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各位網友大家好！“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週年。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于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共赴盛會，共同交流、探討共建“一帶一路”的相關議題。過去的10年，共建“一帶一路”取得了哪些成果，給世界和中國帶來什麼？本次論壇達成了哪些共識，又對下一個“金色10年”做了怎樣的擘畫？本次節目，我們就此專訪中國社科院全球戰略院院長李向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董寧 攝）

中國網：李院長，您好！歡迎做客中國網《中國訪談》。

李向陽：主持人好，各位網友好！

中國網：不知不覺中，“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提出10週年了，在過去的10年裏，您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主要取得了哪些成果？哪些領域的成果比較突出呢？

李向陽：“一帶一路”在過去10年取得的成果可以説舉世矚目。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最大的影響就是提高了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水準。我們知道，改革開放前40年期間，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主要是東南沿海地區，廣大的中西部內陸地區受地理的限制，它們的開放水準一直是比較低的，而這種開放的制約反過來又是導致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慢的很重要的原因。而“一帶一路”實施以後，廣大的中西部內陸地區有了新的對外開放的這種渠道。在過去10年內，大家看到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歐班列，中歐班列對於中部西部省份的進出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對國際社會來説，“一帶一路”最大的影響就是它已經成為一個廣受歡迎的國際合作平臺和中國向世界提供的一個新型的國際公共産品。一個簡單的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就是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52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有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類似的合作文件。這表明“一帶一路”在國際社會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歡迎。

要説在過去10年內哪一項更引人注目的話，就我個人來説，就是基礎設施相關的互聯互通。因為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領域，長期以來在基礎設施領域，這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瓶頸。為什麼一直會成為一個瓶頸呢？因為基礎設施領域投資規模大，投資見效慢，所以私人資本一般就不願意往這個領域投資，包括國際私人資本也是這樣，所以在這個領域就出現了巨大的資金的供求缺口。因此，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來説，它們的經濟要實現可持續的增長或經濟起飛的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這非常類似于中國西部開發過程中遇到的難題。

但是國際上和一國之內不一樣。一國之內有中央政府，就是中央政府可以通過財政轉移的方式來解決中西部的基礎設施落後問題；國際上不存在這個情況，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學上的市場失靈現象。解決市場失靈只能靠政府干預，而國際社會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一帶一路”在這方面從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入手，實際上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是一項重大的創新，它解決了長期困擾全球經濟一個市場失靈問題，也有助於解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

中國網：“一帶一路”倡議之所以受到世界上這麼多國家的歡迎，是因為它立足於發展，就像您剛才所説的，我們是提供了一個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産品和國際合作平臺，您怎麼看待這種新的導向？

李向陽：談到發展，“一帶一路”有一個基本的屬性，叫做“發展導向”。提到發展導向，在邏輯上它有一個對應的詞，它這個對應的詞叫做“規則導向”。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中，無論是多邊的貿易投資機制還是區域的，它們都屬於規則導向。什麼叫做規則導向？就是先定規則後做事。比如説，一個自貿區協定從談判到實施，首先得確定哪些國家有資格參與，參與進去以後成員國的權利和義務是什麼；還需要確定如果成員國發生糾紛，那麼這種爭端解決機制應該是什麼，甚至有些組織還要確定成員國要退出怎麼辦，就像英國退歐的時候歐盟就有類似這樣的協議。只有把這些規則全都定下來了以後，才能在下一步談推進經濟合作。而“一帶一路”的這種發展導向跟它是不一樣的，它是先談合作，後談規則，這就是我們説的發展導向。因此，在過去的10年中，“一帶一路”似乎沒有規則，因為它是先從合作這種需要開始的，那麼隨著合作的深化，對規則和秩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你會發現這兩者之間還是有很大差別的。規則導向有一個優勢，就是先定規則，對於後續的合作能夠更具有穩定性。而發展導向就是先談合作，後談規則和秩序，那麼它體現了一個最大的特徵就是開放性。因為如果先定規則的話，有些國家無法達到那個規則的要求，規則客觀上就成為一個進入的門檻，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就被排除在國際經濟合作之外，而“一帶一路”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以及最不發達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創造了一個機遇，從這個意義上它也是一個新的合作平臺和新的公共産品。

