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各位網友大家好！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3月10日，2022年南韓大選落下帷幕，南韓第一大在野黨候選人尹錫悅以微弱優勢當選南韓第20屆總統。曾對中韓關係現狀表示過不滿的尹錫悅上任後將會採取怎樣的對華政策？中韓關係又將走向何處？針對這些問題，本期節目，我們特邀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董向榮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董向榮（左）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鄭亮 攝）

中國網：董老師，您好！歡迎您做客中國網《中國訪談》。

董向榮：你好！

中國網：中韓關係未來將朝什麼樣的方向發展，此次南韓大選中暴露出不少不確定的因素，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尹錫悅在競選中説過不少對華不太友好的話，比如説“韓美日反華對彼此都好”，南韓國民尤其是年輕人“討厭中國”，這些話中有哪些能夠代表他本人的態度呢？

董向榮：從這次大選來看，選舉是非常膠著的，也就是説兩個主要的候選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從結果來看，也是尹錫悅是以極其微弱的優勢獲勝的。所以，為了贏得這場選舉，我想就是兩派可能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那種，他在一些競選語言上也非常地具有進攻性，主要是批評對方的一些外交政策。我覺得他這樣一個表達，主要還是要從選票這個角度來進行分析。

中國網：他所謂的這種“南韓人討厭中國人”的觀點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事實？

董向榮：這個問題，我覺得確實是比較複雜的。因為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感情，這是非常複雜的一個事情，尤其是像中國和南韓這樣一個歷史淵源交織在一起，兩國的交流也是源遠流長，上千年交流的這樣一個形態。我們也經歷過戰爭，也經歷過戰後的和解，建交以後也已經有30年的時間。這整個的發展過程，使得南韓公眾對於中國的情緒其實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你很難説以一個“喜歡中國”或者“不喜歡中國”就來進行概括。比如説我們看南韓的電視劇，它裏面有很多中國文化的內容。你可以看到這樣一些傳統文化對南韓的影響非常非常大。比如説在當前這種情況下，就不管南韓公眾他對中國是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各種民調結果不一樣，但是如果你讓他們説“中國重要還是不重要”，特別是對南韓的發展來説是重要還是不重要，我覺得這個答案可能都是比較一致的，都是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崛起當中的國家，因為你本身原來經濟發展水準就是低於一些發達國家的，就是説你要想讓別的國家對你有特別的好感，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難的。目前，通過中國硬實力的上升，我們至少做到了讓對方覺得你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國家。

總體來講，我覺得南韓對中國的一些評價，還是認為中國是個非常重要的國家；至於好感度，它會隨著具體的事件或者一些突發事件的發生，或者一些特殊事件的發生，會有比較大的一個波動。

中國網：根據您的判斷，我們中韓關係這種民間友好度大概是怎樣一個發展曲線呢？

董向榮：比如説2000年以來，中韓關係有幾個比較明顯的波動，比如説中韓之間在歷史問題上的一些分歧，在2000年初的時候，就是2003年、2005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會影響中韓關係比較嚴重一點。中韓關係，或者南韓對中國的好感度在2014年2015年的時候達到了一個高峰，就是當時我們的領導人互訪，使得中韓關係有個非常大的發展。在那之後，就是2016年的“薩德事件”對兩國關係造成非常嚴重的損傷。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兩國之間的國民情緒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損傷。在那之後，實際上在文在寅政府這五年的時間裏，他一直在做的一個工作就是推動中韓關係轉圜，推動中韓關係穩步發展，兩國之間的政府關係有了一個比較明顯的改善，但是民間的關係可能會有個滯後或者説可能它會和官方的政治關係有個分離。所以看上去這個民間的關係好像沒有隨著這樣一個變化而變化。

中國網：尹錫悅上臺之後，我們也比較關心他未來對華的政策，像剛才我們提到的民意基礎或者社會基礎，會不會影響到他未來對華的政策呢？

董向榮：民意的基礎肯定會對他的對外政策有影響，但中韓關係，從目前的情況來講，還是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提升。因為民意，我覺得在過去兩年裏的民意的這種相互之間感情的惡化有很多其他的——不能説客觀的因素，至少有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比如説在疫情的挑戰下，兩國國民之間的情緒就發生了非常大的一個變化。比如説在疫情開始的時候，可能兩國國民守望相助，那時候國民情緒都還是非常好的。但隨著疫情的蔓延，兩個國家的國民之間沒有更多的機會來進行交流，那兩個國家這種交流的人次，因為疫情之前我們可以達到每年1000萬人次，相互來往幾百萬這樣的一個情況，但疫情之後那就是驟降。然後兩個國家的國民獲取資訊主要通過網際網路，面對面的交流或者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幾乎就是斷崖式的下跌。所以，它使得我們這種交流更多地體現在網上的這樣一些互懟。

