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近日，《“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真相》（以下簡稱《報告》）研究報告發佈。這是全球首份揭露美國抗疫真相的智庫報告，以真實的數據、客觀的事實，駁斥美媒關於“美國抗疫全球第一”排名的荒謬，並用八個“全球第一”還原美國抗疫真相。“黨爭”是否是美國疫情失控的根本原因？美國未來是否還將保持這“八個第一”？本期節目，特別邀請發佈此次報告的三個智庫之一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的執行院長王文為您解讀。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  攝影  中國網 楊楠

中國網：報告用5部分還原美國抗疫真實狀況。其中，將“為黨爭不為生命”作為第一部分。“黨爭”是否是導致美國疫情失控的最根本原因？這讓一向標榜“人權至上”的美國政府該如何自圓其説？       

王文：這個報告實際是擺著對未來負責的態度去重新復原美國抗疫的真相和歷史。我們報告起草之前，反覆地去琢磨，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圍繞著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疑問，就是為什麼美國作為公共支出佔GDP最高的國家，綜合實力在全球最高的一個國家，為什麼在這次公共危機面前如此潰不成軍？到底核心根源在哪？深層的原因就是在於它的黨爭。

我們從復原過去一年半的進程中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無論從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社會隔離，要不要保持社交距離，（還是）要不要打疫苗，很多在中國人看來完全是常識的話題，完全是大家都能夠接受和取得共識的類似這樣話題，在美國都充滿著不必要的爭論，而爭論的背後就是黨派之間的利益。所以，我們把這個深層的原因歸結到它的黨爭。

無論是在一些話題的爭論上，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不停地進行爭鬥，還有一些重大的決策議題上，國會內部議員之間的爭鬥，參議院和眾議院之間的博弈，還是在一些重大的戰略性部署上，國會和白宮之間的爭鬥，這所有爭鬥的背後都是體現了他們各自的黨派利益，自己的政治利益。在這個爭鬥過程中，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錯過了這個窗口期，包括我們援引了一位美國非常權威的醫學家的説法。當時3月中旬的時候，美國事實上就開始了提醒，開始了全國性的警告。但3月中旬，在中國基本上都已經控制住了疫情。這位權威的醫學家説，只要提前兩個星期佈防，換句話説在3月初、2月底就佈防的話，美國到5月底至少少死亡5萬多人。我們也看到很多觸目驚心的數據，美國的過去一年半，截至到8月13號，美國已經差不多62萬人死亡了。

我在總結報告的過程中，這個（報告）是8月9號發佈的，我們的數據就更新到8月7日，上一個版本數據是8月5號，突然間就發現61萬後面的數據裏又增加了2000多人。我當時改這個數據的時候，我內心一顫，48個小時過去了，美國又2000多人死亡。如此悲慘的數據背後，實際上是一個又一個的生命和一個又一個的家庭，真像人間煉獄、人類的悲劇在美國正在發生。

這個背後就是那些政客不顧生命，不僅僅是為他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每一個場景，每一次爭鬥，每一個分歧，每一次死亡背後都是他們黨派的分歧。所以，我們把“黨爭”作為報告第一部分的第一點來指出，就是看到整個美國抗疫真相，美國抗疫失敗背後的黨爭，黨派利益和制度的根源。

實際在從他們的角度看，這就是他們所謂的人權、自由，這個背後恰恰就是所謂“西方式自由”的局限性、狹隘性、精英性和資本性。他們所有的“自由”是基於財富，基於每個人能力之上的自由，基於在達爾文主義邏輯基點上的自由。就是他説我們要保護人權，我們要追求自由，但他不管這個自由背後，每個人能力的弱小，我們的物質財富有高低，社會地位有差異，他不管這些。他就想，只要誰有能力就有這樣的自由，就可以受到保護。這背後會産生的問題是，雖然那麼多人死亡，他們認為，這些死亡也是他們的自由，他沒有能力保護自己。那些富豪們，那些中産階級以上的有錢人們，他們完全有能力可以（保護自己），比如他們不工作，或者通過社會隔離，通過居家工作，照樣可以有收入，他們的自由也受到保護了的。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確實從美國的抗疫真相中看到自由的差異性，美式所謂“自由”的階級性和“美式自由”的個人性、自私性，他所保護的是有錢人的自由。所謂那些貧窮的人，那些在社會階層相對底下的人，在他們認為就是損害了中産階級的自由，損害了財富和權貴們的自由，因為要動用那些富人的資源去拯救那些窮人的生命，在他們看來那就不自由了。所以，這個背後，我們不能説他們的“自由”是錯的。如果我們客觀地、學術地去看待的話，只能説美式的自由是狹隘的自由，階級性的自由，金錢至上的自由。

