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這也是本屆政府的最後一次工作報告。這份報告對過去五年的工作進行了全方面的回顧，並對今年工作提出建議。過去五年我們得到了什麼？未來一年在朝哪努力？
嘉賓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
問：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解讀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歡迎您周教授，首先請跟網友打聲招呼吧。
周天勇：網友們好。
問：今天上午溫家寶總理回顧了過去五年的政府工作，您對於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如何看？
周天勇：這個報告一是回顧了這五年（的工作成果），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另外對於上一屆積累的問題也比較坦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報告更加關注民生（問題)。
問：溫家寶總理去年曾説過這樣一段話，他説“希望在最後任期以最大勇氣改革”，您覺得在過去的一年哪些改革是非常需要勇氣的？
周天勇： 在這最後一年，溫家寶總理對民營企業準入問題，比如擴大民營企業投資等配套實施細則，有一個非常大的改革。還有這一年多的營業稅改增值稅，減輕服務業企業的負擔，這兩項對我印象最深。
問：在過去的五年當中財政收入增速都比GDP增速要高，是否意味著流入政府口袋的錢過多？
周天勇：是的。這十年包括後五年，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還是高於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這個“蛋糕”是有限的，如果政府財政收入速度快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慢，那麼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居民能分到的比例就越來越低。（現在）確實是這種狀況。
問：這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周天勇：整個居民收入分配比例下降，會影響到消費。因為居民分到的部分主要是消費，政府分到的會用於投資。所以我們要擴大消費，以消費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如果説每年都是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高於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那麼用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這個調整就實現不了。
問：財政收入所佔GDP比重保持在一個什麼樣的比例合適？
周天勇：目前看到的20%多可能只是個小口徑。每年政府實際收入可能要高於30%這個線4到5個點，還是説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過快。我認為如果全部包括進來的話，估計會在33%、34%左右。從一些發展中國家來看，GDP佔在18%到20%比較合適，我認為我國不要超過30%。
問：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説過去五年GDP平均增長是9.3%，2013年的目標則是7.5%。過去我們一直覺得8%是一個節點，低於8%就意味著經濟放緩，將發生不良後果。對此您怎麼理解？
周天勇：去年是7.5%，實現7.8%，實際經濟增長比年初經濟增長還是要高一些。我覺得今年定7.5%的速度，一個是考慮全球經濟形勢，另外是我們國家基數越來越大，基數越大增長速度就會放慢，從過去的GDP只有10萬，一直到去年是52萬，基數增大。再一個就是7.5%，主要是考慮要留有餘地。一般來看，中央要是定8%，省裏可能就定10%，到地級市可能就定14%，縣一級就定17%。就是層層攀比。中央定的低一些，免得地方定得過高。
問：您提到增長目標“中央低地方高”，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周天勇：各地在GDP增長上有一個攀比心理，比如西部説，速度不定高一些的話就無法趕上全國平均水準。中部説，速度要高一些，要在全國有一個地位。東部説，我還要保持高的速度。總是有攀比和競賽效應。另外，我覺得各地GDP的增長也包括了它能不能招多少商，多少企業開工，有多少大的項目落地，它才能有這個速度。所以這也是考慮到調動整個招商引資投資項目、建設項目的開工。
問：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計劃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控制在4%，為了給價格改革預留了一定空間。但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們看到，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實際在2.6%，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價格改革其實對物價的影響並沒有那麼的大？
周天勇：我覺得去年有兩個特殊情況：第一個是去年整個經濟下行低谷的一年，所以經濟低迷物價就低迷，這是全世界的公認。另外去年我們有很多大事，特別重大的是召開了十八大。所以我們有一些價格改革沒有動，怕價格改革影響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怕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因此最後整個消費物價水準2.6%，是這個原因。
問：窮人對物價會更敏感，2013年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會有什麼樣的調整？
