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去年4月，新中國歷史上首次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召開。一年來，中國的周邊外交多點開花、亮點紛呈，從元首外交引領到人民間的友好交往與心靈相通，從“五大家園”的美好願景到一系列惠民成果的落實落地，中國正在百年變局的暗流之下，與周邊國家共同構築堅不可摧的命運共同體。那麼，在大國博弈加劇、民粹主義抬頭的當下，中國該如何頂住外部壓力，擴大周邊“朋友圈”？又該如何化解周邊國家的“期待值”與“焦慮感”？為了找到問題的答案，本期節目特別採訪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向陽。以下文字由訪談實錄整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向陽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欄目專訪。（攝影：董寧）
·“美國在大搞‘唐羅主義’，而中國在構築周邊命運共同體”
中國網：去年4月，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召開。一年來，我們觀察到，中國與許多周邊國家的關係出現了提質升級的態勢。比如説去年4月份，習近平主席訪問東南亞三國，深化了中國同東盟國家之間的睦鄰友好；再比如中國領導人和南韓、印度的領導人的會晤，也推動著中韓、中印雙邊關係的回暖。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那麼在您看來，這些密集的高層互動以及關係躍升會為我們周邊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帶來怎樣的變化？
李向陽：我想，習近平主席的出訪是中國“元首外交”的一個突出表現，那麼它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預期的穩定。談到預期穩定，我們可能需要比較一下中美兩個大國在外交方面的行為。
那麼在過去一年裏，我們看到中國在加速推進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而特朗普政府在致力於推進“唐羅主義”。談到“唐羅主義”，這是源於“門羅主義”的一個新版本，如果説“門羅主義”強調的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麼“唐羅主義”則是要把美洲變成美國人的美洲。
所以，在安全領域，我們看到，特朗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難以想像的外交行為，比如説對委內瑞拉領導人，通過軍事手段抓回美國進行審判，這是極為罕見的。那麼同時，還威脅要兼併加拿大，要求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此外，特朗普政府還揚言未來要對古巴進行武裝打擊。
在經濟層面，（比如説）美國與兩個重要鄰國，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有“美墨加貿易協定”，預計今年將按照程式進行重新評估。很多人認為，特朗普政府希望把這個“美墨加協定”拆成“美墨”和“美加”兩個雙邊協議。
所以，無論從安全層面還是從經濟層面，美國的外交承諾和國家信譽都是極為不穩定的。那麼相比之下，中國領導人的元首外交給外部世界提供了一個穩定的預期，那麼以周邊命運共同體以及相對應的“五大家園”，實際上（能夠）讓外部世界感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可信。
·“中國應提更多公共産品，以加強與周邊國家的民心相通”
中國網：您提到了“五大家園”願景，其實去年的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就提出構建和平、安寧、繁榮、美麗、友好的“五大家園”願景。那麼過去一年來，不管是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的常態化運營，還是中國在斡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衝突中所展現的“公道公允”的角色，都體現了“五大家園”願景。那麼回顧中國在過去一年的周邊外交實踐，您認為我們是如何將這些理論或者理念轉變為周邊民眾可感可知的紅利呢？
李向陽：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從周邊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理念，睦鄰、安鄰、富鄰、親誠惠容（的理念）到“五大家園”，看起來是一個美好但又非常遙遠的目標。但實際上，從理論上來説，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是一個過程，具有過程性特徵，換句話説，為實現這些目標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它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它能夠指導實踐。
具體説來，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經濟層面，突出表現為互聯互通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去此前已經啟動的中吉烏鐵路建設，不久前越南的越共總書記蘇林訪華時，中越之間還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以鐵路建設為核心，加強兩國的互聯互通。此外，去年我們也看到緬甸領導人在出席上合組織天津峰會時也承諾，要啟動中緬經濟走廊建設。總之，在經濟層面，以互聯互通為核心的合作在進一步加強。
在安全領域，過去一年，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先後參與調解泰柬邊境衝突，參與調解緬甸內部的政府軍與“民地武”武裝的衝突。此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和柬埔寨、泰國一起共同打擊電詐，這都體現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在安全領域的合作。
經濟與安全領域的合作，最終需要落實到民心相通上。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不久前剛剛發佈的《2026東南亞態勢報告》裏就提到，中國已經成為地區最重要的大國，而且和美國相比，中國的可信度更高。《報告》甚至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這些國家被迫在中美兩國之間“選邊站”的話，多數國家選擇的是中國而不是美國。那麼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與周邊國家民心相通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效果。
