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就兩會提案接受了媒體的採訪。今年兩會，俞敏洪依舊關注教育領域問題，提出了恢復全國統考、大力投入農村和邊遠地區教育資源、加大財力支援民辦教育等提案。除此之外，他還提出要下大力氣治理水資源污染，應該徹底解決監管不力等問題。
問：您提到應該恢復高考全國統考，馬上就有人反駁説不可能，您覺得這個提案是有可能實現的嗎？
俞敏洪：我和教育部領導也談過，他們給我的理由我覺得不是理由。全國統一高考他們説有區域差別，教育學種不一樣，還有試卷洩露的問題，還有是統一協調的問題，反正他們有很多理由。我覺得有部分的理由可能是成立的，但是我個人認為有些理由是不成立的，比如他們説容易洩露題目的問題，我覺得這是考試管理問題。
我覺得高考有點被人為的複雜化了，這是一個問題。我對高考的關注主要是兩個，分區考試其實我不反對，因為如果説跟原來一樣，就是沒有異地高考的問題、沒有中國的移民問題我就不反對。但是分區考試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在全國人民不能移出省外的前提之下來進行。在政府工作報告上已經寫出了遷徙自由，當然這個遷徙自由的背後最終解決問題的方案是戶籍的問題，但是我認為中國的戶籍問題在十年之內至少是不可能解決的。
異地高考的方案我覺得就是臨時抱佛教，它有幾個缺陷：第一個是它的異地高考方案，很明顯不能全國開放，我們也能夠理解這個城市為什麼不能全面開放。
馬上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如果我遵循國家異地高考政策，就把公民一瞬間就分成了三六九等。我覺得現在中國的任何一個政策如果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這個政策首先就是不可能持續的，其次這個政策本身就一定是不對的，因為到中國現在的這個狀態下，任何一個政策的制定都必須把全國人民作為真正平等的公民來考慮問題，我們要考慮到地區差異，我們要考慮到教育的差異，我們還要考慮很多事情，但是我們不能不把公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
問：那您覺得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法嗎？
俞敏洪：第一就是全國統考，不管在哪個地方上學，都能參加考試；第二是學生回到戶籍去參加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比如説我是陜西人，我在北京參加高考，陜西省按照考生的分數來進行錄取，學生在全國各地都能參加考試，這只能是全國統考能夠解決，否則的話解決不了，只有全國統考能夠解決，解決完之後學生根據戶籍回到當地參加錄取，緊接著國家必須走第二步，全國最優秀的高等教育資源必須全國按照考生比例分配，這樣的話誰在什麼地方考都是一樣的。
第二個是面對邊遠地區、少數民族是不是還可以讓出一定比例的政策？因為我覺得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更多的應該進入中國優質教育資源學習，一個是邊遠地區的如果進入到優質教育資源學習，他們未來為自己的邊遠地區做貢獻絕對會更大，即使他們一輩子不回去都是更大的。
關鍵是如何拿出一個能夠長效執行、老百姓也意見最少的政策，這個世界上永遠不可能有一個完美的政策，但是有一個最有效的並且讓最多的人同意的政策。當然我不做高考研究，我只是作為政協委員胡説八道的。
問：這跟教育公平是不是有很大的關係？
俞敏洪:當然了，這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問題，所有的高考都是有關教育公平的考試，但是現在所有的高考問題反應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是所有的高等教育資源都在向當地傾斜，理由很簡單，他們説當地給錢，但是像這樣的歸屬教育部的重點大學就應該是國家給錢，盡可能少的依賴當地的財政，應該是這樣的。
問：您剛才説有兩大不平衡。還有一大不平衡是什麼？
俞敏洪：第二個不平衡是城市之間資源的不平衡，以北京為例，北京最好的中學和小學拿到的資源和北京一般的小學、資源相比。我們談到北京中學的時候能談幾所，四中、人大附中，北京的高中上百所，那其他的學校到哪去了？為什麼其他的學校出不來？我不認為這是其他學校的校長或者是學生笨，理由很簡單，因為其他學校政府領導的孩子在裏面的很少。
問：那一年多考可以嗎？
