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2月25日至26日，德國總理默茨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他去年5月就任以來的首次訪華，也是繼去年法國總統馬克龍、今年年初英國首相斯塔默之後，歐洲主要大國領導人又一次到訪中國。那此次默茨訪華都釋放了哪些關鍵信號？歐洲對華政策是趨於務實調整，還是依然在“去風險”與“合作”之間徘徊？在跨大西洋關係面臨重塑的當下，歐洲能否真正成為一支獨立的戰略力量？就相關問題，我們特別邀請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所所長金玲進行解答。以下文字由訪談實錄整理：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所所長金玲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鄭亮 攝）
中國網：金老師好，很高興您做客我們節目！
金玲：謝謝邀請！
中國網：近日，德國總理默茨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並率領了約30家德國頭部企業的高管隨行。那此次訪問期間雙方都在哪些方面達成了共識？
金玲：此次默茨訪華最引人矚目的應該就是他隨行的30多位高管代表團了。這其實説明瞭非常重要的資訊，第一，其實正體現了中德長期以來在經濟領域裏相互依賴的現實。我們知道，這些頭部企業，如果大家觀察可以發現都是耳熟能詳的名字，它們其實都是長期深耕在中國市場的。第二，事實上也是對德國國內近一段時間以來，圍繞對華政策所謂的“去風險”給出了一個比較明確的信號——“去風險”政策並不可行，中德未來依然要繼續致力於長期的互利共贏的合作。
關於中德雙方此次達成的共識，我注意到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在當前背景下，雙方致力於在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下，繼續推動中德雙邊關係的深入。那麼這一點，我為什麼説它很重要？近幾年來，在德國甚至在更廣泛的歐洲層面，都涉及對華的所謂“三重定位”：“夥伴”、“競爭者”、“制度型對手”，但此次非常明確地表明瞭中德的“夥伴關係”定位，這一點對於未來中德這種可持續健康的雙邊關係的發展至關重要。
與此相關，雙方在什麼樣的原則和精神下發展這樣的夥伴關係？在雙方發表的聯合新聞聲明中提到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繼續開放對話、合作應對共同挑戰是根本原則。事實上，這也與我們長期推動的新型大國關係是一致的，也就是説在政治層面，我們對於雙方關係的定位形成了一種共識。這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中德雙方此次在雙邊的高層來往中達成的各個領域的協定，也向雙方民眾展現中德合作的潛力和未來的機遇，以及活力。
中國網：不久前，默茨連任了基民盟的領導人。那他個人對華政策和默克爾時期、朔爾茨時期相比，您預期會有哪些不同亦或者是延續嗎？
金玲：我們首先談默茨的政策。我們非常習慣於進行這樣的比較，但事實上每一位領導人有不同的國際背景，不同的政治環境，都會形成一個自己的對外政策風格。具體來講，我們其實不太可能期待中德關係回到默克爾時期，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已經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尤其是歐洲的安全形勢，包括歐美關係，所以這些都會使得默茨去執行與默克爾不同的政策。
而舒爾茨政府有它的特殊性，我們可以把它看待是一個具有過渡性特徵的政府時期，因為舒爾茨是在默克爾之後，那個時候整個德國其實有一種要“糾正默克爾主義”的氣氛，並且把德國和俄羅斯能源依賴關係部分鏡射到中德的經貿依賴關係上，這給舒爾茨推動中德合作製造了很多的障礙。再加上舒爾茨是紅綠燈政府，我們知道他其實在推行政策的時候，內部往往面臨著諸多的掣肘。我們知道，綠黨對華政策一直是帶有一定偏見的，所以，整體來講舒爾茨政府沒有太多的推動中德關係的動力。
