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 （記者 白璐）國際金融協會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全球債務增加逾21萬億美元，達到近338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而目前全球債務佔GDP比重已超過350%，創下歷史峰值。許多發達經濟體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美國債務危機尤為突出。許多新興經濟體與低收入國家面臨債務困境或已陷入債務違約。對於債務的擔憂使得很多人開始重新審視16年前那場始於希臘的經濟風暴——歐債危機。

2009年，希臘新政府公佈了前政府隱瞞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赤字高達GDP的12.7%，公共債務佔GDP比重高達113%，遠高於歐盟所規定的3%和60%。隨後，三大國際評級公司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後來，危機蔓延至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不僅對歐元區經濟産生了巨大衝擊，還造成了歐盟政治與社會動蕩。時至今日，一些國家仍未走出歐債危機的陰影。

那麼，國際社會可以從歐債危機當中吸取怎樣的教訓？今天的歐盟該如何在關稅衝擊的背景下尋求發展？又該如何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保持戰略自主？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在今年的外灘年會期間採訪了希臘前財政部長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是希臘著名政治家與經濟學家，曾在2009至2011年期間擔任希臘財政部長，是希臘債務危機的核心決策者之一。2012年淡出政壇後，他在一傢俬營企業從事諮詢工作，2020年起任歐洲大學研究院教授，主講宏觀經濟學與危機經濟學等課程。2016年，其撰寫的回憶錄——《遊戲結束：希臘危機的內幕》出版，書中記錄了2009年至2011年希臘債務危機期間的政治決策與博弈。

·歐債危機的教訓——一個經濟體的穩固程度取決於其最薄弱環節

中國網：您曾擔任希臘前財長，並作為核心決策者親身經歷了希臘債務危機。您還曾著有基於那段經歷的回憶錄——《遊戲結束：希臘危機的內幕》。時至今日，能否請您為我們講講那次危機的內幕？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對於希臘而言，那是一段極其艱難的時期。當2009年當選政府上臺時，長期積累的問題開始集中爆發。我們發現財政赤字已高達兩位數，經常賬戶赤字規模龐大。同時，我們失去了歐洲夥伴和國際市場的信任。

當時，歐盟也正處於全球金融危機後的調整階段。儘管歐盟已建立歐元區，卻未能制定出適用於歐元區內部運作的恰當治理工具。因此，當危機來襲，我們無力償還債務，不得不向歐洲夥伴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貸款。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説服歐洲夥伴：除了接受救助方案，別無選擇。

那段時間，我們在巴黎、柏林召開了多次會議，議題圍繞危機應對展開；同時也在華盛頓與奧巴馬總統進行了會面。美國密切關注事態，擔心希臘違約將引發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希臘雖是小國，但當時世界經濟極其脆弱。若希臘債務違約，歐元區可能崩潰，進而導致全球經濟衰退。我們還與中國代表展開磋商，中國同樣擔憂局勢，希望歐洲全力救助希臘，避免其被迫違約。

總之，那是一段對希臘和整個歐元區來説都極其痛苦的時期。危機期間，希臘GDP下降了27%，與美國1929-1932年大蕭條期間的跌幅相當，但美國僅用兩三年就實現了復蘇，而希臘卻花了十多年才開始恢復。

中國網：您認為我們可以從那場危機中吸取怎樣的教訓？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這場危機蘊含著許多教訓——有些教訓具有普遍性，而另一些則更具現實意義。其中一個關鍵教訓是：一個經濟體的穩固程度取決於其最薄弱的環節。2009年希臘危機爆發時，它正是整個歐元區最脆弱的環節。若忽視體系中的薄弱部分，整個系統將面臨崩潰風險。這一教訓至今仍值得警惕——當前全球經濟體系中同樣存在諸多薄弱點，甚至某些大國也深陷困境，例如美國，其龐大的財政赤字及關稅政策正拖累經濟發展。所以，當危機真正來臨之時，迅速做出與市場反應速度相匹配的快速決策並承擔相應責任至關重要。從更實際的角度來説，政策制定者必須儘早判斷一個國家是面臨流動性緊縮還是償付能力問題，拖延債務重組只會加劇經濟衰退和社會痛苦。調整計劃必須兼顧可信度與現實性；過度的緊縮政策會適得其反，並削弱公眾的支援。同樣重要的是，要保護低收入群體和投資：基礎設施、教育和有針對性的社會保障措施並非奢侈品，而是經濟復蘇的基礎。

