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三月中旬，中美第六輪經貿磋商在巴黎落下帷幕，談判釋放了積極信號，但圍繞關稅的博弈依然暗流涌動。當全球貿易版圖在單邊主義與多邊規則的碰撞中重構，世界貿易組織該如何發揮其作用？亞洲國家該如何通過合作來應對關稅衝擊？為了找到問題的答案，我們在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期間特別採訪到了世界貿易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庫普曼。
羅伯特·庫普曼曾在2014年至2022年間擔任世界貿易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研究與統計司司長，為WTO及其成員國提供貿易政策的分析與建議。此前，庫普曼還曾在克林頓政府至奧巴馬政府期間擔任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主任兼首席經濟學家。他對於關稅有著深入的研究，卻認為關稅不是解決美國貿易赤字的良方。庫普曼表示，“對等關稅”被判定違法後，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301調查”取代此前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的關稅政策，但“301條款”並無可能幫助其實現既定目標。
以下為訪談實錄：
世界貿易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庫普曼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攝影：劉凱）
·“貿易失衡的背後是結構性因素，關稅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中國網：不久前，中美經貿磋商在巴黎落下帷幕，雙方均認為此次談判具有建設性，但不難看出一些核心分歧仍未解決。在您看來，當前影響中美經貿關係的最關鍵因素，或者説最大變數是什麼？
羅伯特・庫普曼：我認為，核心分歧是貿易失衡。美國對中國存在鉅額貿易逆差，儘管雙邊直接逆差有所收窄，但中國通過間接渠道對美出口的規模依然不小。但我想明確的是，關稅並非解決這一問題的良方，貿易失衡的背後是其他深層因素，根源在於儲蓄與投資，這屬於宏觀經濟層面的問題。這本該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各國財政部長的職責範疇，而非貿易部長的責任，可如今卻要求貿易部門來解決這一難題。
因此，我認為中美此次談判的未來，大概率會走向“管理貿易”模式，即兩國達成協定，約定中國從美國採購一定規模的特定商品，美國則允許中國繼續向美出口部分商品。回顧歷史，中美貿易一直是這樣的格局：中國從美國進口農産品、飛機等産品；美國則從中國進口電子産品、手機、傢具等各類商品。所以我預計，雙方會嘗試就貿易規模達成量化承諾。未來的中美貿易將是管理式貿易模式，而非自由貿易，相較于公開的貿易衝突，這或許已經是一個相對積極的結果。
中國網：我們知道，中美在關稅問題上有一年的“休戰期”，那麼“休戰期”結束之後，中美經貿關係會走向何方？
羅伯特・庫普曼：説到底，特朗普總統十分推崇關稅政策，這是他的核心主張，我雖然無法理解，但事實就是如此。他（特朗普）會想方設法將中國商品的關稅維持在比以往更高的水準，但這並不是説關稅會保持曾經的高位，大概率會有所下調，但仍會高於2014、2015年的水準。這一結果雖不盡如人意，但也不是最壞的情況。關稅確實會扭曲貿易格局、改變貿易流向，但影響貿易的核心因素並非只有關稅。
我一直反覆強調這一點：從歷史數據來看，關稅政策僅能解釋25%的貿易增長。真正驅動貿易增長的是其他因素，比如國內生産總值增長，以及技術變革、創新、央行利率等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而經濟增長對貿易增長的貢獻佔比約三分之二，遠超關稅的影響。所以，即便提高關稅，其對貿易增長的影響，也遠不及上述經濟因素。
·“特朗普希望通過301調查取代此前的關稅政策，但結果難如其所願”
中國網：不久前，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徵收的大規模關稅違法。那麼已達成的關稅協定怎麼辦？已徵收的關稅又將如何處置？
羅伯特・庫普曼：不確定性是特朗普外交談判策略的核心，沒人知道他下一步會做什麼、為何這麼做，而他恰恰喜歡這種狀態。他（特朗普）傾向於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徵收關稅，儘管這一做法已被最高法院否決，但他仍然偏愛這種方式，原因很明確：他可以單方面宣佈加徵關稅，且立即生效。其他國家若想協商降低關稅，就必須主動與他對話，由他來決定談判條件。
如今最高法院否定了這一做法，他便轉而試圖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款採取行動。依據該條款，（美國）可在150天內對進口商品加徵最高15%的關稅，但前提是宣佈國家面臨國際收支危機。對於美國這樣一個擁有開放賬戶、浮動匯率，且債務均以本幣計價的國家而言，做出這樣的宣佈並不合理。目前，特朗普又發起了“301調查”，指責60個國家存在産能過剩問題，16個國家存在勞工待遇不公問題。
