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諫成立中央深改組被採納，認為2020年是經濟轉型最後的窗口期。
遲福林：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土地變財産，三分之一農民會變成中産階級
記者：有人否定過去的改革，一種觀點是當年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中國現在貧富差距明顯拉大了？
遲福林：中國的貧富差距應該説是比較突出的，為什麼會突出？第一，中國的發展，如果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不先富起來，有沒有中國人今天這個發展的格局？第二，今天的貧富差距和過去比，是在拉大，但是在發展過程中的拉大；第三，我們推進改革的同時，在利益關係的調整，收入分配的改革上，應該説是有欠缺，力度是不夠的，需要反思。
記者：你曾提出來中國應該擴大中産階級的比例，藏富於民，如何做到？
遲福林：現在為什麼強調收入再分配，為什麼強調不斷要提高勞動者報酬，強調要解決好就業，全社會創新？都是在調節收入分配關係上的一些重要的舉措。縮小貧富差距的辦法在哪，我的意見是以擴中為重點，然後一部分低收入者，通過他的辛勤勞動和教育結構的改變，進入中産階層。
此外通過改革，比如説真正把土地變成農村的財産權，我相信農民有三分之一可能就會進入中産階層，農民在土地收益當中會明顯的提高，我們在這方面很不夠。過去土地低價從農民手裏收上來，農民獲益很小，佔的比重太小。
賦予農民長期而穩定的土地使用權，把土地使用權是物權化而不是債權化，這個事情我們呼籲了將近二十年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説土地使用權物權化，如何物權化，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要受《物權法》保護，允許在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前提下，農民有權力決定自己土地的使用方法。所以我這兩年在“兩會”當中不斷地呼籲，要儘快修改《物權法》和《農村土地法》，有關方面也給我回復：正在研究、討論。
總體上説我們在這方面的擔心很多，改革的步子不大。現在中央提出來了，我又燃起了對這些改革的一些新的希望，希望在這些方面首先要相信農民，有人説農民拿到土地，一下子就賣了，喝酒去了。（土地）真正變成自己的財産，自己的土地使用權做財産，他能這麼隨便處理嗎？農民是最珍惜自己財産的了，要相信農民。
中國企業稅費負擔沉重程度全球第二
記者：要實現藏富於民，對企業、家庭減稅和改變不合理稅制的呼聲很高，你怎麼看？
遲福林：今天這些改革很多都是結構性的，像稅收，到今天消費者結構升級，我們應該實現以消費稅為主體的稅收，但現在你看我們服務業增值稅、營業稅加大了很多；第二我們現在發展服務業要靠中小企業，但中小企業融資難，稅收結構也不合理。減少中小企業各種稅負還是遠遠不夠的，對10萬、5萬元以下的中小微企業減負我認為不夠，還可以加大結構性減稅的力度，在減稅上還有空間。
有研究表明，後發達國家宏觀稅負一般應在18%—25%，而我國實際宏觀稅費負擔（按全部口徑）已經超過35%，企業稅費負擔沉重程度全球第二，僅排在法國之後。即使是到2020年我國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與發達國家相比公共服務支出水準仍然比較低，減稅仍有條件實現。個人所得稅方面，應加強對工薪收入以外的勞務報酬所得、股息、紅利等所得項目的徵管；簡化所得稅稅率，減少工薪所得稅稅率級次，考慮不同地區、 不同家庭的物價水準、家庭結構、贍養負擔，擴大折扣範圍。
放權同時要分權
記者：現在改革阻力大，有些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基層的改革動力如何調動？
遲福林：改革難度比較大，下面很多人就會等，觀望；現在很多幹部的狀態，你叫我幹我就幹，沒有那種闖勁了，不敢去突破，突破怕犯錯誤，這個現象比較普遍。
我們的改革雖然要在法律制度框架下進行，但是某些方面還屬於探索，應該鼓勵探索，改革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但是不等於不允許改革做試點，不等於改革不允許大膽探索，所以要把這兩個融合結合起來，因為我們很多制度還不完善，而且有些制度本身就不合理，需要調整，這些調整靠什麼？要靠在探索、試點探索的過程中提出來，才能得以突破。
記者：八十年代的改革有個特點，是通過政府放權，搞活民營經濟，這對當今的改革有何借鑒意義？
遲福林：今天同樣需要放權。放權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政府一定要走向負面清單管理，實現負面清單管理。我認為一兩年內，從中央到省一級，全面實現負面清單的條件會具備；三五年全國範圍內全面實現負面清單的條件也具備了。有了負面清單，然後政府才有權力清單，才有責任清單，然後再加上公共支出清單，這四個清單結合起來，使得放權就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變化。