我們中國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是公共利益至上的自由，是基於每一個人生命平等的自由。所以，我們會在中國抗疫的進程中非常明顯地看到，無論是100歲還是10個月，無論你是富人還是窮人，無論你是社會地位比較高的人還是社會地位相對比較低的人，在抗疫過程中，醫療資源的分配、政策的執行，還是對戴口罩，居家隔離的這種措施的遵守一律平等。所以，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平等，這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而基於平等之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中國網：我們關注到，有觀點認為，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對待疫情的態度和做法上的不同是與它背後深層的文明基因有著密切的關係。追溯美國抗疫的歷史，您認為是否與它的深層文明基因有關？

王文：對，這個問題非常得重要。我覺得，過去尤其是十九世紀開始，東方文明陷入到一種“文明悲觀主義”的情緒中，甚至很多人都把東方文明視為落後的文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和土耳其，印度和土耳其理論上講都是東方文明大盤子裏的成員，但土耳其就全面地依附、導向了西方文明。我去過土耳其五次，土耳其（的文字）過去以突厥（文）為基礎的。後來在1923年凱末爾革命以後，土耳其進入到了共和制，進入到現代，全面地把突厥文改為拉丁文，改為ABCD（英語），喪失了自己文明的基因，擠破了腦袋要往西方的文明圈裏去扎，要加入歐盟等等，它現在仍然是搖擺在西方文明圈之外，人家不接受你，覺得你是一個穆斯林的國家或者你是一個異質文明的國家。這是一種挺大的文明的悲劇。印度文明同樣是如此，坦率講印度文明是大的東方文明下的一部分，但整個印度文明在現代轉型進程中，同樣也依附在西方文明之下，也是當時文明不自信的，現代化進程中不自信的結果。

所以，我經常説“四個自信”之後，我們還要有文明自信。這個文明帶出現了自信，突然發現在這次抗疫的精神中，達到了一個文明自信的頂峰。

有一個南韓學者就曾經説過類似這樣的話，他説：“這次抗疫基本可以判斷，是一次文明基因的勝利。”就是我們突然發現，“用筷子”的文明在這次抗疫進程中相對的表現得比較好。為什麼呢？就是文明背後的基因，比如整個東亞文明圈子裏面會出現非常重要的幾個基因點：第一集體主義至上，第二家庭至上，第三熱愛生命，第四互幫互助。這個過程跟西方不一樣，西方是個人主義至上，在關鍵的問題中以個人為中心。所以，從這個角度上，我們會看到，現在（疫情持續）一年半了，在整個歐美國家還有很多人在爭論“戴不戴口罩是我的個人自由”。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問題。在危機來的時候，在這次疫情中戴不戴口罩怎麼是你個人自由呢？那你個人自由，你萬一感染了，你感染給其他人了呢。在我們看來如此簡單的常識背後實際是體現了他們的文明邏輯。在中國人看來（這些）完全沒問題。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無論是美國也好，法國也好，還是其他國家也好，一有幾天的社會隔離，居家的隔離，還有社交距離的，他們就反對了，就説：“你看這是我的權利。”

中國網：妨礙了我的自由。

王文：對，仍然在那個基點是個人主義的，都是以個人優先的。而中國，包括東亞的很多國家，我們都是讓渡了個人的權利，把部分個人的權利讓渡給了政府。我們有權威的政府，權威的醫療機構，權威的醫學家，權威的基層抗疫人員，每一個老百姓都把自己的權利部分地讓渡給了這些權威的機構，權威的人員，相信他們，進而實現了“上下一體”的抗疫體系、抗疫佈局。所以，這個背後看似是制度，深層原因是制度，但基座是文明的基因。

當然，真正的公共危機，人類大危機到來的時候，我認為，能夠拯救人類大危機的就是東方的文明基因。所以，我們會看到，大概80年代的時候，日本一位非常知名的學者、思想家池田大作和歐洲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家湯因比曾經有一個關於文明的對話。他們倆的對話過程中得出結論是當現代化進入到危機的時候最後人類的文明還得靠東方文明的復興來拯救。實際上全世界已經越來越多地看到了東方文明的優勢。所以抗疫以後，逐漸會出現了更強烈的，更加濃厚的和更加明顯的東方文明的復興。

