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各位網友大家好，這裡是中國網《中國訪談》2026年全國兩會系列訪談。“投資於人”先後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也被納入“十五五”規劃建議，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要部署。“投資于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的發展理念持續深化，成為新發展階段優化投資結構、推動高品質發展的重要導向。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投資於人”應該投資於人的哪些方面？財政應該如何從事後兜底轉向事前預防性的“投資於人”？下一步“投資於人”應該從哪些方面發力？本期節目特別採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劉尚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 劉尚希 攝影/董寧
中國網：劉委員您好，歡迎您做客中國網《中國訪談》節目。
劉尚希：中國網的網友，大家好！
中國網：在當前背景下，您是如何理解“投資於人”的內涵？您認為投資的是人的哪些方面？
劉尚希：“投資於人”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的？去年“兩會”就已經提出了“投資於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繼續強調這一理念。從宏觀層面來講，我國的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實際上體現的是人本邏輯。人本邏輯意味著發展的最終落腳點都要落在人身上，落在人的發展上。
人的發展是什麼？放到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來看，我們既需要物質的現代化，即更高的物質生活水準、更好的基礎設施、更豐富的産品、更高端的技術，這些都是物質的現代化。其實，物質的現代化只是一個階段性目標，也是一種手段和途徑，最終目標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最終目的。
人的現代化指的是什麼？如果這一點不明確，講人的發展就容易變成一個空泛的概念。其實人的現代化包括“三性”：一是指人的主體性，二是指人的創造性，三是指人的文明性。“三性”的提升就意味著人的發展。
但是，當前有時仍然從物的角度去理解人的發展。例如，講到共同富裕時，人們往往會不由自主地關注財富收入分配的差距如何縮小。這個差距指的是財富的差距，是物的差距。實際上，這個差距的背後是什麼？是人的差距，是人的能力的差距。有一句名言出自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人的貧窮是能力的貧窮。”窮人或者説低收入者，毫無疑問是低技能的勞動者，因此只能獲得低收入。因為在市場經濟中，競爭是核心，缺乏更高的勞動技能，就難以找到更高收入的崗位。這就是人的能力差距。
人以群分，人實際上分為不同的群體。一個群體收入較低，其背後往往是該群體普遍勞動技能較低。這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是他們沒有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務。例如，農民群體普遍表現為低技能、低收入，這是體制機製造成的。這些問題恰恰妨礙了人的“三性”的凸顯。
其實，人的現代化就是要促進人的自由、全面、平等的發展。但要實現自由、全面、平等的發展，我們實際上還面臨許多體制機制的障礙。
人的現代化就是要把被物所支配，轉變為由人支配物，這樣人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有錢人還是沒錢人，往往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種被物所支配的狀態，依附於財富、依附於金錢。許多社會矛盾也因此引發。在人類社會的現階段，這種物質利益的矛盾和衝突實際上難以完全避免。我們所説的分配，就是物質利益的分配。物質利益的分配，正是因為人對物質利益的依附關係所衍生出來的。如果人的主體性越強，這種社會矛盾就會減弱。
因此，“投資於人”就是要讓人的主體性更加彰顯。人的主體性，不僅僅是從哲學角度去理解人與物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投資於人”就是要讓人更有尊嚴、更有獨立性、更有自主性。這種自主性、獨立性、人的尊嚴，都反映出人的解放程度。我們要解放人，這種解放程度就體現在自主性上。自主性越強，主體性就越強，意味著逐漸從被依附的狀態中擺脫出來。當然，在這個階段完全擺脫依附是不可能的。但觀念上必須明確，不能以物為目標，最終要以人為目標。發展的最終落腳點是人的自身發展，即人的現代化。