俞敏洪：一年多考我極力鼓勵，我五年前到政協委員，第一個提案就是一年多考。一年多考在中國現在原則上是可以實施的，英語一年多考準備試點了，説明這個開始鬆動了，但是我認為中國一年多考最主要的問題不是説現在考試能不能實施的問題，是中國出考題的備考，他們有一整套的科學體系，另外一年多考的前提還必須是基於全國統考之上，你還不能分省一年多考，那他這個卷子就更加不平衡了、更加出問題了。
問：總理在報告裏面説政府的教育公平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您怎麼看？
俞敏洪：進步是肯定的，這個不能否認，我前兩天發了一個微網志，我説黨的這些年是有進步的，但是黨的進步不如人民的進步快，人民追求幸福生活、自由、民主的心願是不會改變的，所以黨就必須跟上，就這麼簡單。教育公平取得巨大的進步這是不用説的，但是問題是社會的改革、發展和進步比教育公平進步的速度快，一模一樣的道理。
但是這個政策還明顯的落後了，所以現在政府用異地高考的政策來進一步地補充，這毫無疑問是一個進步。但是異地高考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你衣服上有漏洞，我給你打幾個補丁，這就是異地高考，它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的方法。
問：通過你自己及家人的高考經歷，你對中國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什麼樣的評價？
俞敏洪：我覺得中國高考制度就沒改革過，從我開始到現在沒有過一點進步。並不是高考學生增加了，就意味著高考制度就進步了，我覺得唯一的改革就是使更多的學生進大學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同比之下中國大部分的大學品質又下降了。
我當然主張平民教育，中國有這麼多的大學我不反對，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有了這麼多的大學以後，教育系統用什麼辦法來提升各個大學的教學品質呢？為什麼現在中國的學生進了大學那麼不愛學習？我覺得不是學生的問題，是學校教育資源本身就不夠的問題，所以教授科研時間和自己充電的時間就越來越少，給學生講解的知識和內容結構就越來越單薄。
現在面對全世界競爭局勢，如果中國的教授依然沒有創新、沒有獨立思想、沒有在專業領域超級強大的基礎的話，我覺得教學生就變成誤導了。所以我覺得關鍵是高等教育水準怎麼提升的問題，大學在中國真的已經夠了，關鍵是現在你怎麼樣，你光把大學分成一本、二本、三本是不管用的，教育系統要做的事情、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同時提升一本、二本、三本的水準。
問：您能描述一下您心中最完美的中國教育的佳境？
俞敏洪：這很難説，第一肯定是公平教育和均衡教育，這是中國的教育最基本需要做到的；第二中國教育在高等教育這個領域中間，必須要真正的達到世界水準，中國的高等教育整體來説和世界水準差距還是相當大的。
問：差距有多少？
俞敏洪：不敢説，因為中國的大學不一樣。第三中國培養出來的學生真的是有著完整的獨立思考能力，有很好的創作力、想像力以及學科、學識能力，我覺得這個是特別重要的。
問：您前幾天跟媒體説過，現在有很多企業家願意捐錢給教育，隨便一捐都是幾百億。這話該如何解讀？
俞敏洪：國內很多企業家其實現在已經有實力可以捐到上百億，這是最高實力了。國外流傳著一個傳統，尤其是過去，當教育還不那麼發達的時候，企業家捐贈一般都傾向於捐給教育，去捐給一個大學，比如説斯坦福大學，都是由個人捐的。其實中國企業家肯定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問：您説的是本人吧？那目前沒有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
俞敏洪：不光是本人，還有其他人，比如説李書福已經在北京辦了一個吉利大學。之所以現在企業家沒有這樣的行動，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企業家本身還不足夠老，他自己還可以用這個錢來繼續賺更多的錢，我覺得這個也挺好，因為錢越多最後越好，他捐的越多。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教育政策，尤其是對私立教育，我們中國把它叫做民辦教育，這個政策是不明朗的。因為教育是中國的意識形態，它和意識形態密切相關，所以媒體、教育、出版現在的控制其實是不合理的。首先要相信中國人民是希望中國好的，其次要相信媒體出版或者説教育所有這些行業裏面的人，其實都是願意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去辦事情的，所以這樣不放開或者説政策不明朗導致大家的積極性會受挫。