他的核心目的，是通過“301調查”取代此前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的關稅政策。但問題在於，若要依據“301條款”採取行動，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必須開展公眾意見徵詢，特朗普無法單方面決定。而這一過程需要完成調查、認定不公平貿易行為、制定與認定結果匹配的補救措施等一系列步驟，還需聽取受影響企業的意見。企業在提交公開意見時，可了解其他企業的訴求並形成聯盟。而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框架下，企業雖可提出抗議，卻沒有正式的申訴渠道，只能向總統求情，這正是特朗普所希望的。但“301條款”的公眾意見徵詢環節，讓企業得以相互溝通學習，也為其向國會遊説創造了機會。
所以特朗普並不喜歡“301條款”的實施流程，因為這一流程讓他失去了《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和（《1974年貿易法》）122條款賦予的靈活度與單邊決策權，但他如今也別無選擇。我預計，相關舉措會引發大量法律糾紛，通過美國司法體系處理這些糾紛需要時間，同時還要根據企業的意見不斷調整申訴和補救措施。
舉個例子，美方曾依據“301條款”，對停靠美國港口的中國船舶徵收高達百萬美元的單次港口準入費，這一成本無疑是鉅額的。但因“301條款”的公眾意見徵詢要求，各方均發表了意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和總統也意識到，這一舉措會引發諸多未曾預料的負面影響。這也是國會設立此類流程的初衷。因此，“301條款”最終的實施效果，絕不會如特朗普所願，成為取代《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關稅政策的便捷方式，他會發現這一過程遠比想像中複雜。
中國網：您剛才提到特朗普總統推崇關稅政策，他大規模加徵關稅的初衷，是希望縮小貿易逆差，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那麼您認為，關稅能否幫助美國實現這些目標？如果關稅不行，那該通過什麼方式實現？
羅伯特・庫普曼：首先，我的觀點是，美國一直都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其實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很偉大，我有幸走訪過全球許多了不起的國家。我並不認為美國需要“再次偉大”，它本就足夠偉大。而關稅政策，根本無法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貿易失衡的本質是儲蓄與投資的結構問題，這是各國財政部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需要解決的議題，同時這還涉及美元的國際貨幣屬性——全球多數國家都使用美元進行大宗商品交易和債務償還。
當前全球存在兩大核心貿易失衡問題：一方面，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高企、居民儲蓄率偏低，但國內對於投資的需求旺盛，國內儲蓄與投資的不平衡需要依靠其他國家的投資來填補；另一方面，中國投資規模較大，但居民消費率偏低、儲蓄率較高。這兩種失衡狀態就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和陽，相互關聯、彼此適配。
特朗普認為，通過關稅政策就能迫使中國解決自身的失衡問題，但實際上關稅達不到這一目的。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實施近一年來，美國整體貿易逆差仍處於歷史高位，儘管對華雙邊逆差有所收窄，中國的整體貿易順差卻創下歷史新高。可見，關稅政策完全沒有實現他的預期目標。我們多數研究貿易的經濟學家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因為關稅本就無法解決這類結構性問題。
解決貿易失衡的核心，在於實現經濟再平衡。對中國而言，需要提高居民消費率，或降低製造業投資規模。工業製成品的貿易屬性極強，若中國將更多投資轉向貿易屬性相對較弱的服務業，也能有效緩解貿易失衡的問題。對美國而言，政府需要縮減財政赤字，居民需要提高儲蓄率。但這些舉措往往不受歡迎，因為居民儲蓄率上升意味著消費減少，而消費減少會直接導致經濟增速放緩。
對中國來説，推動居民增加消費並非易事，因為中國居民有著多重憂慮：教育開支、醫療費用、房價下跌帶來的資産縮水風險、子女的就業前景，等等。所以，他們擔憂的事情很多。儘管中國的“十五五”規劃再次強調了經濟再平衡的目標，但此前的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規劃也均有提及，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不言而喻。美國同樣如此，解決自身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也面臨諸多挑戰。但唯有解決結構性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貿易失衡，關稅政策毫無作用。