到默茨政府，我覺得是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那麼最關鍵的變數是什麼？是因為我們今天共同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這個主要是由於特朗普政府在一系列政策上，包括大規模地退出多邊主義機制，在全球範圍內發動無差別的關稅戰，甚至用武力在委內瑞拉採取行動，包括威脅格陵蘭，這些可以説是具有摧毀性效應。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今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報告用的就是“正遭摧毀”（Under destruction），在這種情況下，默茨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重新校準對外戰略。而在這個對外戰略中，中國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所以，從這一點上，我們看到這次默茨來特別強調和夥伴攜手共同應對挑戰，堅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維護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體系。在這種背景下，默茨政府的對華政策一定是具有默茨特色的，也是打著鮮明的時代烙印的。
中國網：那我們再聚焦到默茨此次訪華的行程安排上，既有文化方面的參觀，比如參觀了故宮，同時又有參觀科技企業。那為什麼默茨會選擇既有文化方面的安排，然後又有科技領域的探索？以及他和之前法國、英國這些領導人，除了到訪北京以外，還選擇了不同的城市，這背後又有怎樣的考量？
金玲：這既有默茨本人的個人領導特色，也有這三個國家不同的考量。例如斯塔默，他去的是上海。上海是中國的金融中心，也在世界範圍內的金融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地位。我們也知道，倫敦在金融領域重要的影響地位。那麼這個行程安排是非常匹配的選擇。像德國這一次選擇去杭州。我們知道，德國是科技立國的，它的製造業的長期優先的優勢地位都是以先進科技作為支撐的。而杭州，現在在中國也是很多科技頭部企業的所在地，包括DeepSeek，包括他去的宇樹科技，包括阿里巴巴。所以，這些都是默茨傳遞出一個信號。首先默茨其實對中國並不了解，那麼對於中國科學技術的了解，也是有他的好奇心的，他希望用親身的感受來看中國的發展，這是他選擇杭州的原因。
默茨選擇故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他引用了席勒的《孔夫子的箴言》裏面的一段話（時間的步伐有三種：未來姍姍而來遲，現在像箭一般飛逝，過去永遠靜立不動）。那這事實上是有深刻意味的，它既是對中德關係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種，不能説是暗喻，但至少我覺得傳遞一個資訊，因為引用了這段話表明，遠在歐洲啟蒙開始的時候，德國就對中國的文化是感興趣的，那事實上這裡面就有非常強烈的文化蘊含，雖然我們不同，但從歷史上來看，我們的文化就有相互去學習，相互去借鑒，共同去交流的背景。而在當前這個背景下，文化隔閡是中德關係存在問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們總講，我們思維方式不一樣，我們文化不同，有的時候就會造成一種鴻溝，成為阻礙雙方合作的一個非常根本的東西。所以，了解中國的文化，促進民眾之間的來往，促進文化的理解就很重要。
事實上今天在歐洲，尤其在德國，去誇大中國所謂的“技術威脅”等等雜音是很多的，所以我們看到這兩方面（科技和文化）在德國總理訪華的日程中的重要性。這也是面對當前中德關係的一些挑戰，雙方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的一種反映。文化方面，我們要強調文明的溝通、文明的交流，技術方面也是這樣。我們面對競爭力、面對創新壓力的時候，我們是採取“開放的合作”態度還是“小院高墻”的方式，這是兩種路徑。那顯然德國總理，至少在訪華的日程中體現的是一種開放的態度，尤其是帶著企業高管去參觀宇樹科技。我想這是探討雙方未來怎麼把傳統和現代（結合），把創新融合進未來合作的方向。
中國網：那我們知道，中德其實是比較特殊的關係，那它與近期和中國進行過高層互動的法國、英國相比，在對華關係上又展現出了哪些德國特有的特色？
金玲：整體來講，整個歐洲今天都在面臨著調適，包括這三大國，對它們來講，可能調適的重點不一樣。面對一個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中國，歐洲心理上首先是不適應的，因為長期以來，歐洲人覺得更多的應該是中國向歐洲學習。但今天事實上，在很多方面，歐洲人需要重新去調整這個心態，因為中國有很多值得歐洲人學習的方面，尤其是在創新、競爭力、內部治理等等方面。所以，歐洲在這個調適過程中就會産生很矛盾的心情，這種矛盾的心情包括所謂的“三重定位”。即使英國已經退出歐盟了，但是它也用另外一種方式錶述了這種定位。它們怎麼去平衡所謂的“挖掘中國市場機遇”，還要去應對所謂“過分依賴”的風險，這些都是它們共同面對的。
但是德國不太一樣的是什麼？過去大家一直説中德之間是有一種特殊的關係，那麼這種特殊的關係是什麼？其實就是經濟體共生依賴的關係。德國其實長期對華保持著鉅額順差，那麼它在中國市場上的這種存在，對於德國自身的增長和就業關係重大。德國相比較法國來講，最典型的，它是更外向型的經濟體。所以德國更致力於開放和自由的貿易體系。所以，這一次默茨訪華也是非常清晰地傳遞出我們要致力於未來的開放合作。