周天勇：我個人覺得一個就是把財政收入的速度放慢、放緩一些，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增大一些。就是政府少收入一些，這個是可以控制的。這樣來調整居民、企業和國家在整個收入分配中的結構，給居民多勻一些。
第二，政府結構性的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減輕企業負擔，留給企業的多了，企業盈利多了，企業就可以雇傭更多的勞動力，甚至於多成立公司。
第三，政府可以做的就是通過國企改革、財政預算改革，把國營企業的利潤多拿來一部分，拿到財政裏面用作民生。
第四政府可以通過擴大社保、低保，加大教育支出，使居民在看病、孩子上學等等方面少支出。也就是國家替居民支出一部分，這個也可以改變政府和居民收入分配，特別是惠及到中低收入階層。
問：國企上繳利潤，在一個什麼樣的比例會比較合理？
周天勇：現在國企上繳利潤比例有5%、10%、15%，但是現在基本是就低不就高，有的利潤就是交上去再返回去，所以整體來説交的很少。未來得話，特別是2013年開始，我覺得應當加大這個力度，首先是不要返還，交上來就是財政的。國有企業的資産實際上是全民資産，5%到15%確實是太低了，我認為至少也應當上交30%是比較合理的。
問：按照目前政府在居民養老上的力度，什麼時候能基本上滿足居民的養老？
周天勇：我們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什麼呢？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越來越快。因為人口老齡化、人口結構不合理的話，提取養老金的基數就少了。年輕人多的話就可以多提一些，現在老年人多、年輕人少，提的基數就少一些。所以我們養老保障的缺口是比較大的。我覺得我們國家、我們政府可以想各種各樣的辦法來解決養老的問題，比如籌集資金、變賣國有資産來補充社保基金。但是總體來説由於我們人口結構是這樣的，我覺得可能三四十年、甚至三五十年，養老金是緊張的。如果説設立一個人人都滿意的養老，我認為可能性不大。
問：我們一直在説結構性減稅，不知道結構性減稅在宏觀稅負上來説是減了還是增加了？
周天勇：2012年營業稅改增值稅這塊，2013年還會繼續擴大和深化這方面的改革。營改增主要是針對服務業，這項改革對擴大消費需求是有用的。現在企業納稅很重，一般的是按營業額的1.5%納稅，但是增值的部分很少。營業稅改增值稅對服務性的企業就是以增值的部分，（增值的部分包括工資、利潤、還有要把進項扣掉）這樣徵稅的話就少多了。所以這是對企業有作用的。原來交營業稅的時候可能要交500萬，那麼營改增可能交250萬，這樣企業就留得多、負擔就輕，可以更多增加就業，這對於增加就業、增加工資、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消費支出能力是有作用的。
問：到2020年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您覺得這個實現起來容易嗎？
周天勇：到2020年平均翻一番，我認為問題不大。但怎麼樣讓低收入群體收入翻番，這個可能實現起來問題大一些。因為低收入人群大量就業于小微企業、個體經濟，小微企業要增加工資的話，本來現在的用工成本就很高了，工資提高的太快會比較困難。所以我們在2013年，包括未來的幾年中，包括到2020年，怎麼樣給小微企業減稅，減輕對他們的收費，加大對他們的支援力度，使他們能給自己的職工漲工資，這個是最關鍵的，難度在這。
問：您之前説今年對民營企業準入規則做了調整，具體是什麼樣的調整？
周天勇：民營企業這塊，我們是要毫不動搖發展非公有經濟。之前的界定有模糊，比如説唱紅打黑，使有些民營企業摸不準。還有所謂的不搞私有化的聲音，有一些放大。因此這次十八大重申毫不動搖的發展非公有經濟。而且工作報告中也説到，以後的投資要越來越多依靠社會投資（社會投資很多就是非公有經濟）。所以這是未來堅定不移的戰略和政策。
還有二中全會也提到簡政放權，減少對民營企業準入時的審批、資格限制等等方面。我覺得要大規模的減少審批事項以及各種各樣的年檢，減少收費，一些不合理的收費項目要清理。這是從政府的角度來説。
另外主要一個就是信貸。我認為到2020年，包括2013年下一個“十二五”剩下的三年，再包括未來到2020年的這麼一個時期，一定要改革經營體制，打破壟斷，發展中小銀行。現在央企去銀行貸款的利率是5%、6%。但是民營企業到銀行去拿貸款的話可能要10%、12%。貸款利率比國有企業拿到的利率會高一倍，融資成本不平等，甚至拿不到貸款，這是對民營企業的一種歧視。所以我覺得根本的辦法還是要放寬民營企業、民營資金進入銀行領域，就是設立更多的中小銀行、民營銀行來給小微企業的貸款融資服務。還是要打破整個國有銀行體系的高度壟斷來解決這個問題。
問：為什麼今年尤其重視小微企業的發展？
周天勇：中專畢業生，從調研機構來看，簽約率比去年下降8-9個百分點。現在很多大學生到現在還沒找到工作，這是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另外從北京的2月24、25號的招聘會來看，農民工的工資現在反倒一個月在3200元的水準，但是大學生的工資水準都降到2500元了，這是不合適的，勞體倒化。所以為什麼要對小微企業力度這麼大呢？就是要增加就業空間，要鼓勵創業帶動就業，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問：小微企業的發展能釋放多大的就業壓力？
周天勇：這兩年有些大企業，比如説富士康用機器替代勞動力、外資産業轉移（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會減員），所以就業問題更多的就是服務業、中小企業來。從現在來看，可能70%的人就業要依靠這些企業，甚至會達到80%。
問：也就是説今年對於小微企業的重視，也是因為到了迫在眉睫的時候了。
周天勇：是。像北非、阿拉伯國家主要就是年輕人的就業。他們那年輕人失業率在25%-40%。年輕人的就業如果説失業率非常高的話，社會就會動蕩。
問：從目前政策來看，您是否看好小微企業的前景？
周天勇：我想新一屆政府，特別是二中全會，我還是看好的。主要是政府的落實，杜絕亂收費亂罰款，誰要是在就業上找麻煩，就要讓誰添麻煩。政府要拿出這個勇氣出來。否則亂收費、收過頭稅，最後企業就沒了，最終要把這些問題管住。我想政府也知道現在就業到了最嚴峻的時候，如果説政府再給這些方面添麻煩的話，國家應當嚴厲改革，嚴格考核，追究問題。（完）
（採訪整理/謝小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