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來自英國的大衛•弗格森是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的資深翻譯改稿專家。十多年來，大衛•弗格森一直認真負責、優質高效地完成各項英文編輯及譯文潤色工作。他曾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至三卷的英文翻譯改稿潤色。他為我國的國際交流及外宣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並榮獲第十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及中國政府友誼獎。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大衛•弗格森做客中國網《中國訪談》節目。

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資深翻譯改稿專家大衛•弗格森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採訪  （攝影：李佳）

       中國網：下午好，弗格森先生。歡迎做客《中國訪談》。

       大衛•弗格森：主持人，下午好。很高興來到這裡，期待著與你進行交流。

       中國網：首先，祝賀您獲得第十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及中國政府友誼獎。這兩個獎項都由中國政府設立，旨在表彰為中國做出傑出貢獻的外國專家。您這次榮獲這兩個獎項，有何感受？

       大衛•弗格森：我有幾點感受：首先，是驚喜。我是在8月份，才確信自己獲得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所以最初的感受是驚喜。當然，能同時榮獲這兩個獎項，我十分自豪。我不確定之前是否也有人在一年之內同時獲得這兩項殊榮。據我所知，我的前同事，已故的外文出版社專家保羅•懷特先生曾經榮獲這兩個獎項，但我不確定他是否是在同一年獲獎。

       除了感到驚喜與驕傲，參加相關儀式也是巨大的榮譽。例如，中國政府友誼獎由劉鶴副總理頒發，合照環節李克強總理參與了合影。獎章頒發、合影完成之後，我們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了宴請，慶祝國慶節的到來，習近平主席也出席了宴請活動。

       中國網：恭喜您，因為對外國專家而言，這兩個獎項確實很有分量。

       大衛•弗格森：我剛談了拿到獎項的榮譽感，其實榮譽感的另一個來源，是自己成為了眾多獲獎者中的一員。中華圖書獎特殊貢獻獎的獲獎者中，有出版界代表，寫作行業代表，包括小説類和非小説類，有翻譯界代表，也有像我一樣的編輯行業的代表，涵蓋了包括政治、藝術、社會、甚至兒童讀物等在內的各種學科領域。

       友誼獎的獲獎者中有18人出席了現場活動。2020年和2021年每年都有50人獲得此獎，但是只有正在中國的獲獎者們能前來現場參加活動。在這18位獲獎者中，有非常傑出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實際上，大部分獲獎者都來自科技領域，這説明中國極其重視科技。我覺得大概只有包括我在內的三位獲獎者沒有從事科技工作。我很榮幸能與這些科技領域的獲獎者們獲得同一個獎項，因為他們用切切實實的成果，而不是語言，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探索發現，發明創造，他們創造出的成果讓中國和世界變得更加美好。能與他們共同獲獎，我倍感榮幸。

       對我來説，這也是一次與眾不同的體驗。因為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和出版界、翻譯界和編輯界的同行們打交道。因此，能和一群與我做著不同工作的人一起，很有趣。我發現，數學家研究的內容，我根本不了解。有些科學家所做的工作，比如環境科學，我有一定了解。有些人從事的學科，例如物理，對我來説就是難解的謎。

       中國網：但是翻譯、出版就像一座橋梁，可以讓其他國家的人更好地了解中國。這也非常重要。

       大衛•弗格森：是的，確實如此。我們和文字打交道，而其他行業的人們和各種實物和材料打交道。我認為兩者都非常重要。我之前曾受邀在圖書獎頒獎典禮上發言，我提出的一個觀點是，那些將自己視為中國的朋友、且具備語言能力的人，應該利用這種能力，幫助中國更好地向世界展示自己，讓世界更了解中國。

       中國網：的確如此。您從事編輯、潤色譯文工作，但在很多人眼中，這項工作要做到一絲不茍，有時候甚至有些枯燥，而您已經從事這份工作十幾年了。所以我認為，這一定是源於真正的熱愛。這項工作既要求極高的語言造詣，也要求具備極大的耐心。請您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工作當中最喜歡的部分是什麼？

       大衛•弗格森：2008年我剛來到外文局時，在其所屬的新聞資訊網站，中國網工作。我當時是一名記者，既編輯新聞，也寫新聞報道。當時我接觸的新聞內容種類繁多，很有意思。我常有機會了解各個領域的故事，寫涉及各種領域的文章。後來我在外文出版社做的工作也大致如此。但區別是我工作的對象由新聞變成了圖書，所以我現在是編輯圖書和自己寫書。

