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汪雅雯）“未來十年，是中國經濟在新的約束條件下進行結構調整的重要階段。中國需要在洞察需求的基礎上，通過技術驅動，以勞動生産率增長為核心，實現新的高品質增長。”在2026年北大光華兩會後經濟形勢和政策分析會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以“未來十年的中國增長：需求探索與勞動生産率”為題展開分析，並提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概念——“消費探索”。
怎麼看待2026年經濟增長目標？
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如何設定經濟增長目標是海內外關注的焦點。今年兩會上宣佈的經濟增長目標為4.5%—5%。有觀點認為，這是幾十年來官方宣佈的最低增長目標之一。在陳玉宇看來，隨著房地産部門的深度調整，當前這一輪短期經濟週期正在逐步觸底，但未來經濟如何展開仍存在不確定性。例如，價格水準的變化顯示，整體經濟仍處在較為明顯的國內需求不足狀態。因此，增長目標不宜設定得過於雄心勃勃。
目標的實現並非易事，想要實現GDP的增長背後隱藏著一個關鍵指標——勞動生産率（單位時間內每個勞動力所創造的增加值）。它和經濟增長的關係可以表示為：GDP增長率=勞動生産率增長率+勞動力數量增長率。“今年的增長目標意味著勞動生産率需要提高6%—6.5%。無論從國際比較，還是從中國自身的歷史縱向比較來看，這都是一個相當高的目標。”陳玉宇説，考慮到過去兩三年勞動生産率已經連續增長，實現這一目標仍然需要付出持續努力。他指出目前約束經濟高品質增長的困難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是勞動力人口正在快速減少，中國1年大約減少1000萬的勞動力，換算到10年後，那時的勞動力總數跟今天相比將會減少約1億多（約為孟加拉國的人口總數）；
第二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負擔迅速上升；
第三是債務化解任務長期而艱巨，經過房地産這一輪深度調整，使得地方政府和地方國企，甚至未來包括一些中央國企都會面臨巨大的債務調整、化解、健康化的過程；
第四是全球貿易與投資環境不穩定，目前由於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導致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這不僅僅對中國來説是考驗，對於世界的發展也是巨大的挑戰。
如何以勞動生産率破局四大約束？
“2026年的經濟政策不僅需要著眼于短期週期問題，更應以此為契機，在新的約束條件下邁出高品質增長的重要一步。”陳玉宇表示，勞動生産率的提升是應對中國當前四大約束條件的核心答案。
他提到，勞動生産率增長的第一個重要來源，是市場引導下勞動力在不同部門、地區和任務之間的重新配置。像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正是為了方便跨部門配置。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大規模勞動力轉移，這是勞動生産率提升的重要來源。大量農民工從低生産率部門轉向高生産率部門。
未來，這種跨部門配置仍然重要，但將更加複雜，甚至不再是單向流動。例如，一些具有農業專長的勞動力可能重新參與現代農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跨地區和跨任務的配置。新業態和AI技術將不斷創造新的任務類型，這種跨任務調整將成為未來勞動生産率提升的重要來源。因此，建設更加靈活的勞動市場制度安排，是當前的重要政策任務。
陳玉宇指出，勞動生産率增長的第二個來源是資本深化（相對於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增長更快一些，意味著工人每人平均資本量的提高），尤其是技術賦能。在未來幾年，AI技術更可能表現為人與技術的協同，而不是簡單的技術替代勞動。這一點其實可以從古典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原理（決策者選擇不同方案的機會成本高低）推導出來：技術進步往往重新劃分人類與機器之間的任務邊界，而不是完全替代人類勞動。即每個主體應專注于自己相對效率最高的領域，也就是説人和機器各自做自己相對擅長的事情。
然而，無論是勞動力的重新配置，還是技術的深度賦能，都需要一個關鍵的“催化劑”——即足夠的需求空間和良性的市場環境。沒有需求的牽引，供給側的潛能難以充分釋放。
擴大內需與技術創新如何協同發力？
國內常有一種感受：宏觀經濟增長總體表現尚可，但微觀主體的體感並不明顯。這部分原因正來自外部需求驅動型增長的結構。一組數據揭示了這種“體感溫差”的深層原因：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在2025年達到32.7%，2024年為30.3%。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而言，這樣的比例是較為罕見的。陳玉宇提到值得警惕的是，外部需求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並且未來這種不確定在加大。例如在2023年，由於外部環境劇烈變化，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11.4%，反而形成拖累。
“中國經濟增長必須轉向以勞動生産率提升為核心，通過需求擴展、勞動市場制度改革以及技術創新，實現新的增長路徑。”陳玉宇認為，勞動生産率的提升，絕不能依靠延長勞動時間、讓勞動者過度疲勞來實現，真正的動力是來自不斷涌現的新消費需求、新消費組合和新服務形態，這些需求為生産者和技術研發提供了明確方向。
他表示，關於需求在經濟發展和增長中的作用，長久以來在觀念認知上存在兩個常見誤解：第一，消費活動不是生産性的，因此在經濟政策中不那麼重要；第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短期。事實上，在中國，消費已經成為一個長期結構性問題。消費佔GDP比重偏低，這一點已經被廣泛認識，並且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有所體現，例如通過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來擴大消費。
陳玉宇強調，消費活動並不是簡單的“買東西”，更重要的是他所稱的“消費探索”。那什麼是消費探索？指的是消費者在選擇、組合和使用産品的過程中不斷嘗試新的可能，從而釋放新的需求信號。換句話説，消費者不再是被動的“購買者”，而是主動的“價值共創者”——他們用自己的心智和時間，去選擇和創造能讓自己感到滿意和高興的生活體驗。
從這個意義上講，消費也是一種價值生産過程。而消費者的探索行為，為生産者開發新産品和新服務提供了重要方向。因此，近期有代表提出減少加班、縮短勞動時間的建議，從長期來看具有重要意義。人類進行消費活動同樣需要時間、創意和精力，而這些投入恰恰構成市場創新的重要來源。
提到“創新”，自然離不開關於AI技術的討論。陳玉宇認為，技術並不是中性的，AI技術同樣如此，是替代勞動還是賦能勞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環境的影響。只有廣泛的創新才能對整個經濟的活力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擁有最大的意義。因此，未來可以在政策層面進行更多探索，比如引導新技術與勞動形成互補關係以及更多服務於消費與生活品質提升。他表示，這既是當前政策中的空白地帶，也是潛在收益最大的領域之一。
陳玉宇總結未來增長的關鍵，是形成生産率提升與消費探索相互促進的迴圈：技術進步提高效率，而新的消費探索不斷打開創新空間，從而支撐中國經濟實現更高品質的持續增長。換言之，未來的政策設計需要轉向激發消費活力與引導技術向善，從而在需求與供給的良性互動中，找到中國未來十年高品質增長的新路徑。而激發消費活力的關鍵，正在於重新認識“消費”——不是簡單的“買東西”，而是充滿創造力的“消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