中國網：可以説我們設計了一個“零門檻”不設限，可以讓所有感興趣又願意促進現代化發展的國家都可以加入進來。

李向陽：對，這些國家只要認同絲路精神，理論上都可以加入進來。但是隨著合作的深化，我們説合作本身對規則、對標準的需求也越來越高。所以，發展導向並不是不要規則，而是根據合作的需要來制定規則。

中國網：共建“一帶一路”其實是提倡共同發展，説到共同發展就必然關係到全球治理的問題。近些年來逆全球化的勢頭很猛，以聯合國世貿組織為中心的這些全球經濟政治治理體系暴露出很多問題，您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治理帶來哪些新的內容？

李向陽：目前的全球治理體系整體上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確立起來的，這樣的一種體系在實踐中一方面它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問題也越來越顯現出來。比如它存在著發展的赤字、和平的赤字、信任的赤字、治理的赤字，這四大赤字被認為是當今全球治理面臨的突出問題。如何來破解或者是來解決這個赤字，一直是國際社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關心的問題。而“一帶一路”就是基於共商、共建、共用這麼一個基本的原則，實際上為破解或解決上述這種全球治理的赤字提供了一種新的出路。比如説，“一帶一路”説的共商，共商就不是某一個大國或者霸主來確定規則，而是大家共同制定規則，大家是平等的。這就與現行全球治理過程中由少數國家確定規則（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同時，我們説“一帶一路”就是發展導向的，對於克服現行全球治理的發展赤字也有很大的（作用）。再比如“一帶一路”很重要的一項，在“五通”裏面有一個民心相通，它就反映出，實際上它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所以對於緩解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信任赤字也有積極的作用。

中國網：“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出到推行以來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誤解和曲解，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強力抹黑。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兩種言論，一個是“債務陷阱”，一個是“經濟掠奪論”。您怎麼看待這兩種質疑的聲音？

李向陽：我們先説“債務陷阱論”，“債務陷阱論”在最近幾年內甚囂塵上，在西方的一些媒體裏面非常流行，成為抹黑“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口實。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債務陷阱論”呢？客觀上有這麼幾個原因。第一，全球存在一個全球加息的利息波動的週期。在過去，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由於全球經濟的低速增長，主要發達國家都開始不斷地降息，在疫情爆發之前甚至很多國家都降到了零利率，這就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融資提供了條件。但是，最近一年多的時間裏，由於通貨膨脹風險加大，西方發達國家的央行在不斷地加息，在過去一個月裏，從零利率已經加到5%甚至更高的水準。所以，對於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當初低利率借到的錢，等到它還債的時候就面臨著高利率。這實際上是個全球性的債務風險，實際上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也有類似的現象，這種債務風險通常都伴隨著發達國家加息。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全球經濟本身因為新冠疫情正在進入一個低速增長，這對於發展中國家償債的能力構成了很大的制約。

第三個原因就是“一帶一路”本身的一些特徵。我們知道在過去10年裏面，“一帶一路”一個主要的領域就是基礎設施領域，剛才我們提到基礎設施（建設）就是投資規模大、見效慢。這中間它的很多項目，它真正要回收的收益能夠還本付息可能要10年甚至20年的時間，在這之前它可能對當地的這種貿易、投資、經濟增長、就業、稅收並不明顯，它是長期才能見收益的，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客觀上也會出現這種財政壓力。所以，它是一個客觀的、由外部跟它自身的一些客觀原因造成的，不能歸結為中國試圖通過“一帶一路”來設置債務陷阱，這是對中國刻意的或者有意的抹黑或者污名化。

對於第二個，“經濟掠奪論”或者也有人把“一帶一路”誣衊為中國在推行“新殖民主義”，這同樣是基於一種污名化的心態。因為無論從實踐來看還是從理論層面來看，“一帶一路”都是來解決全球面臨的發展問題，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這些發展問題在原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下並沒有得到解決，也就是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並沒有能解決這些國家的發展問題。中國現在推出“一帶一路”，試圖從基礎設施入手，把中國減貧的經驗推廣到國際社會，顯然這是有利於全球經濟的發展以及最不發達國家經濟擺脫貧困的，所以，這跟“經濟掠奪論”是根本不搭界的。