       在處理政治性較強的材料時，確實比較枯燥，很不容易。我覺得有意思的部分是語言。作為編輯，我在工作中發現了以前從未想過的問題，那就是人們犯的語言錯誤。有時候人們用的英語表達明顯不正確，但是，想糾正這些錯誤卻不那麼容易。為什麼會這樣呢？由於我對語言有著濃厚的興趣，所以我花了大量時間，除了閱讀材料，進行編輯和修改之外，我還會問自己，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錯誤？存在什麼問題？有時候表面上看很簡單的問題，實際上要花很長時間才能解決。

       所以就編輯工作而言，即使是處理枯燥的政治性材料，也有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有時我也會有機會編輯有趣的書籍。比如，其中有一本書是通過圖片的形式講述孫中山和宋慶齡的故事，很有意思。就在不久之前，大約是今年或去年，我編輯了一本書，書的內容很吸引我，講述的是黨員模範谷文昌的先進事跡。谷文昌是上世紀40年代的農民運動領袖，他原本不是共産黨員，也沒受過教育，後來與中國共産黨建立了聯繫並且加入了共産黨，在解放戰爭時期隨軍一路南下。此後，谷文昌擔任了福建沿海東山縣縣委書記一職。谷文昌的故事引人入勝。做這樣的工作極富趣味。所以即使涉及的領域是較為枯燥的政治性內容，也有其趣味所在。我本人也寫書，我覺得寫書也很有意思。寫書讓我有機會遊遍中國，參觀各種有趣的地方，去探索和發現。

       我現在也經常做講座。我曾去過很多大學講課，聽眾大多是口、筆譯專業的學生。這也很有意思。讓我感興趣的工作內容有很多，而這些工作內容又相互聯繫，讓我可以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享受工作。

       中國網：您是2006年來到中國的，到現在，您已經在中國生活和工作15年了。來中國之前，您心目中中國是什麼樣的呢？

       大衛•弗格森：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我是一個遊歷四方的人。成年以後，也就是從1970年到2006年這35年裏，我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我的故鄉——蘇格蘭以外的地方工作。我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居住過，比如德國、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我也曾在美國居住生活過。我還在全球許多國家工作過，也學了幾種語言。我走遍了世界許多地方，但不常去遠東地區。雖然我曾在印度尼西亞工作過一段時間，也去過新加坡，但我並不怎麼了解遠東地區，對中國更是一無所知。中國太大了，離我又太遙遠了，而且我也沒有什麼機會接觸中國。現在看來，當時我對中國的看法是非常不客觀的，但是我知道，很多西方人都有相似的看法。

       我當時認為中國是一個廣袤而貧窮的國家，到處都是面黃肌瘦的農民，穿著廉價的中山裝，備受壓迫。當然，也有一、兩個現代化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

       我第一次來中國是在2005年，當時，那時我還沒有在中國定居。來到中國之後，我發現這裡和我想得完全不同，這裡有眾多國際化大都市，人們穿著與我相似，甚至常見的品牌也和西方的一樣。這和我之前的想像迥然不同，事實證明我之前的想像完全是錯誤的，但是這樣的看法確實比較典型，好多從未去過中國、只通過道聽途説的方式了解中國的西方人都是這樣看中國的。

       中國網：在過去的15年裏，您能看到中國的變化嗎？

       大衛•弗格森：中國的確發生了許多巨大的變化，讓人嘆為觀止。但是因為我一直在中國生活，每天在我身邊發生的變化在我看來可能不太明顯，但總體而言，中國發生了巨大而顯著的變化。

       比如我在吉林生活了2年，吉林當地在修建基礎設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在松花江邊有一套公寓。從公寓向下眺望，可以看到松花江邊的一個公園。跑步是我的愛好之一，所以我常去這個公園，沿著江邊跑步。自我第一次來到中國，這些年裏，吉林一直在沿著松花江進行擴建。江邊建了許多辦公樓和新公寓，與此同時，公園的面積也越來越大。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變化。

       我生活在北京，這裡也發生了非常顯著的變化。在我看來變化很明顯的一個領域就是交通基礎設施。因為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只有三條地鐵線路。包括中央環線2號線、穿行長安街的1號線、還有北環線13號線。我2008年來北京的時候，當時北京為了迎接奧運會已經在建8號線了。現在北京擁有龐大的地鐵系統，而且北京的地鐵系統比很多城市，比如倫敦的地鐵系統要好得多，乾淨得多，現代化程度也高得多。北京地鐵上還有無線網路，倫敦地鐵可沒有。