首先，要在這一點上彰顯人的主體性、人的自主性。例如，選擇的自主性、工作的自主性、學習的自主性，這樣才能提高人的能力。古人説，“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它是不同含義的。一個給你一個結果，給你一條魚，吃完這條魚就沒了。再一個就是教會你怎麼去打魚，賦予你一種能力。有了這種能力，你天天有魚吃，但是這種能力你都要靠自主的去學習去提升，而不是教你一下，你的能力提升一把，沒人教你了，你的能力就原地踏步了，這就是自主學習的這種能力和自主選擇的這種能力。這實際上就是人的主體性。因此，這次我們講“投資於人”，要朝這個方向思考，而不僅僅是把現有的資金投入到人身上就了事。
第二，人之所以為人，就是人的創造性。創造性越強，意味著人離動物就越遠。如果人沒有創造性，那離動物很很近。所以，實際上，也就是表明人的現代性、現代化的程度。所以“投資於人”就是不斷的提升人的這種創造性。如果所有人的創造性都提高了，那麼創新驅動發展就有了蓬勃的動力。如果全民的創造性都在提升，國家創新驅動的動力就會越來越足。
當然，我們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搞發明創造、都能創辦企業，這是不可能的。具備創造能力的人，整體來看仍是少數。但至少要使全民的素質水漲船高。不能是有些人創造力很強，有些人卻目不識丁，這種能力差距就太大了。這就需要通過教育來提升，至少要讓大學生越來越多。如果全民都能成為大學生，那麼大家的創新創造能力必將大大提高，整個社會資本也會更加雄厚，全社會的創造力就會更強。
如果全社會的文化素質大大提升了，有創新能力的人也多了，那你創造出一些原始創新、顛覆性的創新，就更容易涌現出來。
所以，“投資於人”一定要投瞄準這個，瞄準（在）人的創造性上。
目前，教育支出在財政支出中佔比最大，已達4萬多億元。如此龐大的支出，就要在提升人的能力、培養人的創造性方面發揮作用。如果教育領域的資金在這些方面效果不明顯，那顯然在“投資於人”方面做得不夠。即使很多大學蓋了校舍、建了樓房，有大樓卻沒有大師，説明這樣的投資並沒有真正實現“投資於人”，可能還是“投資于物”。學校從物質層面看很現代，但如果缺乏真正的大師，教學品質偏低，培養出的學生中沒有發明家、企業家，那就説明沒有真正做到“投資於人”。這時，人就成了衡量投資的尺度。
同時，所有的發展、所有的投入，包括經濟學意義上的投資，最終的衡量尺度實際上也是人。正如希臘哲學家所説：“人是萬物的尺度。”一定要用人來衡量。
因此，在整個社會生活當中，從經濟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各個層面來看，其實人的主體性還沒有完全彰顯出來。這説明我們現代化的任務仍然任重道遠。現在我們講“投資於人”，中國式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緊密關聯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投資於人”首先是一種理念。必須有這種理念，而不是表像化地認為資金用於教育、投資、保障性住房、養老就是“投資於人”，用於機器設備、基礎設施項目就是“投資于物”。這種板塊式的、機械的劃分，是簡單化的，也是不準確的。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 劉尚希 攝影/董寧
中國網：發展新質生産力是需要高素質人才支撐。那您認為財政政策應如何引導職業教育、技能培訓、青年就業等關鍵領域把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那是否有資源資金配置的優先級呢？
劉尚希：劉尚希：與人脫節的投資都是無效投資，就不是“投資於人”。即使搞基礎設施建設，即使投資對像是物，但只要與人的需求相吻合、能促進人的發展、促進人的流動、為人的發展提供更多機會，那麼這種“投資于物”實際上也促進了人的發展。這樣的“投資于物”與“投資於人”是吻合的。這就是間接的“投資於人”。平時所説的教育、健康等是直接的“投資於人”，公共服務一般也指直接的“投資於人”，而基礎設施等則可能是間接的“投資於人”。因此，“人是萬物的尺度”，一切都要以人為尺規來衡量。
這意味著，在現實生活中，許多支出必須擺脫以物為導向的思維。例如，我們的績效評估要把人置於核心位置，這樣的評估才是準確的。否則，與人脫節的評估，即使評出來績效不錯，實際上也是虛假的、沒有意義的。因為人是一切投資的最終目的。
從財政角度來説，綜合的各項支出要評價其績效，就要以人為尺度，看它是否能促進人的發展、滿足人的需要。當然，不同群體的需要是不同的。有些支出滿足當前需要，有些滿足未來需要。例如社會保障，能讓人的未來更有保障，為老百姓遮風擋雨。這樣的支出對老百姓來説，增加了確定性，獲得感就更強。對人來説，最恐懼的就是不確定性。確定性增強了，獲得感就提升了。這些支出實際上也是從人的角度來衡量。這些都是人的現代化的最基礎性工作。保障人的生存，暫且不論人的主體性的彰顯和創造性的提升，只要有利於人的生存、創造更好的生存條件，並在此基礎上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這樣的支出都是值得的。