中國網：可以説過去的10年中中國用一些具體的實踐來反駁了這兩種抹黑的言論。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做了主旨演講，他在主旨演講中提到中國支援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對這八項行動你是怎麼看的？

李向陽：在習近平總書記這次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我們看到他談到“一帶一路”的三個基本指導原則：第一是共商、共建、共用；第二是叫開放、綠色、廉潔；第三是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正是從這三個基本原則出發，推出了未來高品質發展的八個領域的具體行動。這八個領域包括：第一是構建“一帶一路”立體互聯互通網路；第二是支援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第三是開展務實合作；第四是促進綠色發展；第五是推動科技創新；第六是支援民間交往；第七是建設廉潔之路；第八是完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左）接受《中國訪談》主持人專訪。（董寧 攝）

從這裡面看，實際上這八個領域是對上述三個指導原則的一個具體的體現。比如説，為了實現可持續，需要保證它能夠在綠色、廉潔方面做到成為“綠色之路”、“廉潔之路”。實際上在2021年的時候，中國政府為落實這種理念已經做出了實際行動，當時中國政府宣佈未來將不在海外建設煤發電項目，這實際上體現的就是綠色絲綢之路。再比如剛才提到的，在這八項行動裏面，要推進機制化建設，它本身也體現了“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的一個方向。也就是説，隨著合作的深化，未來“一帶一路”需要來適應合作的需要，來制定相應的規則和秩序。所以，這八項行動可以説是在未來推進“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方面的一個具體舉措。

中國網：過去的10年，共建“一帶一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展望未來，您認為“一帶一路”將會有怎樣一個新的動向？對於未來您有怎樣的展望？

李向陽：首先，我認為“一帶一路”作為一個廣受歡迎的國際合作平臺，這一定位將會進一步得到正視。因為實踐已經證明，“一帶一路”的做法是符合全球經濟這種發展方向的，尤其是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發展需要的。比如説，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過去10年裏面，它們的基礎設施改善已經為它們的經濟增長、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一個初步基礎；一些內陸國因為“一帶一路”的這種互聯互通，開始能夠參與到國際經濟合作之中。像中老鐵路，寮國本身是一個內陸國，但是因為中老鐵路，從而跟世界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

第二，“一帶一路”的很多做法客觀上也推動了、發揮了一種“鯰魚效應”。什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在過去幾年，西方發達國家基於一種對衝“一帶一路”的考慮，推出了一系列這種所謂的像“D3W”，以及前不久今年9月份剛剛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推出的印度、中東、歐洲的經濟走廊，包括歐盟在幾年前推出的“全球門戶計劃”等，都是一種對應的基礎設施（建設方案），儘管他們的動機是對“一帶一路”的對衝，但是客觀上使得全球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投資來源、投資動力加大了，這是有利於全球經濟尤其是有利於緩解基礎設施領域存在的所謂市場失靈跟投資不足問題。

第三，“一帶一路”與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之間將會形成一個互補的關係。我們剛才提到全球治理存在著四大赤字，“一帶一路”很多做法對於緩解或者是解決這四大赤字是有積極作用的。但同時我們説，它並不是對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一個取代，它們在很多方面是相互補充的。所以，未來“一帶一路”將會和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全球共同的繁榮和發展。

未來，“一帶一路”的推進並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一方面它面臨著來自西方國家的這種對沖和遏制，另一方面全球經濟的這種發展趨勢也給它帶來了新的挑戰。比如剛才我們提到的全球加息這種週期，到目前為止全球加息並沒有停止，這對於許多“一帶一路”的共建國來説對它們的償債以及下一步的可持續增長都會帶來很大的壓力。總之，無論在制度層面還是在現實的層面，“一帶一路”都面臨著新的挑戰。但是由於“一帶一路”本質上是一種發展導向，它符合全球經濟尤其是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這種共同的訴求。所以，我們説機遇是大於挑戰的，那麼“一帶一路”建設的這種發展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中國網：感謝李院長為我們帶來如此精彩的解讀，謝謝您。

（本期人員：編導/文案：韓琳；主持：佟靜；攝像：王一辰/劉凱；後期：王一辰；攝影：董寧；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