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鎘大米”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了，但其影響依然不小。眼下，新一季稻穀已經收穫，人們渴望吃上更安全的稻米。
然而，有人依然擔憂：“毒土地”上種出來的“鎘大米”，會完全消失嗎？它們還會不會重現市場？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因為，“毒土地”的餘毒不消，就難免有“毒大米”之類現身。
程度之重
目前，我國土壤污染形勢嚴峻，1／5的耕地受重金屬污染，其中鎘污染耕地涉及11省25個地區。這裡既有工業造成的污染，也有農業投入品濫用造成的污染。
重金屬對土壤的污染，來自於工業“三廢”和農業污染這兩大“元兇”。
近年來，出於對糧食産量和經濟效益的追求，農民大量施用氮肥和磷肥，土壤酸性成分飆升。研究表明，土壤pH值每下降一個單位值，土壤中重金屬流活性值就會增加10倍。
有關部門對我國30萬公頃基本農田保護區土壤有害重金屬的抽樣監測發現，有3.6萬公頃土壤重金屬超標，超標率達
12.1%。
調查顯示，我國華南地區部分城市有50%的耕地遭受鎘、砷、汞等有毒重金屬和石油類有機物污染；長江三角洲地區有的城市連片農田受多種重金屬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喪失生産力。
長期以來，儘管社會輿論反覆要求、“兩會”代表委員多次呼籲，但我國土壤污染狀況始終沒有權威公佈，一年一度的環境公報也鮮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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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米污染分佈地區
四川德陽地區中國地質大學2008年研究顯示，綿竹、什邡等地居民大米、小麥鎘攝入量超標2倍至10倍。
貴州銅仁萬山特區中科院地球化學所2010年研究顯示，成人通過稻米平均每天攝入汞49微克之多。
廣西陽朔興坪鎮多位村民疑似“骨痛病”（鎘污染會導致此病）初期症狀。
廣東大寶山礦區中山大學2010年研究顯示，21個水稻品種鎘和鉛超標率分別達100%和71%。
湘西鳳凰鉛鋅礦區中科院地理所2008年研究表明，稻米鉛、砷污染嚴重。
湖南株洲馬家河鎮新馬村稻米鎘污染主要來自一公里外的湘江。
遼寧李石開發區遼寧石油化工大學2008年研究顯示，水稻中鉛含量超標。
浙江遂昌浙江麗水衛生防疫站1987年研究顯示，遂昌金礦附近污染區稻米鎘含量嚴重超標。
江西大余鎢礦區江西有色地質4隊1997年研究顯示，水稻鎘超標。
福建日前在福建省品質技術監督局的官網上通報了今年第二季度糧食類加工産品抽查結果。結果顯示，幾家企業生産的大米存在鎘超標。
惡果之大
有專家稱，如今，土壤污染已致使糧食年産減少100億公斤。環保部門也有統計顯示，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
顯然，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目前，我國農藥使用量達130萬噸，是世界平均水準的2.5倍。每年大量使用的農藥僅有0.1%左右可以作用於目標病蟲，99.9%的農藥則進入生態系統，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屬、激素的有機污染。
污染的加劇導致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減少，土壤品質下降，自凈能力減弱，影響農作物的産量與品質，危害人體健康。
土壤污染如隱形“殺手”，難以察覺卻
可能直接危害人體健康，特別是重金屬在蔬菜、糧食中的累積，將處於食物鏈頂端的人類置於危險境地，甚至産生環境報復。
當前，令人憂心的是各地以追求GDP為核心的政績觀，不科學的産業發展模式和大量違法排污、超量排污。
據了解，一些地方發展經濟心切，抱著“寧願毒死也要GDP”的心態，有意無意地忽視環境保護，導致“引進企業就是引進污染，發展經濟就是破壞環境”的惡果。
在這樣一種政績的召喚下，土地污染已經使黑土地變了顏色。黑龍江依蘭農民就有這樣的感覺：“以前挖兩鍬深還是黑土，現在一鍬後就基本看不到了。你瞅瞅，
黑土都不太‘黑’了，‘一兩黑土換二兩油’的日子再也不會有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黑龍江省黑土層大都有一米多厚，可現如今找半米深的都難，水土流失嚴重地區只剩下表皮薄薄的一層，顏色也由黑變黃。