另一個重要且具有長期意義的教訓是必須實現國內主導。若改革措施是由外部強加而來，而缺乏政治上的共識，那麼這些改革就無法真正紮根。真正的進步源於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例如建立現代稅收體系、高效司法系統、透明採購機制和數字化治理等，而非無休止的清單式要求。對歐盟而言，危機表明單一貨幣聯盟若缺乏完整的銀行聯盟和財政聯盟是脆弱的：必須通過共同存款保險打破“銀行-主權”惡性迴圈，而真正的歐元區安全資産對市場信心和歐元區正常運轉不可或缺。

當危機來臨時，決策窗口期極短，且缺乏完美工具。政策制定始終複雜，而市場反應迅速，迫使你即興發揮、迅速行動、果斷決策。經濟學中不存在“最優解”，所有方案都伴隨著風險與代價。以希臘為例，我們當時不得不削減工資、削減養老金、提高稅收，最終導致經濟總量從峰值縮水27%，相當於損失了四分之一GDP，失業率一度超過20%。然而，我們挺過了危機，至今仍是歐元區成員。如今希臘正在復蘇。

中國網：在您看來，其中哪些教訓被我們遺忘了？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許多教訓已被遺忘。就希臘而言，儘管我們現在的財政狀況更為穩健，但尚未完成支撐更高生産力和增長的必要改革，太多人沒能參與到經濟復蘇當中。從歐盟整體的角度來講，雖然我們利用危機改革了經濟治理架構，但關鍵漏洞依然存在，比如銀行聯盟架構尚未完善以及歐元債券的缺失等。正如“歐洲之父”讓·莫內所言，歐洲在危機中鍛造，但未來需要變革性改革、更多創新，以及對共同繁榮與公平的堅定承諾。

·歐洲應在中美之間扮演“橋梁”角色，過度“去風險”只會引發保護主義

中國網：希臘是歐盟成員國，而今年恰逢中歐建交50週年。但近年來，歐盟對中國奉行“去風險”政策。您怎麼看這一政策？您認為歐盟有必要對華“去風險”嗎？該政策又將對全球供應鏈産生什麼影響？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我認為，必須認識到“去風險”與“脫鉤”存在本質區別。“脫鉤”意味著削減貿易與投資關係，回歸自給自足狀態——這在當前環境下既不可能，也對各方無益。而“去風險”是一種戰略選擇：針對某些關鍵領域，如技術、能源等領域，通過政策設計確保經濟體在危機中保持韌性。例如，新冠疫情暴露出我們在口罩等低技術産品上的儲備缺失；俄烏衝突則揭示了對俄羅斯能源的過度依賴問題。因此，“去風險”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歐盟實現戰略自主的整體政策，這其中也有針對美國的政策，比如在國防領域，歐洲要減少對美國的軍事依賴；而針對中國的“去風險”則主要圍繞科技方面。

關鍵問題在於，歐洲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自主發展某些戰略技術？需要強調的是，只有在適度的情況下，即政策明確聚焦于需要自主生産的關鍵産品、組件或領域，同時仍保持廣泛的貿易與投資合作，“去風險”才是有效的。過度“去風險”可能引發保護主義並推高成本，削弱歐洲在綠色和數字領域的競爭力。總之，“去風險”應聚焦供應鏈韌性、技術安全和市場準入等，而非成為保護主義的幌子。

在當前地緣政治裂痕加劇的背景下，歐洲應扮演“橋梁”角色，調和中美之間的戰略衝突。以希臘為例，在危機最嚴重時，當其他國家都不願在希臘投資時，中方仍對希臘進行了投資，這些投資在希臘發揮了積極作用。

中國網：那麼，您認為歐盟是否面臨著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壓力？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有時的確存在這樣的情況，美國常向盟友施壓使其遵循美國的政策。歐盟需要找到獨立發聲的渠道。我們固然有顧慮，不僅對美國有顧慮，對中國同樣存在關切。每個國家都優先維護自身利益，歐洲也不例外。歐洲維護自身利益，同時信奉多邊體系的規則。遺憾的是，美國正背棄這些規則，卻希望他國繼續遵守。這種雙重標準既針對中國，也針對其他國家。

中國網：您提到美國對於多邊體系及國際規則的背棄，我很想知道，作為經濟學家及希臘前財長，您如何看待關稅？美歐之間也達成了關稅協定，您怎麼看這份協定？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始終認為關稅政策的效果有限——它不僅會抑制貿易規模，還會給貿易雙方及其消費者帶來損失——無論是徵收關稅的國家，還是被徵收國，都難以倖免。因此我並不認可關稅這種手段。我認為，全球貿易體系長期以來得益於關稅水準的不斷降低。若觀察過去三四十年來全球化的進程便會發現，全球化的發展得益於成本的下降以及關稅的降低。由此可見，全球化是技術進步與政策調整共同作用的結果。

