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周秉建暢談兩會

問：過去一年您通過哪些渠道貼近普通民眾、傾聽他們的聲音？

周秉建：我是做老幹部工作的，所以接觸老年同志比較多。另外因為還在單位上班，沒有太多時間外出走訪。不過，我每年還要回到曾經插隊過的內蒙古去，也會和當地的老百姓、幹部一起坐一坐、聊一聊，知道一些情況。

問：去年兩會的時候，您説東烏旗旗長在兩會之前給您打電話反映情況，歷次兩會之前，這種電話是不是很多？

周秉建：對，有的是短信的形式，有的就是打電話進行溝通，還有就是利用他們到北京出差的機會，或者是我利用自己的年休假的時間，回到牧區，我們可以去談一些事情，見見面。

問：有沒有跟您不認識的人向你求助或者諮詢？

周秉建：還是比較少，以認識的為主吧。

問：對於這些跟您反映的情況，您一般怎麼處理？

周秉建：一般還是在會議上用提案的形式，也可以用書面發言的形式做一些反映。因為事情都比較集中嘛，就好一點。

問：大家向您反映的問題集中在哪幾方面？

周秉建：比如，因為大家都知道我過去在內蒙古牧區下鄉過，牧區的事情是相對比較集中的，不會太散，太散的話沒有普遍意義。

問：普通人可能不太了解牧區現在有哪些問題？

周秉建：一説草原，大家首先的感覺，就是一望無際的，在這種範圍非常廣的地域，和人口集中的農村是不同的。比如孩子的上學問題，對面積這麼遼闊牧區的牧民來説，他們是非常不方便的。你想我插隊的那個旗，就是人們常説的縣。它的行政區域面積是4.8萬平方公里，將近5萬平方公里，那5萬平方公里快等於內地的一個省的面積了。這麼大地域的小孩子，都要集中到一個地方去上學，對牧民來説，是很困難的。現在也有很多家庭，因為孩子上學出現的困難解決不了，而影響到正常的生産、生活，甚至出現打離婚的。這個問題不光涉及到教育，還涉及到撤鄉並鎮的問題。在此之前，旗裏將近5萬平方公里的面積是有十六、七個蘇木（鄉鎮），現在合併成5、6個鄉鎮了，差不多是1萬平方公里一個鄉鎮，這種撤鄉並鎮跟農村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和狀況。這方面我也想提提建議，看有一些蘇木能不能恢復起來，應該爭取讓孩子們就近入學，這樣做的話，牧民家裏的生産生活負擔會減少許多，包括家庭和睦這方面也會得到一些緩解。咱們國家，不只是內蒙古自治區有牧業，還有青海、甘肅，新疆、西藏，所以我建議是不是能夠因地制宜，對不同需求和較大地域給予適合當地的政策，不搞一刀切。不然，對牧區的基層幹部工作而言，他們確實有困難，工作起來極不方便。

問：關於您剛剛提到的那些問題，之前有提過相關提案嗎？

周秉建：沒有，以前也想過。可是每次回到牧區，牧民都會提出這些問題，要為他們説説話。確實撤鄉並鎮減少了行政經費，但減少行政經費之後，行政管理上的很多事情做起來就不方便了。過去的蘇木（鄉）幹部要去鄉下，有馬就可以直接到各個牧戶，幫助老百姓解決問題非常及時。現在幹部要下牧區，雖然有汽車，用當地人的話講，那經費還不夠油錢呢。你想那麼大面積，他的工作怎麼能深入群眾，了解到老百姓的反映？老百姓要反映問題更困難，要跑上百公里路程，又不是家家戶戶都有汽車，他們有病有難處是沒有辦法的，太遙遠了。有時候幹部和群眾一年都很難見到面。

問：這個提案您現在準備得怎麼樣了？

周秉建：我現在還是想先從農村牧區小孩上學這塊入手，解決牧民子女上學的問題，行政管理這方面也可以帶上一起反映。

問：關於這份提案，您做哪些調查研究？

周秉建：因為自己還有工作，畢竟沒有條件直接就到一線去，到下面牧區去，我也去通過一些同事、一些朋友，他們有更多的第一手材料，結合他們搞的一些材料，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理解、認識這樣去做提案。因為自己還有工作，畢竟沒有條件直接就到一線去，我也是通過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們有更多的第一手材料，結合實際，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理解、認識這樣去做提案。