據悉，形成1釐米厚的熟化黑土層大約需要50年，半米厚就得上千年，而現在東北黑土區平均每年流失0.3~1釐米的黑土層。有專家擔心，“如果不及早治理，部分黑土層或將在幾十年後消失殆盡。”
黑土層變薄，就是指黑土地的有效耕層變薄，直接導致支撐糧食産能的有機質含量降低，土壤肥力下降。
治理之困
土地污染治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但是，同時也面臨很多現實的問題。
城鄉污染土地修復開展水準的巨大差距，是經濟規律之下的一種市場行為，而這種市場行為的背後，則是我國土地污染追責的困境。
污染土地修復，在中國有著巨大的需求。很多科研機構、企業爭相進入，然而，這仍以城市為主要舞臺，對農村受污染的土地修復卻少有人問津。
據介紹，每修復一畝污染嚴重的耕地，大約需要人民幣50萬元。修復時間一般需要10年甚至20年。按照這樣的修復成本計算，我國農田修復規模將高達50萬億元，如此大的資金需求，無疑是個巨大的挑戰。
關於農村土地修復融資機制，雖然有些企業已在有些地方進行了探索和嘗試，但遺憾的是，國家層面目前尚無成熟的模
式可以推廣。
其實，城鄉污染土地修復開展水準的巨大差距並非人為故意。我國污染場地修復工作起步很晚，2004年之後才在京、滬、渝等大城市開展，其中大部分修復項目都未進行污染追責。
於是，追責索賠就顯得“既麻煩又無必要”，被一再擱置。而在遠離土地財政的農村，巨大的資金缺口無從彌補，追責變得既必要又緊迫。
近年來，不少“兩高”企業向農村轉移，成了污染土壤的大戶，加上城市河道流出的污水，農村過量施用的化肥、農藥，過量養殖引發的面源污染，以及礦山開採造成的污染，致使農村土地污染情況異常嚴重。
相比城市，農村許多企業的排污行為更加缺乏執法者的監督和管理，以致肆意排污，嚴重污染周邊土壤和水體，讓土壤修復變得十分緊迫。
土壤修復可分為將土壤挖掘或抽取出來，經運輸後再進行治理的“異位修復”和不移動土壤而直接在原位置進行修復處理的“原位修復”。二者相比，“原位修復”成本較低、可修復深度更大、對土壤的破壞小，適用於更大面積土地的修復，更適合於農村。
目前，農村土壤修復的“主力軍”是一些植物。中科院地理所環境修復中心自2005年起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環江縣建立了以蜈蚣草為主的植物——物化固定聯合修復技術示範工程，修復當地被污染以至於無法耕種的農田。
運用工程手段對淺層土壤進行修復，結合暴露途徑阻隔、改變土地用途等方法，也可以在成本較低的情況下降低土地的環境風險水準。
然而，在土壤、大氣、水體三種環境介質中，修復土壤的費用最高，而且效果最慢、最差，一旦被污染，修復將是一個無休無盡的工程。
完善政策之急
專家指出，控制鎘污染，保障消費者安全食用大米的根本辦法，是查清污染源，有針對性地治理環境。無疑，切斷污染源是當下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由於土壤污染底數不清，導致污染原因、種類、範圍和程度成為盲點，防治措施便缺乏相應的針對性。
因而專家們呼籲，應該建立國家級長期運作的預警和預測系統，對農田污染現狀和發展趨勢進行及時監控。
當然，技術層面上的落後，沒有有效的監測體系，就無法及時發現耕地品質變化的最新情況，不能制訂準確的修復方案。
目前，我國耕地品質測試指標和方法陳舊，對地力的評價通常採用土壤有機質含量，但實際測定的卻是有機物質全量，而不是活性有機質，這樣的測試結果，根本無法準確反映耕地地力和土壤演變。
更為深層的問題是，我國耕地品質保護法規不完善，作為耕地使用主體的農民缺乏保護耕地品質的主動性。對土壤污染，國家層面也缺乏法規和技術標準，地方標準更是空白。因而，立法刻不容緩。
從整個食物的安全鏈角度看，在源頭加強檢測是重中之重。工業污染造成的損
失不能由農民承擔，而應該由工業排放企業承擔。找到責任主體，問題解決起來就比較容易。
解決土壤污染問題，還要制定和嚴格執行一系列環保法規。據介紹，目前土壤環境保護立法工作取得積極進展，《土壤環境保護法》(草案)已經初步形成。
專家建議，《土壤環境保護法》應該提高企業的違法成本，同時明確界定相關部門的監管責任，讓環保、農業、國土等各相關部門形成合力，還應與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掛鉤，讓法律得到真正的貫徹和執行。據《工人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