       除了不斷擴張的地鐵網路之外，總體基礎設施、道路建設方面也有了不少變化。但是另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個人非常樂見的，是共用單車。因為我一直喜歡騎自行車，不喜歡開車，也不想在北京開車。能不開車的情況下我儘量不開。有一年夏天我回了蘇格蘭，秋天再回到北京時，隨處可見橙色和黃色的共用單車。知道共用單車系統建立起來了，我感到激動萬分。現在共用單車隨處可見，用戶也很多，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

       除了交通、基礎設施，變化比較大的另一個領域是環境領域。我第一次來北京的時候，空氣不怎麼好。春天一颳風，經常會有沙塵暴。我寫了一本書，你可能也聽説過，書名叫《生態北京：綠韻新城》，講述了國家層面和北京市為改善環境所做的努力。看到這方面發生了諸多的新變化，我就在2014年、2015年寫了這本書。很多新情況我都是比較了解的，例如，通過實行更加嚴格的標準來控制尾氣污染，由燒原煤轉變為燒天然氣、氣化煤，從而控制發電站造成的污染。所以國家層面和北京市都做了大量工作，帶來了非常顯著的變化。現在如果你望向窗外，你會看到一片比較晴朗的天空。大多時候，北京的空氣都非常乾淨。這是非常明顯且積極的改變，對每一個人都有著重大影響。這裡發生的各種變化真的太多了。

       中國網：您參與編輯或潤色的很多作品都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論著，這需要編者對中國的國情有一個透徹的了解，包括中國的發展歷史，施政理念及政治制度。那麼，您是如何把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彙和表達介紹給世界的呢？

       大衛•弗格森：從整體來看，首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經出版三卷了。第一卷可以追溯到2014年。那時，我已經做了6年的圖書編輯，所以已經接觸了很多中國的政治思想。我們的團隊很龐大，包括翻譯、高級翻譯、定稿人，他們都是中國人，負責中文到英文的翻譯工作，以及2位英文編輯。而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團隊當中，我是唯一的英文編輯，這意味著我要承擔更多的工作。但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或許更容易，因為這樣更便於我保持上下文風格的一致性。

       回到你的問題，閱讀這些材料的確訓練了你的思維，讓你明白中國正在努力實現什麼。就內容而言，第一卷到第二卷再到第三卷（的思想和理論）也在不斷發展。在第一卷裏，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和觀點。到了第二、三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得到發展，這不僅僅是一系列思想，更是真正的哲學。第一卷到第三卷當中包含著不同領域的不同思想，這些思想逐漸形成一套結構清晰的思想體系，也就是現在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從第一卷到第三卷，參與編輯、翻譯工作的人基本上是同一個團隊。我想我們的工作流程在實踐中不斷地提高和完善，所以我覺得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英文品質更好。

       在我參與第一卷的改稿工作之後，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讓我給外文出版社沒有參與該翻譯項目的同事們做一個講座，讓我給他們講中國的國家治理，這個話題龐大又艱巨，而且有點枯燥，不容易理解。但國家領導人不是喜劇演員，他的工作不是娛樂大眾，而是在處理、思考非常嚴肅的事情。所以這本書讀起來並不容易。

       但這是我的工作，我必須要讀，而且還要做一個關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講座。我絞盡腦汁，突然靈機一動，不把這些思想當成一個個不同的個體，而是把它們放在一個結構體系當中：從中國夢開始講起，中國夢處於習近平的思想理念的引領地位。在此之下，是兩個百年目標，其他的思想又在這一層之下。再下面是其他的思想和觀點，例如，“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就在第一個百年目標下面。其他不同的發展理念又在更下面一層。所以實際上我做的就是把所有思想和理論填到一系列格子裏，像組織結構圖一樣，讓它變得更容易理解。這是我一直以來理解中國的國家治理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思路。