以及今天德國在歐洲內部的地位依然是領頭羊，尤其是相比較英國已經退出歐盟，法國目前馬克龍政府也面臨著明年就要大選，國內政治也面臨著諸多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極端右翼政黨，當然我們並沒有任何標簽化，但至少這種中間派在法國會面臨很大的衝擊。那默茨還是相對比較穩定，他還會去引領歐盟未來的方向。所以，這一次他傳遞的信號，對於未來中歐關係塑造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網：那剛剛您也提到了，其實歐洲現在整體都在不斷地調適，也比較矛盾，可能會對華出現比較反覆，在“去風險”和“合作”之間徘徊。那您認為，在面對這樣不確定的歐洲，中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預防的機制？
金玲：我覺得中國一直是以“不變應萬變”，戰略定力非常得強，即使面對這種大變局——歐洲對華政策不斷地在反覆，我們依然有幾個堅定：第一，我們堅定地相信，中歐關係的相互依賴是互利共贏的，那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們相信經濟關係韌性的底層邏輯會支撐中歐關係的相對穩定性。
第二， 我們認為歐洲依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力量，所以我們一直主張中歐“戰略性夥伴關係”的定位。所以，我們的確定性其實是支援中歐關係穩定性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當然，我們對於歐洲的變化肯定也是有所準備的，肯定會堅定地維護我們自己的核心利益。因為只有在維護我們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中歐關係才能夠健康發展。
中國網：我們回看的話，其實2022年底到2023年上半年，歐洲政壇也掀起了一股“訪華潮”。那您認為，那次的“訪華潮”和現在這次歐洲領導人集體訪華有什麼樣的不同之處？
金玲：最大的不同應該還是國際背景不同。這個國際背景的不同主要還是美國政府，歐美關係發生了變化。那麼在2022年和2023年，那個時候正處於疫情之後，中歐關係的再關聯，因為畢竟疫情的阻隔，讓中歐之間産生了很多的隔閡，所以雙方都有意去恢復此前的高層互訪和民眾的交流。
但這一次訪華更多的不同，我覺得是歐洲人戰略再思考的一個結果。因為從英法德三大國領導人包括加拿大總理卡尼（訪華），其實都是西方國家在面對特朗普不確定性的政策之下，所展現出的一致的行動，或許中間有些許微妙的差別，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歐洲在這樣的一個大的不確定性面前，至少有一個戰略共識——那就是中國是一個相對穩定和確定的力量。
第二，中國明確釋放出對於多邊主義的堅持。去年9月份中國發佈的《全球治理倡議》明確了我們對於未來事業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秩序，歐洲或許還有一些懷疑，可能對實施有不確定性的焦慮，但這種主張是中歐共同的戰略共識。
第三，我覺得當前也是最緊迫的問題——整個西方國家其實都面臨著民眾生活成本上升的問題，而背後其實是經濟復蘇乏力。復蘇乏力是什麼原因引起的？關稅、地緣政治衝突是主要的原因，那麼美國特朗普政府2026年以來的一系列政策都不會讓歐洲人放心。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市場的穩定性對於歐洲的經濟增長和復蘇，幫助其走出當前的困境很有吸引力。因為如果去看民意調查的數據，生活成本問題是所有歐洲國家民眾最核心的關切。所以從這幾個方面來看，這一次應該是歐洲戰略再思考的結果。面對美國的不確定性，這是歐洲紛紛“向東看”的根本動因。
中國網：像您剛剛所説的，特朗普2.0再上臺，其實是敦促了歐洲戰略再思考的動力和原因。那我們也知道，每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其實是觀察跨大西洋關係的一個“風向標”，那就在前不久剛剛結束的慕安會上，我們關注到，默茨還有斯塔默其實在演講中都提到了，歐洲要加強戰略防務。那您怎麼看待當下跨大西洋關係的裂痕影響？以及歐洲想要實現戰略自主的決心有多大？
