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在風雲激蕩的百年變局下，各國都面臨著地緣衝突加劇、保護主義抬頭等多重挑戰。而亞洲仍以強勁的增長持續為全球經濟注入動能。亞洲創造發展奇跡的密碼是什麼？屬於亞洲的世紀是不是已經到來？作為亞洲的重要國家，中國的“十五五”規劃將為地區發展帶來哪些機遇？為了找到問題的答案，我們在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期間特別採訪到了亞洲開發銀行前行長中尾武彥。
中尾武彥于1978年加入日本財務省，在國際金融、預算、稅收政策以及金融市場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此後，他于2013年至2020年間擔任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任內推動亞洲開發銀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合作，主導多項區域發展項目。卸任後，中尾武彥在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等高校擔任客座教授。
以下為訪談實錄：
亞洲開發銀行前行長中尾武彥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
·“只要政策得當、加強合作，亞洲國家便能續寫增長神話”
中國網：您此前在回憶錄——《亞洲的崛起》當中講述了過去50多年來亞洲國家的發展奇跡。那麼在您看來，亞洲國家為什麼能夠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
中尾武彥：我當時在亞洲開發銀行出版了這本書，希望能將亞洲發展的成功經驗分享給世界。很多人認為亞洲的發展神話源於産業政策或政府主導的增長模式。但我想要強調的是，亞洲國家的發展，包括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日本在戰後以及南韓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增長，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秘訣。其基礎在於對人才、能力、教育的投資以及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讓市場有效運作的良好政策也非常重要，比如為私營部門之間的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等。此外，就中國而言，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也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所以，簡言之，亞洲的成功來自於對基礎設施和教育的投資、私營部門的參與、開放的貿易與投資體制，再加上來自國外的外商直接投資。這並無秘訣可言，本質上就是標準經濟學教科書裏會討論的經典內容。
回到你剛剛的問題，我認為（亞洲國家的增長）是可持續的。但與此同時，亞洲國家也面臨著老齡化、人口萎縮等問題。所以，挑戰是存在的，但我認為如果政策合理、得當，且處理好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亞洲國家依然可以延續其增長神話。
中國網：當今世界存在許多挑戰，如關稅衝擊、戰爭陰雲等等。這些挑戰會不可避免地影響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您認為亞洲國家應如何攜手共同應對這些挑戰？
中尾武彥：是的，這些挑戰在某種意義上確實非常嚴峻，尤其是當來自中東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供應被切斷時。若中東地區的貿易、航班受阻，將對全球造成巨大損害。而對亞洲國家而言，由於高度依賴中東的石油和大宗商品進口，衝擊帶來的影響更為嚴重。
當然，我們可以通過促進貿易順暢、加強彼此間的互補性來緩解衝擊，儘管可能無法完全抵消衝擊帶來的全部影響。同時，我也希望中東及其他地區的動蕩和危機儘快結束。在此期間，我們應盡可能加強合作。
·“美元確有受損可能，但替代美元仍然不易”
中國網：作為儲備貨幣，美元被賦予了極大的特權，美國多次濫用這一特權，招致了很多風險與隱患。那麼，您認為亞洲國家在推動本幣結算或其他貨幣合作方面有怎樣的空間和前景？
中尾武彥：如你所説，美元在國際貿易及資産交易等諸多領域始終佔據著絕對主導地位。當前，沒有任何貨幣能真正替代美元。美國擁有規模龐大的債券市場及強大的金融體系，這使得尋找美元的替代品變得異常困難。
不過，正如你所提到的，在亞洲區域內的貿易活動中，確實有更多使用本地貨幣（結算）的機會，比如人民幣，當然也包括其他亞洲國家的貨幣。日本曾嘗試擴大日元在區域內貿易中的使用，但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部分原因在於日本經濟近年來持續萎縮，而另一個關鍵原因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型企業更傾向於使用單一貨幣結算，因為這能簡化計算與決策流程。因此，儘管本地貨幣，尤其是人民幣，有擴大使用的機會，但要替代美元並非易事。不過，我們仍可以嘗試推動這一進程。
中國網：我們了解到，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近期發出的警告引起了廣泛關注。他警告稱，如果美國失去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那麼美元霸權可能會被動搖。對此，您有何看法？
中尾武彥：我不是地緣政治問題專家，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情況也不太熟悉。但總體而言，若霍爾木茲海峽長期受阻，將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損害。儘管如此，近期美元因被視為比其他貨幣更安全的資産，其價值有所提升。此外，美國是石油凈出口國，相比其他國傢具備諸多優勢。