       中國網：所以要把每個單獨的部分放在一起，組成一個完整的框架。

       大衛•弗格森：所有的理論、思想都可以在結構圖當中找到其位置，你不必費力去記住它的名稱，因為你知道它在結構圖當中的位置，你知道它是關於什麼的。這就是我採取的方法。

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大衛•弗格森做客中國網《中國訪談》  （攝影：李佳）

       中國網：就語言來説，因為其中的許多詞彙和表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表達方式，如果翻譯成英文，大家可能即使知道它的字面意思，但也不知道它真正表達的含義是什麼。那麼您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大衛•弗格森：這確實很不容易，中國人喜歡造固定搭配，當你翻譯成英文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些短語中總是包含數字，這很難處理，有時是二，有時是三、四、五……而其修飾的詞幾乎都不是可數名詞。它們大多是不可數名詞，還有副詞、形容詞、動詞，但很少有可數名詞。所以這不太容易翻譯成英文。比如malfeasance（瀆職）是不可數名詞，但是我們有“四風”（the Four Malfeasances）。Uphold（堅持）是一個動詞，但我們有“兩個堅持”（Two Upholds）。

       所以這都讓翻譯這些詞彙和短語變得很難，（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文和英文的詞彙結構，詞形結構都不同。你可以把中文裏的動詞當作可數名詞使用，這沒有問題，但翻譯到英文時就出現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需要轉變一下思維。認真思考一下這些固定搭配是非常有幫助的。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可以考慮先用英文表述出來，再翻譯回中文，可能這樣更便於理解。我和我的同事，翻譯工作者都面臨著許多類似的問題。這是我們日常工作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縮影。

       中國網：您剛才提到，其實您也是一位作家，著有《發現蘇州》，《生態北京•綠韻新城》《從“廣東製造”到“廣東創造”》等多本暢銷書。您寫的許多書都介紹了中國的城市和發展變化以及中國文化。您為什麼想到要寫這些書呢？

       大衛•弗格森：我是應邀寫的這些書，當然我對此深感榮幸。我個人也覺得很有趣，因為借此機會我可以環遊中國，到許多有趣的地方考察。創作這些書的過程也很有趣，因為我總是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我寫的第一本書是關於江蘇南通的。你知道南通在哪嗎？如果我給你一張空白的中國地圖，你能指出南通在哪嗎？

       中國網：有點困難，我只是知道它在江蘇省。

       大衛•弗格森：我想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因為南通大概屬於中國的二線城市。有意思的是，它就在上海旁邊。所以這座城市確實容易被忽視，因為它是中國的一個小城市。很多人都很難在地圖上一下子找到南通的位置。而在海外，幾乎沒有人聽説過南通。但南通是我的故鄉——蘇格蘭面積的兩倍，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張謇為這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生活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人。張謇行行精通，他是學者，是清末的狀元；他是政治家；他是書法家和藝術家；他還在50多歲的時候成為了商人。在民國時期，他因為不滿袁世凱的作為，被流放到南通做生意。而當時的南通，基本上就是鹽沼之上的一個村落。張謇讓南通變成了富足的城市，並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産業帝國。他還建造了中國第一座天文臺，中國第一座公共圖書館以及一座劇院。可以説他從無到有，建起了一座城市。南通現在是中國紡織工業的中心之一。

       這個精彩的故事我之前並不了解，其實現在很多中國人不知道這段故事。但是其實我只花了幾天就了解了南通的這段歷史。我當時去南通是為寫這本書做實地考察，大概也只待了兩、三個星期。所以我的書並沒能展示南通的全貌，也不是完整的南通歷史，而是關於張謇的故事。這是這本書的前半部分。

       這本書的後半部分講述了一系列企業家的故事。他們大多數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長大，堅持創業，他們的企業最後都成為了成功的跨國企業。所以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力量。這些企業家們的故事都很吸引人，因為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成長的，沒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成年之後，彼時的中國商業環境及管理體系薄弱，他們必須自學如何創建和經營企業。其中一位企業家，曾帶著當地的紡織品遠赴羅馬尼亞。他還隨身帶了一本書，是用鉛筆寫的，上面有用拼音標注的羅馬尼亞詞彙。這就是他的單詞本。他就背著一個背包去了羅馬尼亞。但不久之後，他建立了一個跨國的紡織企業。我當時交談的對象還包括不少和他經歷相似的企業家。所以我寫的這本書只是他們的故事的一個縮影。我聽了太多有趣的故事，遇到了太多優秀的人。

       中國網:非常感謝您與我們分享工作、生活和自己的故事。

（本期人員：編導/文字/主持：白璐；後期：劉凱；攝影：李佳；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