金玲：特朗普二任可以説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讓歐洲人實現了“戰略覺醒”。戰略自主講了這麼多年，歐洲也付出了一些行動，但是也表現出其局限性。今天這個“局限性”沒有根本改變，但是歐洲會更加堅定地走向戰略自主。短期內由於安全問題的考量，不會因為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歐洲人就會改變對俄羅斯的看法，他們一直會認為，俄羅斯是生存威脅。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在安全上一定還會繼續依靠美國。那這是我們判斷跨大西洋關係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但是跨大西洋關係，它經歷過兩任特朗普政府之後，包括中間的拜登政府，事實上可以看到雖然特朗普個人有影響，但是根本上是受到結構性力量變化的結果。美國今天的非常極端的、右翼的、民粹的政策主張其實是因為自己的經濟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所以，這些政策主張不是一個個人現象，而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從這一點上來看，未來在歐美關係中，歐洲人需要更多地承擔自身的防務責任，這是一個必然的選擇，而在經貿上雙方的競爭和衝突，尤其在數字領域會更加嚴峻，因為大家都紛紛採取的是一種本國優先的政策。
過去我們一致認為，所謂的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西方身份是歐美關係的黏合劑。但是去年萬斯在慕安會的演講直接打破了這個神話，雖然今年大家可能注意到魯比奧的演講語氣完全不一樣，甚至很動情地説“美國是歐洲之子”，但是魯比奧對歐洲的要求和萬斯沒有變化。這一點，從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出臺，歐洲人已經非常地清楚，歐美所謂的共同文化、共同身份已不復存在，尤其是在當前整個民粹主義上升的趨勢下，為歐美關係帶來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挑戰。缺了這樣一個黏合劑，歐美未來的疏離還會加速。
那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歐洲人就必須要強化自身的戰略自主。首先是防務領域的戰略自主，回頭看2025年的歐美關係，大家可能還記得，當歐美達成“特恩貝裏協議”（Turnberry Agreement）時，在歐洲引起的軒然大波。大家普遍開始反思，歐洲作為規範性力量、民事力量，在沒有軍事力量支援的情況下能不能發揮作用，而這份協定被認為是歐洲百年屈辱的開始。所以這一切都會推動歐洲繼續加強防務建設，當然我們姑且不論這樣一種轉變對於世界來講意味著什麼，但至少它能增強（歐洲）對美國的獨立性。所以過去一年，歐洲出臺了8000億歐元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在這個框架下，現在比較迅速地在推行的是1500億歐元的“歐洲安全行動”計劃，這些都是促進歐洲防務産業一體化的具體舉措。也就是説歐洲人事實上對北約框架下第5條，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是沒有那麼有信心的。
從長遠來看，這一定會推動歐美關係朝著比較平衡的方向發展，因為當安全上對美國不再是百分百依賴的時候，那就意味著歐洲可以去動用自己的民事工具了，目前是很難的。當然，並不是説會一帆風順，因為歐洲長期虧空太多。像英國的戰略研究所的統計數據就顯示，如果不考慮技術迭代、勞動力成本，那未來還需要四分之一個世紀，歐洲才能填補美國真的完全撤出歐洲所留下的空白。當然，美國要求歐洲承擔更多的防務責任，並不意味著美國會輕易地撤出歐洲，因為這也是它霸權的依託所在，美國要的是一個責任的再分擔，或者説是要把責任轉移出去。
我們目前看到的就是，在地緣政治衝突的背景下，歐洲的地緣政治轉向正在以“戰略自主”之名展開，這個方向是確定的，當然道路的確非常困難。因為歐洲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一個主權國家聯合體，內部有不同的聲音。
中國網：在今年1月達沃斯論壇上，卡尼提出了“中等強國應該聯合在一起”。那我們看到在慕安會上，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支援這個觀點了。那您認為，這個理念變成行動的可行性有多大？
金玲：我們很難説具體有多大的可能性，但這是一個態勢，這裡面有幾個比較積極的推動因素，像一些中等國家今天似乎有了一個共識——面對中美博弈不願意選邊站隊，所以它們會採取一種抱團取暖的方式。但無論是“中等國家”這個概念，還是“全球南方”這個概念，其實都是非常具有多樣性的，這些國家擰成一股繩還是比較困難的。今天對歐洲來講有利的現象是，此前歐洲人把自己拴在美國的戰車上，那麼一定上其實是和其他一些國家集團，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有很大疏離的。而今天，當歐洲人開始熱烈地批評美國的時候，事實上增加了歐洲與這些國家的親近感，這使得彼此的合作空間在增加。
但我認為，今天世界發展的方式既不應該是所謂“中美博弈”這樣的話語，也不應該是“中等國家抱團”，而應是我們應該堅持一個什麼樣的國際秩序，一個什麼樣的全球共同體的未來。
中國網：好的，謝謝金老師精彩的回答！
金玲：好，謝謝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