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川:我覺得中國特別需要像寧浩那樣沒有負擔去拍電影的人

陸川：寧浩他有特殊的意義，他是我的一個小兄弟，我們倆關係很好。我們倆最早認識是在柏林電影節，我們倆坐在臺階上，他當時送過去一個藝術片，我當時送過去的是《可可西裏》。我們兩個坐在那裏都覺得別的電影特爛，我們倆的電影特好，我們倆特失落地坐在臺階上看著別人在比賽。當時我就説，寧浩，你下面想拍什麼？他説沒有想好。他問我想拍什麼？我説我也沒有想好。當時我們倆一塊看了一場電影，叫《海鮮》，是朱文的。

朱文特棒，我和寧浩在下面看了幾個片子，因為我們去了很多電影節之後，就知道電影節對於影片的挑選是特別偏的，它是極度意識形態的。所以我們的很多年輕導演出去之後，在那種環境下開始説一些，比如我的電影在中國是被禁的，我們被壓迫，説一些這種話。但是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朱文特厲害，他在臺上，記者問他“你這部電影肯定在中國被禁，是不是這樣？”他當時回答説：“你就別問我這問題了，我現在這種拍片的方式就選擇了這個結果，咱們就討論電影本身吧。”我就覺得朱文是一個特別有品格的人。

我覺得批評應該在內部，對這個國家的批評應該在國家內部，但要出了國，最好不要。因為大家看你還是中國人，你把中國罵的一文不值是一個特別無聊的事。所以當時我和寧浩在那兒看著，其實我們倆都在想下部片拍什麼，我都沒有想到寧浩這廝直接“裸奔”了，一下拍了《瘋狂的石頭》，因為和他上一部片子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但是我覺得特別好，因為我覺得中國特別需要寧浩這樣沒有負擔去拍電影的人，你想他那部片子200萬，後來市場是2000萬，現在所有人都在跟風學，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牛的狀態。所以這個市場需要更多的年輕導演去衝，去突破這些禁忌，讓所有的東西從不可能變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