問：在這個領域您覺得哪一點是最急迫的、非改不可的？

周秉建：我覺得最急迫的，還是感到需要從國家層面把牧區、還有林區、或者是大的山區等撤鄉並鎮的行政區劃這件事，能不能根據當地有不同特點和需求的，逐步給予適當的調整或恢復。

問：您去年兩會提案關注食品安全問題，這個提案後來怎麼樣了？

周秉建：因為很多委員都在提這方面的提案，不是個別人提，衛生部也很重視，專門召集了一個座談會，我們去了部分委員，他們也請了一些關係到食品安全的質檢部門等相關部門一起參加，進行了解答。

問：去年兩會結束之後，您有沒有繼續跟進？

周秉建：今年要和大家共同繼續關注。但今年寫提案的話，更多的還是要關注農民工子女的上學問題。對此，我們國家也確實出臺了一些政策，財政方面也給了大力的支援，但是還會有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我們會繼續進行反映，以提案的形式做一些工作。

問：您今年還打算繼續提跟這個相關的提案嗎？

周秉建：今年還是要繼續關注，但是我寫提案的話，更多的還是要關注農民工子女的上學問題。這個我們國家也確實出臺了一些政策，財政方面也給了大力的支援，但是還是有一些沒有完全做到的，或者出現一些新的情況，新的問題，我們發現之後會繼續進行反映，以提案的形式做一些工作。

問：您認為決定一個提案最終被採納，它的影響因素有哪些？

周秉建：提案委員會的意見很重要，如果認為是需要或必要的，可能那就容易被採納，解決起來應該順利一些吧。

問：您這邊決定不了？

周秉建：對呀，我們作為個人行為怎麼能決定呢？

問：大家談到您，會有“紅色二代”這樣一個稱呼。

周秉建：過去幾十年前也沒有專門這樣提的，現在才開始這樣説。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覺得這個身份頻頻被人提起，也格外的因為這個身份而受到關注？

周秉建：應該還是在我的伯父周恩來總理去世之後吧。可那是別人要關注的事情，我自然也有感覺。但你關注，我也是照常生活、工作，你不關注，我也是一樣，該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該正常生活就正常生活，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我不把這個作為負擔。

問：您對這個稱呼有什麼看法？

周秉建：稱呼是客觀的。我剛才説過，從來沒有變過的。伯父對我們的教育和要求是很嚴格的，自己對自己也是很自律的。所以也沒有像大家想像的那種感覺，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樣的生活、成長過來的。後來在1968年我上山下鄉，也是做知青，到牧區直接住蒙古包，跟牧民學習後，自己會放牧了。後來自己曾經參了軍，伯父知道後又讓我把當兵的機會留給其他青年人，要求我返回草原繼續當牧民。所以我在牧區很多年後，才去上了大學，再後來就是工作、結婚、過日子。工作上是沒得説，都是做得很認真負責、很好的。生活上也經歷不少坎坷，都是自己奮鬥過來的。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樣的生活過來的。

問：您身邊的同事或者朋友應該都知道您這個身份吧？

周秉建：現在大家比較注意、在意這些了，原來我們上學的時候，整個社會風氣不是這個樣子的。

問：您上學的時候是什麼樣的？

周秉建：我們上學時候，一個學校裏的高幹子弟很多，大家知道就知道了，沒有專門的意識，都是普通同學。沒有説誰家的孩子，怎麼樣怎麼樣了，也不議論，也不去問，就是大家都知道而已。但是都沒有其他想法，都覺得是普通同學。

問：現在您跟這些高幹子弟還有交流嗎？

周秉建：當然啦，以前都是一個學校的同學嘛，我們之間相處得很好，一直都有來往，但不是所有的，不可能都認識啊。

問：您覺得您的這個身份，對您的提案有沒有什麼幫助？

周秉建：我覺得這跟提案應該是兩回事吧，就是看你這個提案是不是確實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如果你要是説到社會焦點了，你這個提案客觀上必然會受到重視。如果你提的這個提案比較普遍，大家都在提，比如剛才講的食品安全，那就不是對你某一個人提案的重視了。當然，如果自己的身份能夠對解決提案的問題有所幫助，可以為老百姓解決問題的話，那不是好事情嗎？

問：2009年您成為第十一屆政協委員，當時您得知這個消息時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周秉建：很正常，但也很高興。因為可以有機會為老百姓説話、反映問題了。

問：沒有任何意外？

周秉建：我覺得這不是我個人的私事，也不是自己能決定的事情，而是屬於組織和人事方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