中國網：您提到民心相通，其實我注意到，您此前就提到過，無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周邊命運共同體，落腳點都是民心相通。那麼在您看來，除了元首外交以及高層引領之外，我們還可以在制度方面進行哪些創新，進一步夯實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民意根基？
李向陽：談到在民心相通層面推進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一些機制化的合作，我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際公共産品的提供。因為我們知道，特朗普上任以後，美國正在大幅減少對國際公共産品的提供，它的戰略重心回到了所謂的“西半球”。那麼在亞洲地區，在我們的周邊，美國提供的公共産品正在減少。而中國推進民心相通，我想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提供地區性的公共産品。
談到公共産品，很多人把它理解成是一種簡單的對外援助。對外援助毫無疑問是公共産品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並不是全部。因此，提供地區公共産品，我想（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是在經濟層面，最典型的就是共建“一帶一路”，因為共建“一帶一路”是以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的，而這一領域長期以來存在著投資不足（的問題）。這表明，大國或者是國際層面並沒有充分提供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當中特別需要的東西，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説以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為核心，本身具有公共産品的特性。
第二，在安全層面。安全層面似乎（聽起來）比較遙遠，但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比如説美（以）伊戰爭爆發以後，亞洲國家，特別是我們的周邊國家在能源方面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很多國家提出來中國應該在推進地區共同的能源安全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可以作為一種新型的合作機制。
總之，在不同層面，中國需要提供更多的地區性公共産品，從而推進民心相通。
中國網：對，其實我也注意到，“十五五”規劃綱要當中也提到了要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産品，特別是現在美國在這方面有所缺位，導致很多人擔心會不會出現“金德爾伯格陷阱”。所以中國的做法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解決辦法。
·“美西方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敵視一直存在”
中國網：我注意到，您不久前在其他媒體上發表過文章，主題是以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來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其實去年的中央周邊工作會議也對這方面做了部署。您也在文章當中提到，二者在理念、目標以及實現路徑方面都高度契合。而且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過去十多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在周邊進展最為顯著。那麼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以及地緣政治的背景下，我們與周邊國家共建“一帶一路”面臨著哪些困難或挑戰？您認為未來推進的方向或重點應該集中在哪些領域？
李向陽：談到共建“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我想最主要也是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美西方國家試圖通過所謂的“通道安全化”對共建“一帶一路”構成新挑戰。所謂的“通道安全化”，是指對鐵路或公路等運輸通道上的某一點來進行干擾，從而影響它的整體功效。實際上，在現實中，我們已經看到，在周邊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像中澳達爾文港，我們知道，達爾文港最初是個經營不善、長期虧損的項目，後來中國一家民營企業進入以後，經過多年的經營，近年來可以説已經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收益。但是澳大利亞政府以所謂“安全”的名義來要求收回達爾文港的經營權，這實際上就是針對我們的典型的“通道的武器化”的一個案例。
再比如説，我們正在致力於跟中亞國家共同推進的穿越裏海、黑海的中間走廊的通道建設，過程中就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去年特朗普把其中的沿線的兩個國家——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的領導人召集到美國，達成了一個所謂的“和平協議”，看起來對於推進中間走廊有幫助，但是對於有爭議的讚格祖爾走廊，美國人提出了一個新的要價，就是由美國來經營這一段有爭議的（通道），客觀上這就為未來中間走廊的暢通埋下了一個隱患。諸有此類的這種現象很多。
除此之外，美國和一些國家從機制上對共建“一帶一路”進行干擾。一個例子就是去年年底，美國倡導的“硅和平倡議”。所謂“硅和平倡議”實際上是試圖把硅這一産業鏈從最底端的稀土到最高端的晶片建設連接起來，最初有七個國家參與，現在已經有十幾個國家（參與）了，其中將近一半都是來自中國的周邊國家，那麼未來還會有更多國家參與。美國國務院的高級官員明確表示，“硅和平倡議”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所以，美西方國家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敵視或者敵視傾向是一直存在的。
與此相對應，我們未來要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與周邊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我想有幾個（重點）：
在硬連通領域，我們要更多地協調發展與安全的關係，維護我們的互聯互通建設，為它們提供安全保障。
在軟連通領域，要推動規則與機制的構建，加強與共建國之間的協調和對接。
在心連通領域，正如“十五五”規劃所強調的，主要的做法就是推進“小而美”項目。通過這一系列措施，使我們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能夠順暢、健康地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向陽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欄目專訪。（攝影：董寧）
