你只要走近，就能感覺到。”楊曉説，她眼裏的恩師，用李清照咏桂花的詞來形容很是貼切—— “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跡遠只留香，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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