比如在民營教育領域當中，到現在為止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民間力量去辦大學到底是什麼樣的説法，沒有特別明確的做法。
問：您之前説過特別希望辦一所大學，現在情況如何？
俞敏洪：我在做，我前幾年一直在北京想辦法徵地，因為辦大學的前提目標需要有500畝地，但是我後來發現在北京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因為在北京只要是稍微好一點的地塊，政府就已經不太願意把它拿出來辦大學了。對於地方財政來説，經濟效益永遠是放在第一位考慮的，所有的政府都會考慮這500畝地如果用來辦工廠或者用來辦別的行業，能帶來多少稅收，而大學不光不能給他們帶來稅收，還要給他們帶來麻煩。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説在北京的幾所民辦大學基本上都是獨立學院，獨立學院有一個問題，它原來和某個大學是聯合在一起的，和這個大學有協議也好或者説有股份制也好，這是我們希望有的。
問：您也比較關注農村教育以及留守兒童教育的問題，您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法嗎？政府在這方面應該有什麼樣的配套支援？
俞敏洪：就我所説的全國統考這一件事情如果實施的話，留守兒童就能減少一半，理由非常簡單，父母就知道我把孩子帶到哪一個地方都參加全國統一考試就無所謂了，我在哪個地方上學都可以。然後這些打工子弟們就會自己形成自己的學校，他可以一直上到高中，參加全國高考，所以留守兒童問題就能夠解決。
另外一個解決方案就是中國産業轉移，比如説把一些人工密集型的産業轉移出去，國家現在已經做了，轉移到留守兒童最多的地區，現在高速公路、高鐵那麼快，運輸起來也方便。
所以留守兒童不僅僅是農村的問題，城市的每一個人不要以為留守兒童跟你沒關係，再過二十年看看跟你有沒有關係你就明白了。所以留守兒童問題是中國教育現在最大的問題，真的是要把它當做國家戰略的問題，這比異地高考還要重要，全國有6000萬留守兒童，這是什麼概念？我是去過農村地區的，那些留守兒童是沒人管的，人品沒人管、道德沒人管、感情沒人管。
問：您説的這也不單純是教育的問題。
俞敏洪：我説的是産業佈局的問題，但是歸根到底教育是可以引導的嘛！比如説為什麼兒童要留在農村，原因是這些打工的人在城裏養不起，另外一個問題是他們不能在當地上學，把孩子帶過去沒有地方上學。
問：俞老師，在2010年的時候，你説你遇到一個難題，自己的女兒也面臨高考，也讓您挺困擾的，目前是怎樣的？
俞敏洪：我女兒後來聯繫了國外大學，因為我的經濟實力足夠讓她去上國外大學。我為什麼鼓勵現在富人的孩子和政府官員的孩子如果他們有這樣的經濟條件的話全部到國外去？為什麼鼓勵他們到國外去？特別簡單，否則這些有錢人、尤其是政府官員的孩子，他們本身水準很好，我覺得中國政府領導培養自己的孩子是絕對有一手的，中國政府領導培養自己孩子的成功率達到了80%以上，中國有錢人培養孩子的成功率只有不到50%，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政府官員領導孩子，如果他們沒有到國外去的出路，他們佔據的全是中國最優秀的高等教育資源，在北京政府領導的孩子佔了多少比例？但是現在這些比例開始下降，原因是他們的開始出國了，讓出來的全部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我覺得這個特別能説明問題。
我們假定本來佔據了北大30%的資源的學生是政府領導的孩子或者有錢人的孩子，他們都出國了，這30%的位置給了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沒有能力出國的孩子、經濟不夠不就是普通老百姓嗎？我覺得這就很好，當然我希望這樣的名額更多的傾斜到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孩子身上去，這也是國際教育幫助我們調節的教育平衡、教育均衡，我覺得也是一個好辦法。
問：您今年還提了關於水污染治理的提案，想請您具體談談這個問題，您覺得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了這個污染？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法？
俞敏洪：這就是政府監管不力和腐敗導致的，這絕對和中國經濟沒有關係，你嚴格的治理污染不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污染，尤其是地方性的污染，就是屬於治理不力導致的。（採訪整理/和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