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在第二十二屆北京論壇開幕式上，全球頂尖專家學者圍繞“數智時代與文明共生”這一主題展開深度對話。在論壇對人工智慧、全球治理等宏大議題的探討中，我們似乎更迫切地需要回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技術日益主導的時代，人應如何自處？中國傳統哲學又能為今天的人類提供哪些獨特的精神資源？帶著這些問題，中國網在論壇現場採訪了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哲學系主任程樂松。

程樂松教授接受訪談。

中國網：本次論壇主題是“數智時代與文明共生”。您經常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性，那在當前這個人工智慧、生命科學飛速發展的時代，您認為能否通過中國傳統智慧來應對人與科技的新關係？

 程樂松：其實，去應對人與技術的關係，最終還是在應對人與自身的關係。中國傳統的思想中最重要的資源就是人與自身的關係。這些具體的思想資源轉化為當下的問題，就可以表述為：人如何處理自身的創造力，並且在創造力的意義上保持一種克制和謙卑的態度。在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以後，主體哲學的濫觴在推動現代化的同時，也帶來了人對自身理性能力的過度信任。科學的發展，特別是人工智慧的出現，讓人們覺得可以創造出一個新的智慧體，實際上，這是人以獨特的方式取得“上帝視角”，人類認為自己可以最終獲取所有的知識，並以此征服和掌控全世界，其中也包括人的意識和感情、認知，這種獨特的超邁視角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人固有的“有限性”。這也推動我們嘗試去創造我們可能無法控制的技術，同時，我們也對於這種創造保持著相對盲目的樂觀態度。然而，這種技術創造的可能後果中，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我們根本無法承擔的，這是我們在樂觀情緒走向盲目之前必須冷靜思考的問題。

中國網：在當代快節奏、高壓的數字生活中，不少人在焦慮中尋求一種精神安頓，例如“電子木魚”、“佛係躺平”等文化現象。您認為哲學可以成為生活的解藥嗎？哲學思想該如何融入當代年輕人的生活，才能成為他們真正的精神資源，而非一時的文化消費品？

程樂松：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待這個問題。首先，哲學不可能成為任何生活困境的解藥或直接解決方案。正如我們熟知的那樣，人們傾向於把所謂的“解藥”想像成了一個技術化或者工具化解決方案。然而，這種解決方案式的思維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並不適用。因為人和人是不同的，人們的精神生活之間有巨大的跨度，並沒有一個標準化的精神生活方式。此外，哲學的價值在於它可以幫助人們去理解，特定的生活困境的生成機制或內在動因，從而慰藉人們難以排解的焦慮和無助情緒。換言之，哲學可能並不能直接地讓你活得更好，卻有可能讓你知道你為什麼活得不甚如意。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是：為什麼當今人們總喜歡在手機螢幕中不斷地去瀏覽各種資訊、沉湎于不斷湧來的視頻或其他類型的“消遣”？似乎我們是自願被淹沒在各種資訊之中，然而，大家可能都會同意的是，這些資訊絕大部分對我們來説毫無意義。之所以會有這種看似矛盾的狀況，是因為我們怕做出選擇，專注地做一件事情，或投身於日常生活的真實世界。因為我們害怕面對想像出來的“資訊差”、害怕失去“機會”，害怕因為專注而失去選擇的空間。實際上，做出選擇意味著必須負擔與之俱來的成本和風險，我們因為害怕承擔風險而恐懼選擇，這種焦慮和恐懼推著我們不斷地轉換。逐步地，在持續轉換帶來的倦怠中選擇的放棄或自我否定。然而，不誇張地説，即使是徹底放棄，其實也是一種選擇。

放棄選擇是當下成本效益最高、但是未來成本效益最低的一種應對日常生活的方式。不妨説，哲學沒辦法直接解決什麼問題，但是可以教我們如何去反思問題的根由並得到解決它的勇氣，例如理解不敢選擇的恐懼的根源，從而避免把自己沉浸于無效的資訊中，不再逃避面向現實生活的真實感。

對於當下的大多數人而言，哲學倡導的深度閱讀似乎是沒有什麼效益的選擇。然而，深度閱讀卻可以讓我們直接感受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心靈，這些偉大的思想家面對的、根本意義的追問和意義建構的挑戰説到底是與我們差不多的。這是從一個人生意義的底層結構上來思考，我們必然會得出的結論——人類的悲喜原本就是相通的，只是在不同的時代的表現形態有很大的差異。例如，我應該熱愛什麼？我應該期待什麼？我是誰？我的意義在哪？我應該過一個怎樣恰當的生活？這些問題都是始終縈繞著不同時代人們的根本問題。

因此，在我看來，所有的“沉溺”大概可以被視作另一種形式的逃避，這種逃避的根源可能是恐懼。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哲學能做什麼的話，大概可以這樣表述：哲學可以幫助我們打開一條達到更加理性和深入的自我理解的道路，並且沿著這個道路獲得投身生活的勇氣，避免被恐懼和焦慮裹挾，用平和的態度面對自我的成長和時代的變遷。

（主編：鄭海濱；責編：王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