·“面對周邊國家的期待與焦慮，中國應承擔與其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職責”
中國網：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周邊國家的陣痛。我們也能觀察到，隨著中國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周邊國家往往出現焦慮感和期待值並存的現象。那麼在您看來，我們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時，應該如何平衡他們的焦慮感和期待值呢？
李向陽：這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中客觀存在的現象。大國崛起過程中，周邊國家對它的期望值和焦慮感是並存的。在剛才提到的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發佈的《2026東南亞態勢報告》當中就提到，中國（被認為）是地區影響力最重要的大國，並且認同的比例在不斷地上升。硬幣的另一面就是，這些國家同時也擔心中國迅速上升的影響力。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期待值和焦慮感是並存的，這是個客觀事實。
那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想作為一個大國，中國需要做的是承擔起跟自己不斷上升的地位相匹配的、能夠得到周邊國家認可的職責，這是一個基本的導向。
談到職責的時候，我們必須看看目前的國際秩序、國際格局的變化：美國開始減少對國際公共産品的提供，同時越來越不認可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在經濟層面，美國從此前奉行的自由貿易到現在的“對等貿易”甚至是平衡貿易，就是強調兩國之間的貿易收支必須要平衡，那麼由此給亞洲國家和中國的周邊國家帶來了兩個重要的衝擊：在安全層面，越來越多的中小國家開始尋求所謂的“安全保障”，因為他們感到從美國以及以聯合國為主的安全體系中，無法獲得最終安全保障；在經濟層面，實際上這些國家在尋求最終消費市場，因為這些國家多數都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隨著美國尋求“平衡貿易”，他們未來的出口市場究竟向何處去？這就為中國在地區發揮和大國地位相匹配的職責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我們需要在安全、經濟層面承擔起或者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本地區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産品。
·“日本不惜觸碰中國外交紅線，是希望把美國留在亞太”
中國網：我們今天在聊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其實很難避免談到中國和日本的關係。特別是最近日本出臺了新版的《外交藍皮書》，把中日關係的定位從“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那麼，您怎麼看日本降級中日關係？中日關係的降級會如何影響我國的周邊外交佈局？
李向陽：談到中日關係的降級，我想它的根源是日本的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的表態，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樣一個（言論），實際上是踩了中國外交的紅線。那麼這一系列行為的背後是日本國內政治的右翼化，而日本國內的右翼化又和整個西方國家的右翼化是一脈相承的。
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尤其是特朗普上任以後，他越來越不認可戰後所形成的這一套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前不久，在慕尼黑安全峰會上，美國國務卿和歐洲的領導人達成了一項難得的共識，他們都認為戰後國際體系正在瓦解，但是新秩序是什麼？並未形成共識。
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試圖力求把美國留在亞洲，因為特朗普政府的戰略重心已經轉到了西半球，但是日本希望把美國牢牢地留在亞洲，對中國形成一種遏制。為此，日本不遺餘力地來充當美國在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遏制中國的一個“馬前卒”。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日關係的惡化以及相應的降級就成為一個自然的選擇。毫無疑問，中日關係的降級會對未來的雙邊關係産生重要的負面影響，本地區的安全與經濟合作前景都會因中日關係的惡化而受到影響。
中國網：其實我們也看到，中國一方面非常努力地在發展和周邊鄰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沒有對日本的挑釁行為而做出妥協，可以説既有鬥爭的勇氣，也有合作的底氣。
我注意到，您在採訪當中提到過，所有的大國都非常關注自己的周邊和鄰居。過去很多年來，美國在遏制中國發展時也把重點放在了中國的周邊地區。但同時您也提到過，美國目前的外交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特別是美國政府近期的一些行為、政策，極大地削弱了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係以及美國自身的國際信譽。那麼您認為這對於中國發展周邊外交來説意味著什麼？我們應該如何頂住壓力或者把握機遇來擴大周邊“朋友圈”呢？
李向陽：美國在全球層面正在放棄“多邊主義”，放棄基於規則的戰後國際秩序。從戰略佈局上來説，美國把重心放在了西半球，但是它將遏制中國作為對外戰略的優先目標並沒有改變。因此，中國的周邊地區必然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重點領域。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想對於中國而言，我們要做的就是以人類命運共同為指導，來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從經濟、安全的方方面面，具體到“五大家園”的五個方面來發展我們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從而形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是我們周邊外交的一個基本的導向。
中國網：好的，最後非常感謝李老師今天給我們帶來了精彩的講解。我們也希望並且相信，中國同周邊國家築起的強有力的命運共同體能夠抵禦國際地緣政治的大風大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