世界貿易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庫普曼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攝影：劉凱）
·“除美國外的其他國家依然遵守WTO規則”
中國網：接下來我們再聊聊世界貿易組織的作用。您曾擔任世界貿易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在您看來，當前世貿組織的定位和作用發生了哪些變化？當主要成員國開始無視爭端解決機制，而傾向於單邊行動時，以WTO為核心的多邊體系該如何在日益複雜的環境中發揮自身作用？
羅伯特・庫普曼：目前，最不遵守世貿組織規則的主要成員國顯然是美國，其他國家大多是在被迫滿足美國的訴求，這使得美國與諸多世貿組織成員國的雙邊關係發生了變化，但其他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仍基本遵循世貿組織規則。作為全球貿易體系的主要倡導者和核心支援者，美國的違規行為令人擔憂，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全球大部分貿易活動仍在世貿組織規則框架下開展，多數成員國仍遵循規則進行貿易往來，只是與美國的貿易關係發生了改變。
世貿組織面臨的另一大挑戰是其規則體系亟需更新。世貿組織成立於1995年，中國于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規則談判始於上世紀80年代，歷經多年才達成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果，然而至今仍有部分議題懸而未決，而有些國家對這些議題非常感興趣，我將其稱為“上世紀80年代議題”。而如今已是 2026 年，世界早已發生巨變：從單極格局走向多極格局，技術變革深刻重塑了全球格局。世貿組織的成功之處在於助力眾多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經濟崛起，但目前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格局已發生改變。
因此，世貿組織的規則體系必須與時俱進，以反映這些變化。但成員國之間難以達成共識，這也是世貿組織總幹事恩戈齊面臨的巨大挑戰。更重要的是，世貿組織是由成員國主導的國際組織，各成員國必須認識到，這一機制為各國融入全球經濟提供了重要支撐，世貿組織不僅推動各國降低了關稅，還為企業開展跨境貿易提供了穩定的規則體系。各成員國應意識到世貿組織的重要價值，投入資源推動其規則體系的更新與升級，使其適配當下的世界格局。我相信很多成員國都有這樣的意願，但仍有部分成員國墨守成規。推動這部分成員國變得更加靈活、懂得變通，我認為是當前的關鍵。
前些年，我們達成了《貿易便利化協定》以及《漁業補貼協定》，在許多領域實現了小幅突破，我認為這些突破是成功的。其實，我們無需強求開展新一輪全球關稅自由化談判，若各國能承諾履行此前的協定，或通過多邊談判重新協商條款，而非採取單邊行動，就是一大進步。因此，我認為靈活性是世貿組織規則體系更新的關鍵。
你提到了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的上訴機構，該機構常被稱作世貿組織的“皇冠上的明珠”。我不是法律專家，我是經濟學家，在我看來，上訴機構固然重要，但並非世貿組織“皇冠上的明珠”。我認為，真正的“皇冠上的明珠”在於世貿組織日常運作與透明度，相關機構定期召開會議，各成員國就貿易政策開展坦誠交流，表達自身訴求與不滿等等。
世貿組織近期的研究顯示，大量貿易爭端在進入正式法律程式前，就已通過上述機制得到解決，其價值不可估量。若這一機制不復存在，各國只能依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區域協定解決貿易爭端，但眾多國家並未參與這些區域協定。因此，世貿組織提供的多邊對話平臺和透明機制使得各成員得以持續溝通，具有卓越的價值。
中國網：也就是説，即便美國這樣的核心成員國對世貿組織持抵觸態度，您依然認為這一多邊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羅伯特・庫普曼：對其他國家而言，世貿組織的意義仍然至關重要，這一點毋庸置疑。各國當然會積極維護自身利益。日本、南韓、加拿大、墨西哥等多數開放型小型經濟體，均高度依賴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這一體系也為它們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紅利。這些經濟體需要攜手合作，持續推動全球貿易合作的進程。
中國網：假如美國選擇退出世貿組織，這一組織還能繼續存在嗎？
羅伯特・庫普曼：當然會，儘管名稱可能發生變化，但世貿組織仍會繼續存在，因為它滿足了全球貿易的必要需求。不過，我認為美國絕不會選擇退出世貿組織，因為若美國退出後再想重新加入，其他成員國會提出諸多訴求，比如重新協商關稅水準、貿易開放承諾，甚至還會涉及《瓊斯法案》等。很多世貿組織成員國都想與美國探討這類問題，但當前美國身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無需回應這些訴求，而一旦退出，再想重新加入，就必須面對這些問題。總之，退出世貿組織，會讓美國付出巨大的代價。