中國網：我們還是公共利益至上，個人利益可以讓渡一部分給公共利益。

王文：對，是這樣。

中國網：此次發佈的這份研究報告，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公佈了美國在八個方面創下的“全球第一”。您認為，未來美國是否會繼續保持這八個“第一”或者包攬更多的“第一”？

王文：當然了，我們評它的“八個第一”其實不是要貶低它，而是要還原一個真實的抗疫真相，用了“八個第一”。對美國來講，我們實際上發自內心地希望美國能夠迷途知返的，我們不希望它繼續“第一”下去，我們甚至不希望有類似這樣的排名。我們希望疫情能夠早點地結束。作為一個智庫學者，我們充滿了對這個世界的愛，充滿了對每一個國家的人文關懷和社會關懷，因為如果繼續“第一”，無論你“第一”還是“第二”還是“第三”，這樣的排名就意味著背後有無數活生生的家庭和生命的失去。

我們希望類似這樣的“第一”的排名是最後的，僅僅是對歷史真相的一種客觀的陳述，而不是對未來發展前景的預測。我們當然希望這場疫情能儘快地結束，這場關於抗疫失敗的評價能夠儘快成為歷史，只有這樣我覺得才會有越來越多的生命受到了拯救。

中國網：近期有專家表達：“世界上大多數病毒學家都認可這是一個常駐病毒，世界要學會與這個病毒共存”，“我們曾經經過的還不是最艱難的，更艱難的事需要長期與病毒共存的智慧”。由此引發了一些不同看法的討論。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文：實際上我過去的一年半，我們寫過很多關於病毒和世界局勢的文章，現在看來都是對的。我寫過一篇文章《美國會大規模地暴發疫情》，那個時候美國才不到1000個病例。所以，我是全世界最早預測美國會大規模暴發疫情的學者。後來我又寫了大量的文章，包括《病毒的持久戰》，包括“與病毒共存”這個話題。

對於病毒，我有自己的理解，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病毒星球”，我們所有人都有，都是自帶病毒的，比如説我們鼻腔中就有大量的病毒。但是現在隨著人類對世界的破壞，病毒産生的速度以及病毒的抗藥性遠遠超過了疫苗産生的時間。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這次病毒的出現，我們要學會吸取它對人類的教訓，就是人類對於發展，對於經濟增長，它所帶來的這種巨大的衝擊。

我再舉個最簡單的説法，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把地球的生命視為是24個小時的話，病毒是産生在第一個小時，而我們人類是産生在這24小時的最後2秒鐘，我們是地球的後來者，我們要珍愛地球，要對這個地球的發展、和諧、未來的生態要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通過這次病毒，我們吸取到了最大的教訓，就是要去愛護這個地球和生態。

所謂“與病毒共存”和對於目前新冠病毒“清零”這兩個方面，是當下非常重要的爭辯，我覺得兩者並不矛盾的。“與病毒共存”，我們現在就是跟病毒共存，我們每個人體都帶有很多病毒，當然我們是在和病毒共存了。但是要“清零”，指的是要在這次新冠病毒的入侵進程中，要逐漸地把它“清零”。這個清零的標準有很多，第一要讓感染人群下來；第二即使你有感染，我們能夠有很好的醫療設備或者疫苗，或者後期的防治，能夠把它壓制住，減少最小化地達到它的致死率，這就是我們所謂“清零”的政策。更重要的“清零”的政策，就是在病毒仍然有可能會反覆的進程中，要不耽誤，不阻隔正常的人際交往和全球交往的進程。

中國網：那這個與某些西方國家提出的“群體免疫”有哪些本質的不同？

王文：我覺得中國所謂“清零”的策略和“群體免疫”最大的不同，是西方的“群體免疫”是基於消極的防疫基礎之上的。它最大的一個邏輯是：你人死得越來越多，最後就不必再死了。這是置生命于何顧！而中國目前的“清零”策略是基於以生命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的生命關懷基礎之上的。我們是盡最大的財政資源，政府資源以及方方面面的社會成員去保證，儘量減少任何一個不必要的生命的失去。我覺得這是體現了社會主義的關愛，體現了黨中央在我們整個治國理政進程中的先進性和文明性，這是我們發自內心去肯定這一點。

 中國網：還是那句話“真相可能會遲到，但不會缺席”。希望全世界能夠儘快地得到一個真實的答案。

王文：對。

（本期人員：編導/主持/文字：裴希婷；圖片：楊楠；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