放權的同時要分權，不能夠把決策權、監督權、執行權都合在一個部門。我老拿發改委做例子，你又管審批，然後又搞決策，你既管項目審批又管市場監管，怎麼能管好呢？發改委是全國宏觀調控、宏觀經濟決策的一個重要部門，如何強化它的這種中長期規劃、宏觀經濟政策的職能，而把一些審批項目、監管的項目逐步分離起來，這樣才能夠使發改委在宏觀經濟的運作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加快發展各類中小銀行
記者：未來的五年，你認為是經濟轉型的“窗口期”。頂層設計和頂層推動上，你認為哪些可能會比較難，哪些比較樂觀？
遲福林：我一個判斷很多人不大贊成，如果中國從工業主導轉型到服務業主導，我認為2020年就是最後的窗口期。我們進入工業化中後期了，如果不向消費驅動轉型，工業主導不向消費主導的轉型，我們經濟就會陷入很被動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説，2020年前是經濟轉型最後的窗口期。
很多改革我想大勢所趨。難在哪呢？結構性的改革。我們要搞一個轉型，財稅體制不改行嗎？金融不改行嗎？教育結構不改行嗎？這些難度很大，比如説財稅改革，能不能夠建立有利於中小企業，有利於服務業企業發展的財政稅收結構，需要做出大的調整；再比如金融，我們現在以大銀行為主體的金融結構，不適合服務業的發展，更不適合中小企業的發展，應該加快發展各類中小銀行，並且鼓勵、支援有條件的社會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教育結構，一方面我們勞動力每年兩到三百萬在減少，一方面每年五六百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為什麼呢？教育結構不合理。
所以我們要大力發展適合我們轉型升級的職業教育，同時改變高等教育結構；與此同時要加快普及高等義務教育，有條件的地方，像廣東、江蘇、浙江，應該鼓勵地方先行進行高中義務教育，而且我認為現在條件比較成熟，要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提高國民素質，這樣我們未來的勞動力才和我們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相結合，這些結構性改革看法不一樣，涉及到行業利益、部門利益。這個改革比較難，所以在這次全國政協我也會有一個書面的發言，用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
中國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力
記者：你曾經反覆提到要警惕中等收入陷井，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我們的優勢在哪，風險在哪？
遲福林：我們現在每人平均GDP7000美元左右，看到這個同時要看到什麼？第一，我們GDP發展面臨的矛盾相當突出，全面的産能過剩，房地産和地方債，這個矛盾處理不好，隨時可能都會發生一些經濟風險，甚至大的風險，經濟風險如果控制不好，那麼我們保持經濟6%到7%的增長是很難的；此外貧富差距比較大，城市農村的差距比較大，應該説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我們面對的矛盾、困難、挑戰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有些方面是比較嚴峻的，這個一定要有個冷靜的分析，不能夠盲目樂觀。
但與此同時我還是比較樂觀的，第一就是中國有內需大市場，中國的擴大內需的潛力，市場的潛力大得很。拿一個健康服務業來説，現在大家需求多大呀，未來搞得好，有可能超過醫療産業。我們內需的潛力增大，而且這個內需是可以支撐中國未來五到十年6到7個點的增長。
第二，城鎮化應該是一個未來五到十年快速發展的階段，消費結構升級，應是一個大趨勢，所以這個趨勢特別特別重要，所以我們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把握、發揮自己的優勢，避免自己問題的出現，問題在哪呢？就是牢牢把握這樣一個大趨勢。
第三，現在中央在強調轉型改革，比前些年力度大很多，我相信轉型改革，經濟的轉型升級和全面的深化改革會有重大的歷史性突破。我想2017年十九大以前，我們的改革在多方面會有推進，十九大以後改革會在縱深推進，所以我們會解決我們很多發展中跨越中等收入陷井過程當中一些深刻的矛盾問題，比如剛才説的貧富差距問題，比如説城鄉的問題，比如説一些結構性的矛盾問題，所以綜合起來我認為，中國有條件跨越中等收入陷井，但是不能盲目樂觀。
服務業市場要開放
記者：最近中改院出了《轉型抉擇》這本新書，裏面提到2020年是我國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的最後“窗口期”，為什麼（服務業）這麼重要？