中國網：不理性的聲音被放大了？

董向榮：對，不理性的聲音被放大了，佔據了好像中韓之間交流的一個主流一樣的，看上去像主流一樣，但其實這個主流並沒有發生一個特別大的變化。所以，我覺得，這可能就是説，比如説在國際交往中或者在媒體的表達當中，所謂“沉默的大多數”並沒有發聲，以媒體特別是以網際網路為主的輿論背景下，可能這樣一些極端的聲音更容易吸引眼球，所以，大家好像覺得中韓關係現在不得了似的。

中國網：我們當然希望中韓兩國能夠民心相通，那麼在當前這種背景之下，您認為中韓兩國的民間交流工作應該怎麼做，才能緩解當下的一個紛爭不斷的情況呢？

董向榮：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而且是非常系統的問題。兩個國家如何實現民心相通，特別是對於中韓這樣的兩個意識形態不同、歷史上又有一些爭端或者説對歷史的認識又有很大差異的國家，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系統的工程。但是核心的一點就是，雙方還是要增加交流，還是要用比較冷靜的、理性的聲音來佔據主導，而不能讓這種比較不理性的、極端的聲音佔據主導。因為如果兩國的輿論被這樣的一個極端的、非理性的聲音來綁架或來掌控的話，那麼兩國關係，特別是民間的關係就很難有所好轉。

中國網：尹錫悅在競選中也説過要降低南韓經濟對華的依賴度，但是他在第一次會見中國駐韓大使的時候説過，“堅信韓中關係必將取得更大的發展，再上新的臺階”，那是否一個是真心話，一個是客套話呢？我們應該怎麼理解這兩句話呢？

董向榮：這個事情，我覺得並不完全是衝突的。關於降低對中國依賴的問題，其實並不是説尹錫悅自己説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實際上南韓政府在過去的十幾年裏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因為什麼呢？我在2012年做的研究，201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是《中韓經濟不對稱依賴及其前景》，那個時候用到的一些研究文獻實際上是在2012年之前的文獻，我記得有一篇南韓學者寫的文章，也是南韓很有名的一位學者寫的文章，就是他在2008年就發表出來的文章，就是要降低對中國這樣的依賴的問題。

中國網：十幾年前就提出這個問題？

董向榮：十好幾年前。他這個事情，如果我們往前追追追的話，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美國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就是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他們在《權力與相互依賴》那本著作裏就提出來相互依賴衍生出一定權力的概念。什麼意思呢？如果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市場或什麼依賴太大的話，那你就可能意味著某種程度上會受到它政治上的影響力或者其他的影響力（影響）。我們知道很多的南韓學者都是從美國著名的大學畢業回來的。所以，我覺得那位南韓學者提出來對中國這種依賴會衍生出某種中國對南韓的影響力。所以，我覺得可能會受美國學者這樣一些影響。

但是有的時候，你就不得不承認，中韓之間的這種不對稱依賴有一定的必然性。所謂的不對稱是什麼呢？就是説南韓對中國的依賴度超過中國對南韓的依賴度，因為中韓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體量是不一樣的。中國的體量比如説10倍于南韓，儘管我們的貿易額是一樣的，但如果算依賴度的話，那我的依賴度就要小很多。所以你就認為你對中國是不對稱依賴，你就很恐慌啊或者什麼的，這其實也是不理性的。

我覺得從那時候起，十多年前起，當南韓對中國市場的依賴達到25%左右20%以上的這種時候，那個時候他就已經想到這些不對稱依賴的問題，或者對華過度依賴的問題，從那時候起其實就已經開始降低對華的依賴，特別是有一些所謂的敏感産品上對華的依賴。整個這個過程延續到現在，包括前幾年兩國之間，包括“薩德事件”或者其他一些事件的衝突，南韓實際上在降低對華依賴的這個問題上一直在做。

