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慎待親情，不循私情

周恩來夫婦與烈士子女在一起

周恩來重親情卻從不為親人謀私，重情義卻從不拿原則作交易。他十分痛恨那種“好伸手，走後門；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醜惡現象，因此，執政後，作為總理，他首先對自己情深意篤、患難與共的妻子高標準嚴要求，從不以親密無間的夫妻關係代替嚴肅的政治關係。新中國誕生後，一大批巾幗女傑走上了各種領導崗位，論才華、威望、資歷，鄧穎超在政府裏任一個部長誰也不會有疑義。但周恩來卻斬釘截鐵地説：“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1955年確定工資級別時，中央批准鄧穎超為五級，但周恩來卻把她壓為六級。1974年，毛澤東批准鄧穎超任人大副委員長，但周恩來卻又把批示壓了下來。總理的想法和做法，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援。鄧大姐知道總理這樣考慮問題是對黨的事業負責，是在慎重地對待人民賦予他手中神聖的權力。

周恩來歷來十分注意不受親屬的一些錯誤思想所左右，他曾説，“對親屬，到底是你影響他還是他影響你？一個領導幹部首先要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你不能影響他，他倒可能影響你。”因此，他給自己的親屬私定十條家規：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到北京看望；來者一律住機關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隊就餐；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不準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家汽車；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來辦；生活要艱苦樸素；不許説出與周恩來的親屬關係來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早在新中國誕生前，周恩來的兄嫂曾想讓他給找個職位。他在回信中的答覆是：“人生賴奮鬥而存。”新中國成立後，他身為國家總理，但對親屬從嚴要求，絕不允許仰仗他的權力和地位，有任何特殊。他的親屬們到越邊遠、越艱苦、越基層的地方，越符合他的要求。周恩來的一個侄兒，在北京鋼鐵學院畢業後，留校當了教師。女方在淮安縣工作，組織上為了照顧夫婦關係，把女方調到北京來。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後，親自做兩人的工作，説明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大量壓縮城市人口，他們也要帶頭執行。並對他們説：任何時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學校裏學的東西也可以帶到家鄉去發揮作用嘛。這樣，兩人愉快地回到了淮安工作，直到周恩來逝世時，他們還在淮安中學當老師。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從內蒙插隊的地方入伍了，總理聽説後懷疑孩子參軍是不是走的後門，就派喬金旺和趙煒同志去了解情況。他們問北京軍區機關的招兵部門，都説沒有首長打過招呼。又去新兵團找到秉建，秉建説：“並沒有人打什麼招呼，是我自己報名，經過體檢、政審等正常手續參軍的。”喬和趙説：“你伯伯的意思還是讓你回到插隊的地方去落戶，怎麼辦？”秉建説：“伯伯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喬和趙又問：“你已穿上軍裝來到北京了，再回去想得通嗎？”秉建説：“那我得聽伯伯的話。”喬和趙回去向總理彙報，總理堅持讓侄女回原來插隊的地方去。喬金旺同志後來回憶説：總理之所以這樣做，一是希望秉建在那裏紮根，熱愛那裏的土地和人民，真正為他們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做做樣子，拿那裏當跳板；二是為抵制當時很多高幹子女為逃避上山下鄉，走後門參軍的不正之風。總理一貫主張幹部子女應同工農子弟一樣，不能搞任何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