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方面我們的環保投入是不斷在加大的，但是另一方面環保問題又越來越嚴重，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是什麼呢？
馮永鋒：你説的投入大我覺得還是有疑問的，一種真正的投入叫法律投入，就是説一個國家是不是真的關注環境保護，它在法律方面的徹底性是很重要的，比如《環境保護法》或者《刑法》裏的環境污染罪是不是真的得到應用，《環境保護法》裏是不是有對環境施害者嚴厲的懲處措施。這種嚴厲是什麼概念？就是説真正的要罰的讓這個企業傾家蕩産非常心痛的程度，這樣罰款才可能讓企業感到害怕，也才可能促進企業真正的投入。
劉鑒強：原因還是重視不夠。舉個例子講，從公民和政府這兩方面都來講，比如説污染的那些人把污水排到地下的人是什麼人呢？也是公民，他們重視了嗎？根本不重視，他們重視的是他們的收入，賺錢。這種貽害子孫的事情根本不考慮，或者貽害當代人的事情他也根本不考慮，甚至他自己喝的水有可能也是從那裏面抽出來的，但是他不在乎，首先我要賺錢，其實這種思路也反映在政府身上，政府也是這樣。
馬軍： 我們污染物的排放量沒有像經濟的發展速度那麼高速的增長，不然我們的生態環境將比現在處於更加惡化，甚至崩潰的這樣一種狀態，但是我們整個的排放量是遠遠的超過我們的環境容量的，雖然排放量可能比前些年有所下降，但是年復一年的累積起來，它就會使得面臨的環境問題，環境風險越來越大。
問：相比上世紀，比如1952年倫敦霧事件，還有現在大城市的空氣，我們現在一些大城市的空氣污染狀況是否已經臨界到這種危險的邊緣了？
馬軍：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這個污染物的構成和倫敦的情況不太一樣，它（倫敦）屬於燃煤型的污染，我們這邊還結合了汽車尾氣型的污染。所以，（我們）可以説是倫敦這樣典型的污染狀況和洛杉磯尾氣型的污染狀況一種混合，一種組合，這裡面所含有的有害的物質更加的複雜，它的治理可能也更加的困難。
馮永鋒：中國的空氣可能比當年還嚴重。我們特別擅長逃避責任，就是説我們把污染的受害者，比如説很多人因為空氣得了很多病，他到醫院去治了，我們不去做統計，也不做分析，也不去證明這個病跟你的呼吸骯髒的空氣是有關聯的，這樣我們統計出來的因為環境污染而受害的人數就大大降低。實際上我們中國到現在為止可以很確定的説，中國現在為止因為環境污染受害的人數肯定是全世界最多的人，但我們從來不敢這麼説，從來不做這樣的分析。
劉鑒強：我覺得現在情況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有一個大家應該注意到，在西方它這個數據統計是非常清晰的，非常公開的，但是我們一個兩千萬人的大城市到底死了多少人，在某一天死了多少人，在隨後的幾個月內因為這個疾病死的人數我們沒有統計，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我們不現在就立即採取措施的話，毫無疑問，我們會達到並且超過那個時期。
問：年初的時候發生了大規模霧霾的現象，對這個事件付出代價的是每個老百姓，很難找到一個真正的具體的責任者，包括當時環保局也説成本什麼的需要分析之類的，找不到一個具體的責任者，這種情況會不會對霧霾的治理帶來一種障礙呢？
馮永鋒：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些企業在排放大氣的污染源。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些城市大概真實的汽車保有量是多少，我們更知道我們現在中國的法律存在什麼問題，我們也知道我們現在的政府部門在維護或者縱容污染方面存在什麼樣的問題，只是我們不願意證實這個問題。所以你説環境施害者不確定，是不對的，實際很多我們既能夠找到施害者是什麼，也能夠找到原因是什麼，可是我們現在很多方面治理的措施還是不夠堅定，這是導致每個地方還是成為污染受害者的很大原因。
劉鑒強：你説找不到具體的責任人這個不太確切，為什麼呢？因為可能這個責任人太多，比如説你我自己，如果我們開車的話那我們就是責任人，如果我們是家裏冬天取暖的話，我們也是責任人。但是呢？如果是從政府方面來講呢？這個責任人實際上是很明晰的，那麼就是政府。政府制定産業政策，比如汽車，政府在管理城市建設，包括汽車的油品。
馬軍：我們講到大氣污染的治理，包括霧霾這樣的一個治理，我們認為它確實看國際的經驗，它也需要一個過程，不是一步就可以完成的，北京按照現在所制定的規劃也要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才能達到一個我們現在較低水準的一個國家的標準。所以，在這樣長的一個階段一定要有一個路線圖，一步一步的走過去。
問：前段時間浙江瑞安的企業家對環保局長説我給你出多少錢，然後我邀請你下河游泳，這個局長拒絕了，因為河流污染不都是環保局的責任，跟我們沒什麼關係，這個官員的回答，反映的情況對於環保執法者來説他普遍存在這樣一種心理呢？
馬軍：我們的官員要能夠認識到這樣的一個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這樣一種造成的嚴重危害公眾已經難以再忍受下去了，實際上這就已經表明瞭公眾希望政府能夠去加強治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應該認識到這個大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做出一個技術性的回答。
馮永鋒：只要一個地方河流受污染、一個土壤受污染了、地下水受污染了、森林被砍伐了，都是環保責任，都是環保部應該監督或者解決的問題，哪怕當前直接的管理者可能不是你當的，我們首接問責制，比如第一個接到的問題應該觸動，比如不是環保的問題，應該出動水利局或者水務局去解決，而不應該把它推出來。
問：大家對水污染已經到了一個無法忍受的境地了，去年有報道説有一家人二十年不喝自來水，好多人看這個報道之後對飲用水的安全有一種焦慮感，目前地下水的污染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馬軍：地下水的污染還是在加劇的一種狀態，如果地表水分析它的形勢的時候還説到局部有所改善，整體還是嚴峻，一些地區還在惡化，地下水我們説整體都在惡化。
劉鑒強：就全國範圍來講，現在媒體報道有多少個癌症村，癌症村那麼多的村民患癌症，還有很多未來可能越來越多的人出現越來越多的癌症村，就可見我們的飲用水、食品出了大問題。像這個，就從癌症村的出現，我覺得全世界可能只有我們中國才會這樣成百的出現癌症村，一個村子裏幾個，幾十個，那麼多的人短時期內患上癌症，因癌症而死亡，這種情況是非常罕見的。從這些事情能夠看得出來已經非常非常嚴重了。
馮永鋒：我覺得更可怕的現象是中國河流生態系統或者説水生態系統的污染、過度抽取地下水，所有的河流都被挖沙挖的很嚴重，所有的河流都建了太多的水電站，很多稍微拐彎多一點的地方的河流都被填平，水裏所有的生物魚類也好、螺類也好、泥鰍也好、水草也好，都在喪失。整個水生態系統的全面滅絕、全面崩潰，這才是中國水危機最真實的命運，這可能比我們關注個人健康的我喝的水是不是好可能更需要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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