最近這幾年，特別是疫情的情況下。疫情，大家都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概念，就是原來是全球化的時代，你的産業鏈可以全球來佈局，那一個手機可能它涉及100多個國家。南韓的很多産業也是非常非常國際化的。那麼在疫情的情況下，我們會發現，主權國家作為這個概念，它的重要性又凸顯出來。南韓和中國之間這樣的經濟聯繫，因為兩個國家在這種防控措施上的不同，就會面臨著它的産業鏈或者説其他的供應鏈方面這樣的一些影響。

中國網：很多的障礙就會隨之而來了？

董向榮：對，很多障礙就凸顯了，其他國家也面臨這樣的問題。南韓在這個時候更強調它的國內産品的安全性，來降低對華的依賴。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一個選擇，包括一些車用尿素等等這些，我們看上去都是很小的一個産品，但是因為南韓的柴油車不加這個東西就沒法上路，所以導致它引發這樣一些社會問題等等。經過中韓之間的密切協調，當然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降低對華依賴的這種問題，我覺得這不光是南韓對華的問題。

中國網：明白了。那根據您的判斷，結合剛才您説的這個現實的因素，那麼未來中韓經貿的走向大概會是怎樣的一個走勢呢？

董向榮：在過去30年裏，中韓經濟，現在我們2020年的雙邊貿易額，按中方的統計口徑，我們的貿易額是3600億美元。南韓是繼美國和日本之後我們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國。而且從現在增長率的情況來看，南韓有可能在明年成為我們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國，超過日本。那麼從對南韓而言，中國在過去十幾年應該都是它的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且南韓對中國的貿易額已經超過南韓和日本、南韓和美國，甚至再加上南韓和俄羅斯等等這樣幾個主要國家的貿易額的總和，可想而知，和中國的貿易對於南韓也是很重要的。

那在過去30年的時間裏，兩國建交以後，中韓關係有這麼大的發展，確實對兩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對改善人民福祉都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在這樣一個好的大的形勢下，誰想推翻這樣一個發展趨勢嗎？我覺得目前看來還沒有人有充分的理由來對這樣的好的形勢進行一個逆轉。所以，剛才説的經濟相互依賴的問題，或者貿易平衡的問題，這是一些長期性的問題，並不是説會因為這樣的一些短期的——它的政府換屆就會有非常大的變化。

當然，未來是面臨著一定風險的，就是説國際的大背景會如何變化，中美的競爭會如何變化，如果中美走向脫鉤的話，那麼可能中韓之間這種傳統的緊密的經濟紐帶可能會面臨著非常大的衝擊。除非國際的大局勢發生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那麼中韓之間這种經濟交流的情況，我認為不會發生巨大的改變。

中國網：其實通過您的介紹我們也知道，中韓經貿往來這個盤子非常大，對兩國來説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貿易合作夥伴，但是我們兩國之間的産業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的。那麼請您給我們分析一下，我們兩國互補的領域有哪些，相互競爭比較激烈的又有哪些呢？

董向榮：互補的，我覺得可能還是在勞動密集型的産品上面，包括農業産品上面，可能我們向南韓出口的多一些。在這種高科技領域，可能南韓在某些産業領域會有一點點優勢；在眾多的機電産品或者其他的，比如説像造船、汽車、電子，其實這些很多的領域，中韓之間都是處於競爭狀態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董向榮。（鄭亮 攝）

中國網：現在我們一個感覺就是，越來越多的南韓企業離開了中國，遷往了東南亞一帶，不知道大家這種感覺與事實是否相符，您的判斷是什麼？

董向榮：我覺得是這樣的，但這樣的問題或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我覺得可能並不是因為中韓關係的惡化，或者説並不主要是因為中韓關係的惡化造成這樣的一個後果。為什麼呢？就是我們看南韓很多的産業，它實際上是，就是説這個成本對它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説我們中國現在國內的這種人力的成本，還有土地的成本，還有其他的生産要素的成本，上升得都非常快，包括我們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也遠遠沒有以前優惠。南韓企業或者説外資企業，它在中國享受的像原來那樣的一些優厚條件，那樣一些低廉的成本，好像這幾年發生了非常大的一個變化。這也使得它在成本和收益的核算上，這個平衡可能就會改變。所以，很多的南韓企業轉向東南亞國家，我覺得主要還是考慮成本方面的一些因素。