遲福林：2020年是個坎兒，我們面臨的有趨勢更有挑戰，能不能把握趨勢、迎接挑戰，不僅決定於當前能不能緩解、化解短期經濟矛盾、經濟風險，而且對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未來轉型升級的趨勢在哪？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從工業大國向服務業大國轉型。中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但服務業明顯滯後，就和同類國家相比，我們也差十來個百分點。現實中也經常有人跟我們提問，説你搞服務業大國，不要工業了？中國不發展製造業怎麼能行呢？
在我看來，這恰恰是中國從工業製造大國走向工業創造大國的需要。為什麼？工業生産需要生産性服務業，但我們現在生産性服務業佔整個服務業比重只有15%，而在美國、德國，資訊、設計、研發、物流、銷售等生産性服務業佔服務業比重已經高達70%以上，這才有了高端製造業的發達。
所以從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牽動影響中國的整個發展全局。而伴隨著這個轉型靠什麼？服務業市場要開放，服務業市場開放比工業的還更複雜，涉及到我們的財政結構、稅收結構、金融結構、教育結構，這種結構性的矛盾要突破，要結構性改革，而這些結構性的改革又和政府的改革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記者：公眾印象中服務業的壟斷似乎沒那麼嚴重，已經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怎麼理解服務業市場的開放？
遲福林：資源性行業的壟斷比較明顯易見，但服務業的壟斷還是相當相當嚴重。比如説教育醫療，在堅持國有主導的同時，市場放開很有限。再比如和工業發展比較，（服務業）在很多稅收政策、土地政策都處在一個很不利的地位；拿土地政策來説，商貿用地比一般的工業用地價格要高幾倍，是不是？稅收同樣是這樣的一種情況，所以服務業要發展，首要的是市場要開放，在市場開放前提下，要推進結構性改革，來突破服務業發展的一系列的結構性矛盾。
公共資源在大中小城市配置需要均等化
記者：最近公佈的公安機關改革方案，要求取消暫住證，以後全部都用居住證。但現在很多農民工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和北京、天津，但這些大城市現在面臨了很大的困境，北京也提出要疏散首都功能，即使實行居住證政策，入戶也會更加困難。怎麼看待這個矛盾，資源越聚集的大城市，反而是越排斥大規模接納人口？
遲福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想有三個方面的事情需要解決。第一個是最首要的，就是我們在制度上必須實現統一的城鄉居住制度，如果我們還實行二元的城鄉戶籍制，這個跟我們的公平發展不相適應，跟我們的城鎮化大趨勢也不相適應。
第二個，為什麼大家都要聚集到大城市，聚集到北上廣，使得這些城市不堪重負，特別是給公共服務帶來很大的壓力。比如我到蘇州去就講了，如果（農民工）都留下來，我們再建100個小學也不夠。珠三角現在兩千多萬農民工，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這就引出一個重要問題，未來在頒發居住證的同時，要推進公共資源配置的均衡化。為什麼大家不願意到中小城市？他的生活成本比較低，但是大家也不願意去，就是我們大量的優良的公共資源，教育、醫院，各種各樣的公共文化設施都集中到大城市。所以未來我們的發展方向，不僅實現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而且實現大中小城市公共資源配置大致相當，這樣很多人就願意到中小城市去，我在那裏生活成本比較低，我也可以享受到，孩子可以上個學校大體還是不錯的，公共資源在大中小城市配置的均等化，使整個人口逐步的形成合理轉移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
為什麼北京中關村的房子能賣到10萬一平米呢？就是中關村地區集聚了最好的公共資源，買的不是房子買的是公共資源，這是一方面。
記者：怎麼化解北京等地的大城市病，分流外來人口到周邊中小城市呢？
遲福林：目前，我們出現了大城市迅速膨脹、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相對萎縮的“兩極化”傾向。兩億多外出農民工在縣級城市居住就業的只有20%左右，在小城鎮就業的不到10%。
大城市承擔了很多自己不應該承擔的責任。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的首都，可是過去它也搞工業、搞大項目。要分解這種大城市的功能，部分可以向中小城市轉移的，它應該向中小城市轉移，只發展大城市有比較優勢的産業，這樣使得就業人員能在大中小城市合理佈局。
我想未來中國的城鎮化，最重要的不是規模城鎮化，到2020年我們的規模城鎮化率能從現在的53.7%到60%，這個難度不大，核心的是人口城鎮化。人口城鎮化都集中到大城市是很難的，所以一定要用公共資源配置的均等化，利用加快中小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分解大城市的一些可以分解到中小城市的一些功能，我們才能夠實現人口城鎮化，（實現）人口的合理佈局。
（訪談|海鵬飛 編輯|張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