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在“林權改革國際研討會”上做報告

一、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給人們的最大啟示是：億萬農民自行創業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也就是説，人力資本從此有了極大的活力，它不僅能更好地利用物質資本，創造財富，而且能把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更有效率地結合在一起，使社會經濟面貌發生巨大的變化。這正如1979年農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廣一樣，還是那些人，還是那些土地，體制一改變，奇跡就産生了。當初農村家庭承包制的成功主要依靠農民創業積極性的調動，今天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成功同樣如此。

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把林業從粗放型經營轉到集約型經營的軌道。林業經營需要更多的勞動力，這樣，本來農業勞動力過剩的地區，由於林業實現集約化經營，勞動力日益顯現供給不足，家裏有承包山林的，勞動力不再外出，轉而上山從事林業。這一方面緩解了勞動力急於外出尋求工作機會的壓力，緩解了就業問題，而且還能人盡其才，靠山林承包致富，成為名副其實的創業者。其實，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承包農田的農民，還是承包山林的農民，都是創業者。創業帶動就業，是普通適用的，而不管創業者是在農村還是在城鎮，也不管他們是在平原還是在山區。

三、林業産值的增長關鍵在於林産品産業鏈的延伸，包括與林業有關的現代服務業和現代物流業的發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林産品産業鏈的延伸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過程中，林區農民還創造了各種各樣的林業合作組織的形式，它們既加快了林産品産業鏈的延伸，擴大了林産品行銷範圍，而且還促進了與林業有關的現代服務業和現代物流業的發展。

四、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另一突出的特點是把民間資本引入林業建設。民間資本正在尋找可以有效投資的實體經濟領域，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後的林業發展前景是廣闊的，林業需要民間資本進入，民間資本也認為林業適宜於投資，這樣解決了林業發展中的資本供給不足難題。根據一些林區的經驗，重要的途徑是龍頭公司、林業合作組織和山林承包戶的三方合作、利益均沾。

五、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首創的林地和林木可以流轉和抵押的規定，對於振興農業和提高農民收入，以及推進城鎮化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林區農民有了林權證，證實他們有了明確的物權，並通過林地和林木的流轉和抵押證實了物權收益的歸屬。這是林區農民致富的保證。如果由此擴大為農民的住房和宅基地也有了明確的産權證，其影響將會更大，因為進城農民將“帶資進城”，創業的農民將擁有創業的資本金，即使留在老家的農民也可以取得出租房屋的財産性收入，這些都對擴大內需有積極作用。

六、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對生態建設的意義具體反映於以下3個方面：一是大大提高了農民對於植樹造林的積極性，並自覺地抵制濫伐林木、破壞生態的行為，原因在於林權的明確和70年承包期不變的規定，使農民踴躍植樹護林；二是農民把植樹造林和經營家庭農場同市場需求聯繫在一起，如種植油料樹木，既滿足市場需求、提高家庭收入，又加快了綠化進度；三是通過農民的林業合作組織，對林地的經營和開發有長遠的規劃，如水土保持、林地維護、防火設施建設等，都有利於長期生態建設。

七、共同富裕是目標。在山林地區，唯有通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才能使廣大林區農民真正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社會主義制度下，唯有市場經濟體制才能使林區農民擺脫集體貧困狀態，關鍵是：一靠林區農民積極性的調動，二靠體制改革所創造的機會均等，三靠政策的合適和配套。我想，這些就是林區農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依據。在這裡，集體林權的流轉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集體林權流轉的規範化不僅不會限制林區農民的積極性，而且必將保證林區農民發揮各自優勢和長處，在市場經濟中尋找到更適合自己發展的工作崗位，走上致富之路。

八、歸根到底，要發展林業、建設山區，制度創新最為重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對林業和山區建設儘管國家投入了不少力量，但一方面有投入，另一方面又因各種原因而使森林遭受破壞，並且林區農民長期處於貧困狀態。從各地林權制度改革的實踐來看，只是在最近幾年，尤其是2008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文件下達之後，集體山林才出現新的面貌，因為制度創新了，林區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今後，集體林權的制度創新仍有待於深化。而國有林地的制度創新已提到議事日程上，其中有不少做法是可以從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借鑒的。我相信，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我們一定可以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國有林地制度創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