中國網：國家倡導的擴內需促消費，其實是與“投資於人”高度關聯的，那財政政策該如何通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民生預期，降低家庭支出負擔等來形成一個消費與人力資本提升的一個良性迴圈？那麼該如何平衡這裡邊的一些風險共擔的關係？
劉尚希：這方面的建議，實際上涉及風險分擔的問題。例如養老金，個人繳納一部分，企業繳納一部分，政府也要投入一部分。個人繳費比例的高低，實際上反映了個人分擔風險的程度。養老責任在個人、企業和國家之間如何分配，這個比例關係決定了養老保險制度的形態。
世界上沒有絕對最優的制度，只有最適配的制度。我們過去講的最優制度是靜態概念，在當時是最優的，但條件變化後可能就不再最優。因此，制度沒有最優，只有最適配。
一個國家越發展，對財政的需求就會越大。因為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的公共性需求會增強。經濟社會內部衍生出的各種風險，需要國家去對衝、防範和化解。從這個意義上講，財政規模佔GDP的比例，從發達國家的歷史來看，都是逐漸上升的。這就是所謂的“瓦格納定律”。它是從現象層面統計得出的規律，即國家財政規模隨著國家職能的擴張和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上升。因此，發達國家財政支出的規模、收入的規模，整體上都比我國要大。
中國網：您主張的財政研究是治未病，在事前從風險的角度提出預警。那麼在應對當前的一些風險時，財政應該如何從事後兜底，轉向事前預防性的“投資於人”？對此你有哪些建議？
劉尚希：實際上，“投資於人”本身就是一種事前性的安排。人的能力提升了，經濟社會就有韌性了。事情都是人幹出來的。如果國民都是高素質的，那還懼怕什麼樣的風險？大家都有契約精神、公共理性，社會矛盾又有什麼可怕的呢？很多問題都好化解。世界上只有“投資於人”，才能真正防範化解風險，這是最有效的一招。
從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來看，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把現代化的落腳點放到人身上，以人的現代化為中心。那麼，無論將來遇到什麼驚濤駭浪，都能防範化解風險。中國的發展就會充滿韌性，就能從容應對各種挑戰。如果人的發展沒跟上，而僅僅在物的方面發展很快，擁有大量財富，但缺乏守住財富的能力，那麼創造出的財富也可能守不住。從這個意義上講，“投資於人”實際上是防範化解風險，尤其是長期風險、防止出現顛覆性風險的最有效方式。
中國網：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您認為下一階段財政政策支援的“投資於人”最關鍵的改革突破點是什麼？
劉尚希：“投資於人”，首先要改變觀念。如果觀念不變，仍然堅持以物為尺度的舊觀念，動輒項目導向，而不是以人為導向，就會産生很多盲區。這些支出的安排，包括投資，就會與人的需要脫節。一旦與人脫節，這些投資就變成了無效投資。這一點，首先是觀念要轉變。
其次，評價方法要轉變。評價方法要始終圍繞人來進行。從抽象層面講，要從人的“三性”——主體性、創造性、文明性來評價。所有的支出，是否有助於人的主體性的彰顯、創造性的提高、文明性的提升？如果有助於“三性”的拓展，就説明資金花得值當。這是大的指標，在這個基礎上還可以進一步具體化。總之，不能脫離人，不能把人遺忘，只放在物理層面去衡量。社會效益離不開人，其實經濟效益最終也是為了人，不是為了物，物只是仲介。因此，在評價方法上也要進行調整。
真正促使觀念轉變，要靠體制機制變革。如果體制機制不變，大家在既有體制環境下，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按老觀念、老習慣做事，觀念就轉變不了。因此，“投資於人”是一種理念，但要把這種理念融入體制機制，融入所有政策。出臺的所有政策，都要考慮是否真正體現了“投資於人”，是否促進了人的發展，是否有利於人的現代化，是否有利於人的主體性、創造性、文明性的提升。要經常這樣復盤、這樣思考，才能在政策中防止偏離人的發展。這樣，“投資於人”才能真正落地。所以，它既是抽象的理念，也要變成具體的機制和方法。如果大家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都知道“投資於人”最終是為了促進人的自由、全面、平等的發展，一切都要圍繞人來評價和評估，那麼觀念就真正轉變了。
因此，“投資於人”既是一個理念，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關鍵是要滲透、貫穿到所有政策中去，而不是今天強調“投資於人”就想起來，明天又忘了。那樣的話，就無法真正貫徹到底。中國式現代化，最終是人的現代化，是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化，其他都是手段和路徑。
中國網：好的，感謝劉委員接受我們的採訪。
（本期人員：主編：鄭海濱；編導：佟靜；採訪：裴希婷；攝像：孫磊；後期：王一辰；攝影：董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