中國網：這更多的還是一個經濟的選擇而非政治的選擇？

董向榮：我覺得主要還是經濟方面的考慮。當然，有人會做政治方面的解讀，他會認為可能雙邊關係、政治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所以導致南韓企業轉向東南亞。這個我還是不太認可。可能有這方面的因素，但是主要的原因還是經濟上的。

中國網：尹錫悅還表示，美國對華發動科技戰方面，南韓應該更加緊密地和美國站在一起。您認為，在美國與中國進行科技戰的時候，南韓還能保持一個中立的姿態嗎？

董向榮：我是這樣想，一個國家政治的、經濟的決策肯定是出於本國國家利益綜合的考量，所以，南韓方面可能會認為，他選邊站在美國方面是有利於他的國家利益的，而且在有些情況下，他可能感覺，比如説對中國某個著名企業的打壓，那實際上南韓的某些競爭對手可能會受益。他做出這樣一些判斷的情況下，那他選擇美國這一邊的可能性就會非常非常的大。

中國網：那您的判斷，未來南韓是否也會對中國採取一個科技脫鉤的政策呢？

董向榮：這個取決於大環境，南韓方面可能不會主動這樣去做。

中國網：尹錫悅多次表示要改善對日關係，積極參與“印太戰略”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在中美競爭中，南韓應該站在美國一邊。這是尹錫悅的一個表態。眾所週知，其實南韓對日本的敵對態度也是比較強的，在民間，這樣的社會基礎是否會允許尹錫悅改善對日關係呢？

董向榮：是這樣，尹錫悅是南韓的保守派的這樣一個代表。南韓的保守派在外交上就非常明顯——比如説就有這樣的一些親美親日反朝這樣一些比較明顯的特點，那麼韓日關係在過去這幾年好像並不太好，兩個國家的政治關係也不好，民間的關係也不是很好。所以，其實日本方面基本拒絕與文在寅政府再打交道，而且他們也確實是等來了一個他們希望的這樣一個保守政府。所以，從日本方面來講是很歡迎尹錫悅政府上臺的。尹錫悅本人又是這樣一個保守派的代表。所以，我們可以預計，未來的一段時間，韓日關係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改善。

至於你説的比如像美日印澳合作的框架下，尹錫悅他也有非常積極的表態，而且到目前為止，就是到昨天（3月17日）下午，他已經完成了與四方機制的四方國家的首腦對話。在南韓，支援這樣的聲音是比較強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那他加強跟日本的關係，恢復跟日本的關係，加強與這個四方機制國家的合作，我覺得他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礎的。

但是 韓日關係它有韓日關係的天花板，就是在歷史上，實際上南韓的保守派對日本的態度一直是非常好的，而且在進步派看來，南韓的親日派從日本殖民時期開始，一直到美軍政時期，一直到南韓新政府成立以後，原有的這樣的一些親日勢力沒有得到清算。這是進步派比較明顯的一些觀點。那麼南韓要和日本改善關係，就面臨著國內輿論分化的這樣的一個約束。所以，從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它對與日本改善關係是有天花板的。

中國網：我們知道，南韓是美國的盟友，所以説美國加入到“印太戰略”當中去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那麼未來它能走到什麼樣的程度？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中韓關係呢？

董向榮：實際上美韓之間這樣的關係是早于南韓成立的，韓美同盟就是它的一個支柱。所以，南韓和其他任何國家發展關係都是基於韓美同盟這樣一個安全支柱基礎上的。其實中國看南韓也是這樣的，我們也是在基於韓美同盟這樣一個客觀的事實、基本的事實的情況下和南韓發展雙邊關係的。我們有一點是比較明晰的，就是我們尊重你這個客觀的歷史的一個産物——韓美同盟的情況。但是我們認為，你南韓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不得損害中國的利益。

中國網：這是一個底線。

董向榮：對，這是一個底線，如果你加強和美國的關係，反而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那這是中國無法接受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底線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中國網：謝謝董老師給我們帶來如此精彩的解讀，感謝！

（本期人員：編導/文案：韓琳；主持：佟靜；後期：劉凱；攝影：鄭亮；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