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歐洲央行理事會發生了一連串人事變化。2月，公認的歐洲央行行長繼任人、前德國聯邦銀行行長阿克瑟爾•韋伯辭職。接著，9月，理事會中的另一位德國鷹派于爾根•施塔克辭職。兩位德國銀行家都因反對歐洲央行違背原則的“證券市場計劃”，成為理事會中的異見者。他們的辭職，標誌著歐洲央行內部的短暫分裂。
“證券市場計劃”是什麼？2010年5月10日，經過歐元區各成員國財長與德法兩國領導人的輪番轟炸，時任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宣佈，將購買公眾和私人債券，以恢復債券市場的功能。《裏斯本條約》嚴禁歐洲央行資助歐盟國家，嚴禁它接受歐盟成員國政府的指令，同時嚴禁各國政府對央行施加任何影響。隨著“證券市場計劃”的推出，歐洲央行自立行之初確立下的超然于成員國之上的獨立性原則，至此向國家政治做出妥協。當時，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國債收益率已超過7%的警戒點，若僅以自由金融市場的邏輯判斷，歐元區正處在解體邊緣。歐洲央行此舉的目的，無疑是為了改善陷於債務危機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和西班牙的財政狀況。雖然央行試圖自圓其説地將自己的購買行為限定在二級市場，但它用心良苦地將借貸的證券擔保門檻調至高風險的希臘國債標準，又以超低的利息，引導受惠的銀行用這筆錢去投資歐元區債務危機國利率已經很高的政府債券。
到了2011年底，歐洲央行內部似乎對自己的歷史新使命已無爭議。11月，央行理事馬利奧-德拉吉繼任行長，他很快進入“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向歐洲的銀行系統注入了規模巨大的信用：它以1%的低息，向歐洲的523家銀行提供為期三年的、4890億歐元的貸款。這是歐元13年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信用擴張。在這個時間前後，義大利央行的資産負債表上，國債總額以平均每週80億歐元的速度增長，12月達到大約2200億，不斷需要融資。歐債危機由此從歐元區邊緣蔓延至核心地區，法國的最佳信用級別開始動搖。歐洲央行試圖保證，所有銀行在2012第一季度債務到期時，能夠有足夠的現金支付高達2000億歐元的帳單，還能夠向國民經濟提供貸款，使本已增長乏力的經濟在這還債關節點上不會被窒息，同時還希望緩解主權債務壓力。此時，歐洲央行發生的人事變動，不過是國家意志的進一步體現——央行義大利執行理事洛倫佐-比尼-斯馬吉在貝盧斯科尼的壓力下，宣佈離職，以應薩科齊的要求，為法國候選人騰出位置。
“歐洲央行所採取的此長期再融資操作，實質上正是一種量化寬鬆。目前正在進行的第二輪，規模已達到1萬億歐元”，法國前瞻性國際資訊研究中心主任、貨幣經濟學家阿涅斯•貝納西-蓋雷（Agnès Benassy-Quere）如此告訴記者。1萬億歐元。法蘭克福的此手筆之大，規模足已與美聯儲的兩輪量化寬鬆媲美。而美聯儲的印鈔模式，時至今日，仍是歐洲大陸銀行家所不齒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的一部分——歐洲一體化的歷史進程，包括對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與“大通脹”的經驗總結，決定了歐洲央行僅以價格穩定為唯一目標，而不尋求像美聯儲那樣，為政治家實現就業等其他目的。大陸歐洲仍試圖認為，自己還是獨善其身——“不，歐元的量化寬鬆與美元、英鎊的量化寬鬆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一個有期限的、與私人投資者的貸款協議，而且有數量限制；3年到期後，便會自動退出。而後兩者是財政部直接介入一級市場，購買國債，既無時間、也無數量限制”，阿涅斯向我們解釋。
然而，危難之時，歐洲政治家的意志最終超越了歐洲央行的行為準則。而這一強大的政治意願是：“歐元區絕不能解體。解體一旦發生，就是歐元和歐洲一體化政策的重大歷史性失敗”。“我們從未對歐元産生過疑問，更從未想過放棄希臘”，法國總理歐盟事務顧問皮埃爾•海伯倫（Pierre Heilbronn）這樣向我們描述巴黎決策圈的共識。“放棄歐元，就等於放棄歐洲”，總統府辦公廳亞洲大洋洲事務顧問皮埃爾•雷讓（Pierre Regent）亦對我們説。歐元與大陸歐洲自二戰結束以來，臣服於超級大國美國的單極霸權之下，尋求重回曆史中心的夢想密不可分。誠如比利時前首相居伊•伏思達(Guy Verhofstadt)所説：“佈雷頓森林會議上，英國提出的建立超國家銀行的多邊世界構想被華盛頓否決了，美元成為戰後貿易結算的基準。至於大陸歐洲，由於在戰爭中經濟受到如此大的削弱，以至在佈雷頓森林談判中未能發揮任何重要作用。它只是被動地眼看美元和美國奪取了世界經濟的領導權。如果不是一小部分歐洲政治家夢想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歐洲可能會繼續被柏林墻和鐵幕分割。這些歐洲政治領袖心裏明白，歐洲民族國家的光榮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在統治世界舞臺近兩個世界之後，歐洲只有把力量團結起來才能看到前途和發揮影響”。