但正如達利歐先生所言，倘若這些混亂局勢持續，倘若特朗普政府當前的政策無限期延續，美元的地位與信譽乃至美國作為國際秩序“引領者”的角色都將受到損害。因此，美元確有受損的可能。但我仍然認為，要找到美元的替代非常困難。
·“‘十五五’釋放的擴大開放的信號是積極的，但提振消費的切實舉措也很關鍵”
中國網：接下來我們再來聊聊中國的發展情況。我們知道今年是中國“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十五五”規劃綱要當中提到了要擴大高水準對外開放，並承諾向全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産品。您如何看待這些安排？這會為亞洲的鄰國帶來怎樣的機遇？
中尾武彥：我閱讀了新的五年規劃的重要內容，我了解到，中國將繼續推進經濟領域的對外開放，這一信號非常積極，希望這些部署能得到落實。此外，中國也希望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這一點同樣令人鼓舞。
總體而言，中國的政策長期以來更側重供給端而非需求端。在新的五年規劃中，中國重點討論了高品質的生産、高品質的供給，包括機器人、人工智慧等技術的應用，可見其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總體而言，規劃對供給側的討論更為具體，且相關措施更有望落地。
我認為中國面臨的課題在於需求，即如何提振國內消費。中國應該通過增加農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戶籍制度等方式提升國民購買力、促進城鄉公平，從而創造更多的需求。中國消費佔GDP的比重不足40%，而日本約為55%，美國則更高。中國的政策長期以來側重投資機械等生産設備，高速公路、鐵路、住房等基礎設施。投資固然重要，但消費才是吸納更多産能的關鍵。因此，持續擴大開放是積極的信號，但我認為如何切實提振消費也至關重要。
中國網：其實，新的五年規劃中提到了“投資於人”的概念，這意味著更多的資金和資源會投入到與人相關的領域，比如教育、托幼、養老金體系等方面。我想，這或許是問題的解決辦法。
中尾武彥：是的，我完全贊同。我已經注意到了相關討論，但要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需要建立一套打破城鄉分割的、覆蓋全民的教育體系和醫療體系。此外，鋻於貧富差距的問題，或許中國需要引入針對富人的遺産稅，或對房地産持有者徵收房産稅。
我不知道中國能否快速推行這些政策，但為了實現社會公平、讓落後群體擁有更強的購買力，必須通過稅收等手段建立資産再分配體系。
亞洲開發銀行前行長中尾武彥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攝影：劉凱）
·“處理好中美關係需要極大的智慧，中國有能力抵制來自美國的壓力”
中國網：我知道您在日本財務省有著很長時間的工作經歷，從 1978 年開始，對吧？所以，您見證了“廣場協議”的談判過程及其後續産生的影響。當時，美國擔心被日本趕超而對日本施加了很多壓力，這和今天的中國有諸多相似之處。那麼，您對於今天的中國有怎樣的建議？
中尾武彥：是的，這非常困難。如你所説，當年日本總是遭到美國的指責，仿佛日本在進行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例如，當時日本的
但日本和中國在這方面的區別在於，日本是美國的盟友，日本得到了美國的防禦庇護，或者説安全保護傘。在某種程度上，日本無法抗拒美國的要求，往往被迫在美國的壓力下做出大幅讓步。
而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可以抵制美國的壓力。但同時，這也意味著對立可能進一步加劇。因此，如何處理中美之間的矛盾需要極大的智慧和巧妙的方法，雙方應重視合作與互動的重要性，兩國的民間交流也非常重要。所以，這需要更多的智慧。
中國網：您所説的智慧是指通過外交途徑、談判等方式解決這些問題嗎？
中尾武彥：否則，還能怎麼辦呢？只能通過談判和外交手段了。當然，如今的美國政府很難進行溝通，但別無他法。所以我們應該妥善處理好這一局面。
·“中日仍然需要彼此，沒有理由互相敵對”
中國網：我記得在我們上次的採訪中，您曾多次強調中國和日本不應是敵人，而應該成為朋友。但不幸的是，由於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幾個月之後，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了，甚至影響到了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我們知道高市內閣將促進經濟復蘇作為首要課題，那麼中國作為日本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重要性不言而喻。您是怎麼看待這一問題的？
中尾武彥：我不想發表極具政治性或敏感的評論，但與此同時，這是現實。毫無疑問，日本需要中國這一重要的鄰國、貿易夥伴，也需要中國人來日本旅遊、經商，以及到日本的大學留學。這都是雙邊關係中積極的方面。同時，中國也需要日本，比如在某些技術方面。當然，中國已經在技術上非常先進。
從歷史來看，中日互為鄰國，儘管在近現代的一段時期內曾發生過不幸的事件，但絕大多數時間裏，兩國一直保持著友好合作關係。正如我之前所説，在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前，日本一直是中國文明的學習者或學生，中國是我們的“兄長”。然而此後，隨著明治維新的推進，日本快速推進現代化，吸收了許多從西方引進的新思想，並成為了現代化的範例。此外，對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日本基於對過去的反思，帶著誠意，通過資金、技術、貿易、直接投資等方式與中國進行合作。我認為這對中國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可以説，長期以來我們保持著非常良好的互動關係。
所以我想説的是，日本和中國應該成為非常好的鄰居，兩國彼此需要。如今，日本的GDP和人口遠不及中國，中國在技術方面也十分先進，但即便如此，我們依然需要彼此，根本沒有理由相互敵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