·“解決家庭的後顧之憂是擴大內需的關鍵之舉”
中國網：今年是中國“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們可以看到，擴內需、促消費被置於“十五五”規劃的重要位置，而您也提到，很多年來中國都在強調擴內需、促消費的重要性。那麼，您對中國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有哪些建議？
羅伯特・庫普曼：我認為，核心在於中國政府要採取措施，緩解中國家庭的後顧之憂。我此前提到過，中國家庭面臨多方面的擔憂，因此，政府需要構建完善的民生保障體系，營造穩定的國內政策環境，讓家庭和個體感受到，即便遭遇突發狀況，也能獲得支援，找到重新開始的機會。關鍵是要為民眾創造新的發展機遇。
試想，假設三年後，若你的工作被機器人、人工智慧取代，你又該怎麼辦？這不是中國面臨的問題，而是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歷史上，美國就曾經歷過這一階段：大量工人的工作被自動化設備取代，市場需求也從傳統産品轉向其他品類，許多工人不願意投資于新技能的學習，最終只能選擇薪資更低的工作，進而對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發展機會感到不滿。
我認為，這是各國都需要應對的問題，中國也是如此。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與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相似。我成長于70年代，當時美國經濟蒸蒸日上，生活水準逐年提高，我父母的工作和生活都十分順遂。但石油危機等一系列經濟衝擊後，美國的經濟增長變得艱難，因為二戰後其他國家的經濟逐漸復蘇，競爭力不斷提升。
當時美國經濟增長難度加大，就像今天的中國，所以這並非中國獨有的問題。儘管中國有自身的特殊國情，但這些核心的發展壓力，在全球各國都能看到。中國大概率會找到適合自身的解決方案，中國也必須找到解決方案。我認為美國當時未能有效應對這一問題，這也是後來民粹主義、特朗普主義興起以及關稅政策、反移民思潮抬頭的重要原因。因為大量民眾認為自身的經濟發展機會被剝奪，並將這一問題歸因于外國人以及國際貿易或外來移民。
我認為，實際上，國際貿易和移民對這一問題的影響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核心原因在於內部經濟因素。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認為美國經濟充滿活力，民眾能夠適應變化。但事實是，美國民眾對自身的經濟狀況深感不滿，同時也對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心生嫉妒，他們不禁發問：為何我們的經濟增長無法再快一些？
中國網：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中國的“十五五”規劃中提出了“投資於人”的理念。過去中國的投資更多集中在基礎設施、製造業等領域，如今轉向“投資於人”，我想這或許能成為擴大內需的有效途徑。
羅伯特・庫普曼：“投資於人”這一理念非常棒，但關鍵在於政策的細節。具體政策將如何落地？比如，人工智慧正在取代市場對大學生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為高等教育創造更多機會？政府正在對“投資於人”進行規劃，這很好，但更為重要的是後續要採取的具體政策和行動以及中國民眾是否會認可政策實施的效果。
·“亞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而這一切離不開區域合作與一體化”
中國網：當前全球貿易碎片化趨勢愈發明顯，地區團結合作顯得更為重要。對於亞洲國家而言，各國該如何攜手合作，以應對全球關稅政策帶來的影響？
羅伯特・庫普曼：當前的關稅政策基本都是美國推出的。我認為亞洲地區已經建立了重要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比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及東盟所做的努力。可以説，亞洲走在了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前列，也成為了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亞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而這一切離不開區域內的合作與融合。
未來三年，亞洲與美國的經貿合作和融合大概率會有所降溫，後續會怎麼發展誰都不知道。但亞洲國家應繼續前行，堅持一體化，堅持合作，不斷探索創新合作模式，同時也要認識到，各國的國情、需求和擔憂各不相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方案。我認為，亞洲地區正迎來重要機遇，有望為全球其他地區樹立合作典範。非洲、南美洲等地區需要加快區域內和全球的經濟一體化進程，而亞洲的合作經驗，能為這些地區提供寶貴的參考。
中國網：感謝庫普曼教授，與我們分享了這些真知灼見與切身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