所以，我對當前的關稅政策完全不看好。當然，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針對特定行業、在特定時期通過談判實施選擇性關稅具備合理性，但當前關稅政策顯然已走向極端。遺憾的是，該政策目前看不到任何終結的跡象，關於關稅的相關爭論或許還將持續下去。例如，歐盟與美國雖已簽署協議，約定徵收15%的關稅，但我們完全無法確定這就是最終結果，或許短短數月後雙方就得重新展開談判。

中國則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選擇以報復性舉措反擊，對等地加徵關稅，還將稀土管控納入了相關議題之中。我熱切期盼中美雙方能就關稅升級問題更多地展開磋商。但遺憾的是，在美國現任政府執政的未來幾年內，我認為並不具備促成政策重大調整的政治環境。

·“中國新能源汽車的成功對於實現氣候目標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網：中歐之間的另一熱門話題就是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中國生産的新能源汽車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廣受歡迎，但歐盟卻對此充滿擔憂。您怎麼看？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真的會對歐洲的汽車産業造成衝擊嗎？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中國在全球新能源汽車領域的迅猛崛起令人矚目，正在重塑全球汽車産業格局。其成功得益於工業政策、規模效應與涵蓋電池材料、零部件及整車組裝在內的全産業鏈垂直整合的協同效應。所以，當中國新能源汽車以低於歐洲同類車型20%-30%的價格涌入市場，其在電池供應鏈方面的掌控以及在關鍵礦産加工方面的主導地位加深了歐洲的依賴。歐盟委員會的反補貼調查既反映了對不公平競爭的擔憂，也暴露了對其戰略脆弱性的焦慮。事實上，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正倒逼歐洲長期滯後的創新，歐洲許多大型汽車製造企業正在加快電池合作、數字化進程以及低成本新能源汽車生産線的建設。

從長遠來看，中國新能源汽車的成功正在重塑全球成本曲線並加速能源轉型，這對實現氣候目標具有積極意義。對歐洲而言，挑戰在於如何採取戰略性回應而非防禦性措施。這意味著歐盟需投資下一代電池技術並在原材料方面展開闔作，在《凈零工業法案》框架下擴大生産規模，並執行公平且開放的貿易規則。歐洲應聚焦于軟體、設計與可持續標準方面的差異化競爭，而非訴諸可能引發報復的關稅手段。歸根結底，中國的新能源汽車雖然會帶來競爭和衝擊，但也可能成為機遇——迫使歐洲重塑工業基礎，並在全球清潔出行的産業競爭中重獲領導地位。

中國網：我知道您訪問中國的次數並不算多，那麼這次到上海參加外灘年會，您希望獲取或分享哪些觀點或資訊？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當前我們正處於一個地緣政治的轉捩點——舊有的國際規則已不再適用。作為多邊體系的創建者，美國似乎不再相信這套體系，甚至開始挑戰其根基。與此同時，中國正迅速崛起為全球事務的重要參與者，其影響力不僅源於經濟體量和貿易規模，更體現在對人工智慧等關鍵技術和關鍵領域的掌控。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探索“集體行動”的新路徑，即通過國際合作確保全球公共産品，如氣候治理、數字規則等方面公共産品的持續供給，維持貿易流動與跨國投資。我近期與讓•皮薩尼-費裏合著的新書——《新世界，新規則：地緣競爭時代的全球合作》，正是基於以上思考。我期待深入了解中國經濟學界與政策制定者對國際合作的看法，因為在這個高度依賴合作的時代，若缺乏合作，我們便無法實現氣候目標，無法應對下一場可能到來的全球性疫情，也無法規範數字巨頭的壟斷行為。然而，當前國際合作舉步維艱：美國現任政府正在削弱國際組織的基礎，而信任赤字加劇了這一困境。我希望中國能夠繼續踐行我們共同商定的這些規則。同時，我也希望歐洲能夠在彌合分歧中發揮橋梁作用。

中國網：目前，中國正在制定未來五年的發展規劃。您有沒有關注“十五五”規劃建議？您將如何展望中國的下一個五年？

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我雖未通讀全文，但瀏覽了部分標題後意識到，中國的政策重心正在從供給側轉向更多支援國內消費。我認為這一轉變值得肯定——美國儲蓄率長期低迷且依賴借貸，而中國擁有高儲蓄率，激活內需對經濟至關重要。這不僅有利於中國經濟轉型，也將為全球經濟再平衡提供助力。通過多元化措施提振消費、減少對出口的依賴，顯然符合長期發展需求。儘管技術創新仍是戰略重點，但新規劃若能聚焦需求側改革，將開啟更長期及更可持續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