“如果沒有歐元，（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將在歐洲引發貨幣大幅度貶值和急劇縮水。倘若沒有建立歐元區，難以相信在瑞典克朗都無法抵禦的情況下，義大利、比利時、希臘、奧地利等國的原來貨幣能經得住金融風暴。須知，瑞典的公共財政比歐元區大部分國家健康得多。2008年，瑞典財政獲得了1.5%的盈餘，公共債務僅佔其國內生産總值的35%。相比之下，義大利財政赤字則達3%，公共債務達106%。儘管如此，瑞典克朗還是貶值了，義大利卻沒有貨幣貶值，這應該歸功於歐元。歐元表明，只要從歐洲層面行動，我們就能更好地武裝起來”。歐洲央行具有政治意味的決策，確給已被降為垃圾級、無力在金融市場籌資的希臘吃了一劑定心丸，維護了歐元區的完整。雷曼兄弟轟然倒下並推翻一連串多米諾骨牌的歷史覆轍，在大西洋彼岸似將不再重演。
儘管如此，國家與市場空間的錯位，仍將潛伏在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內部。2011年11月，時任希臘總理潘帕德里歐決定對第二輪歐盟救助方案進行全民公投，以確定希臘是否留在歐元區。他試圖體現，“民主的政策高於市場的需求”。就在這耗時的政治程式尚未啟動之前，市場波動已經在幾分鐘內以股市大幅下滑做出了回應。最終，希臘不得不在法德領導人的壓力下放棄公投。12月，當德法提出修改《裏斯本條約》，加強財政紀律，並得到絕大多數成員國支援之際，英國以維護本國預算主權和保護倫敦金融圈為由，一票否決。德國整頓歐元區財政秩序的雄心由此受挫。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多米尼克•戴維先生（Dominique David）這樣向我們概括：“27個國家（很快將變為28個）共識的決策辦法，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馬斯特利赫特條約》就已確立。但這種緩慢的決策模式已跟不上形勢的發展”。
在沒有統一財政政策的貨幣聯盟內部，各國無法通過簡單的匯率工具——本幣貶值，來調節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力。2008年，遭遇其經濟史上最沉重金融危機打擊的冰島通過本幣貶值，極快地恢復了經濟地位。而歐元區國家只能選擇財政緊縮和通縮（比如降低工人工資）組合來解決。希臘的一輪輪街頭抗議和騷亂已經衡量了緊縮與通縮的政治成本，而這一政策的經濟代價，如購買力與投資的減弱、經濟衰退和失業，則會隨時日凸現。這是非常痛苦的過程。德國經濟學家漢斯-維爾納•辛恩曾估算，迄今唯有愛爾蘭成功調解了相對工資，在過去5年中，將勞動力成本的價格下調了16%，而希臘必須要下調31%才行。2011年，據經合組織估計，西班牙第三季度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了1.3%，德國下降了0.3%，然而，整個歐元區的勞動力成本卻上升了1%。
當歐洲民眾為中國工人搶走了他們的飯碗而憂懼時，政治精英們非常懂得，這與中國沒有什麼關係，而是資本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場中尋求最低成本的必然邏輯。“隨著中國工人要求漲薪，法國企業現在已開始轉向，將工廠遷往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印尼、羅馬尼亞、越南、白俄羅斯、孟加拉國與馬達加斯加，其目的地不一定再是中國”，法國《解放報》資深記者皮埃爾•哈斯基(Pierre Haski)對我們説。缺少就業機會的年輕人在與祖父輩輝煌的對比中愈加深陷絕望。“直至50年前，200多年的殖民史，使歐洲國家享受著殖民主義、貿易和生活水準的強勢，但如今，這一切已經被新的全球化推翻。雖然歐洲在科技文化上仍居於領先地位，但卻無法像50年前一樣，通過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所獲得的利益來為公民的高品質生活提供保證”，多米尼克•戴維説。正因如此，“年輕人不再記得，歐洲建設對於70年無戰爭的和平狀態與歐洲經濟繁榮的意義”。
然而，歐元仍承載著一種希望。2008年，歐洲政治家在全球化遭遇的第一場危機中，看到歷史轉折的機遇。米特朗總統的外交顧問于貝爾•韋德里(Hubert Verdrine)曾在其《面對超級強國》一書中提到，當歐洲大陸在小布希入侵伊拉克後擎起多邊主義復興的旗幟時，國際社會並不熱心。直到以低利率貸款為基礎的美國增長模式在金融危機中破産，歐洲人才看到了終結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的可能與多極世界的萌芽。歐元就是這多邊主義復興的一部分。它的抱負，是突破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美元霸權，而它所依託的模式，是在民族國家與市場的空間中尋求統一的表達。阿涅斯•貝納西-蓋雷如此告訴我們：“5年後，如果歐元仍然存在，它將建立歐洲債券市場，發行歐洲債券”。這一市場將最終推動歐元成為世界儲備的新貨幣，從而“建立一個能與美國債券市場抗衡的歐洲債券市場。只使用美元的世界貨幣經濟是不可靠的，而目前，最可能成為美元替代性選擇的，就是歐元”。
三聯生活週刊記者：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