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八大，中國的社會治理先後經歷了政府管制、社會管控和社會管理等階段，每一階段的發展過程都與對應時期的國情和社會基本矛盾相適應。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社會治理”這一概念首次出現在黨和國家的文獻中，取代了過去的“社會管理創新”的提法，並且把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置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這是黨的社會建設理論與實踐的一次重大創新，意味著中國社會建設在頂層佈局上進入嶄新階段。黨在社會治理中的體制機制創新體現在哪些方面？形成了哪些創新成果？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關鍵是什麼？中國網《中國訪談》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特別節目，邀請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樊鵬與廣大網友線上交流。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樊鵬就黨的社會治理創新的有關問題與網友交流。  攝影 倫曉璇

中國網：樊老師，您好！歡迎您做客中國網《中國訪談》節目！

樊鵬：主持人好，廣大網友好！

中國網：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這一字之變給社會治理實踐帶來了哪些變化？取得了哪些新進展、新成果？

樊鵬：這樣一個轉變的意義是深遠的，也反映了在社會領域的建設，我們黨治國理政中思路的轉變，（對社會建設）內涵的轉變，也是一個指揮棒基準的轉變。為什麼這麼講呢？因為任何治國理政的理念思路，都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是説憑空蹦出來一個概念。

從2002年之後，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劇烈的變動。我們知道2001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以後，中國的社會大流動，人口的大流動，整個行政訴訟案件也在上升，基層的矛盾、糾紛，群眾的各種利益訴求也在增多。

當時黨的十六大之後意識到社會管理是很重要的。但當時社會建設更多的是搞民生，做醫療體制改革，農村的新農合。社會管理還是比較簡約粗獷的一種思路。但是到了2012年，也就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整個情況有些新的變化。比如説我們的城鎮化率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飛躍，社會的富裕程度，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也有了更大提高。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談社會治理這樣一個背景，可能有幾個重要的出發點：

 第一，在新的時代，人民對於社會領域的美好生活的要求有新的變化，追求更好的公共産品，更舒心的生活，更高水準的生活，甚至還要有更多的民主參與。如果你再把群眾或者是公眾作為管理對象，有點不合時宜了。我們對於人權的概念，對於政治社會生活的期望有了更高的期待。這種情況下到底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管理社會，是一個新的挑戰。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提出來社會治理這樣一個概念，本身是我們國家制度的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一個特點，或者説一個標誌。

 到底這個變化核心是什麼？從管理到治理，社會上討論比較多的是主體變化，比如説由黨和政府作為社會管理的主體，轉變到一個強調更加多元的參與，共同的參與，協同的參與，是一個參與結構的變化。從我這麼多年調研的經歷來看，還有一個治理內涵的變化，管理更加強調的是穩定、有序。但是治理內涵更豐富，治理還要強調公共産品産生的供給，既要有效率，還要有品質；既要有社會和諧，還要有社會的活力；既要有民主，又要有法制，是一個相互統一、相互相容的過程。這實際上等於是黨和政府把這個壓力拋給了自己，順應時代的要求，順應人民的要求。我們要自我激勵，自我轉型。在社會領域要進行改革創新，這是我想説的第二個點。

 這個變化從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是非常顯著的。第一，對於社會建設，對於這樣一個理念上有新的變化。我們理解的社會不僅僅有民生，不僅僅有保障，還有人民的參與，還有治理，這是理念上的變化。

 第二，就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要激活社會力量，或者説要激發社會組織的參與。從十八大以來，我們的社會組織進入到社會協同治理的概念，有質的飛躍。大概在2001年的時候，我們國家的社會組織總量，在民政系統登記的只有12萬。大概到了2012年的時候，也就是十八大召開的時候，我們差不多40萬左右。到了2020年，我們國家社會組織的數量已經超過91萬。按照國家的規劃可能在預測到2022年黨的二十大召開的時候，在民政系統登記的社會組織數量超過百萬。這個變化是驚人的。

還有一個點也非常重要，由於這種理念的變化，治理思路的變化，我們對於基層社會的管理方式也出現了一些顛覆性的變化。過去是一種很粗獷的、金字塔型的、行政化的手段管理社會。黨和政府的體系是一個倒三角，底下的訴求是一個正三角，頂在一塊了。這個點上就非常膠著，訴求最容易在這兒發生，矛盾也最容易在這兒發生。但是這個地方的力量是最弱的。

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我當年還去過寧波調研，寧波當時搞了一個“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我們黨要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理清自己的定位，不要把群眾千頭萬緒的小事兒，全部都由自己來管。要充分地發揮市場的機制，社會的協同效應，把方方面面的資源要組織起來。寧波那個詞很形象叫“組團”，把我們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專業化的組織、市場化的力量，物業公司，這些各個方面的，把它弄成一個系統化的體系。這個變化是具有創新的內涵。

中國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社會治理現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他深刻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黨在社會治理中的體制機制創新體現在哪些方面？形成了哪些創新成果？

樊鵬：這個問題非常非常重要，因為社會治理整個的體系，就是我們黨提出來的。黨在治理社會的時候，它發揮了什麼作用，如何發揮作用，如何引領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那個時候就提出來了，實際上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從一開始就比較清晰的。就是要堅持系統治理。這個系統是一個有機的系統，是在黨的領導下，由政府來負責推動的，鼓勵社會齊頭並進、多元參與，是這個概念。

到了黨的十九大的時候，這個理念更清晰，概括更準確。同樣是系統治理，提法是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是一個社會領域的“五位一體”，有中心，有協助，有不同的功能、角色的搭配。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去看中國的社會治理的創新改革，是雙輪驅動的。中國的黨和國家、政府，跟中國的社會、公民、民主，不是像有些國家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關係。實際是一種相互增益的關係，是一種互聯互動協同的關係。

我有一個判斷，在一些地區，黨的建設搞得好的地方，社會發展就快，規則體系構建相對比較高效、完備。這些社會組織在參與的時候，更加具有相對完備堅實的制度基礎和政治保障。中國的黨委、政府可能會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能夠找到群眾或者人民所關注的重點問題，協同組織這些多元化的力量，齊抓共管，形成一個有序有效的合力，解決這些問題。

這個我可以給你一些例子。當時習總書記也提到過，在社會建設中黨的領導是要加強和改善，發揮牽頭和抓總的作用，這個概括是非常好的，非常生動地表達了我們黨的組織，黨的領導，在社會建設、社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比如我到浙江一些地方，他們那邊搞了“紅色細胞工程”。這些“紅色細胞”表達的是基層黨組織的作用，發揮的是領導、引領、組織，這些抓總的工作。

 還有一些地方，比如深圳南山區，我在南山也調研過很多次，在南山有一個改革試點，叫“一核多元”。這“一核”就是講黨組織，它是核心，它是穩坐軍中帳，協調各方，有點抓總、統籌的內涵。但是在“一核”的前提下還有“多元”，轄區內所有的社區、社會組織、專業組織、市場主體、群眾自治組織等，把這些協調進來，然後圍繞著本地區群眾關心的問題，政府確定的發展任務，有序地推動系統治理。因為這種模式有個好處，既堅持了自上而下的指導、協調，又發揮了自下而上的優勢，資訊的優勢、資源的優勢都有。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黨的領導和黨的基層組織的角色發揮得非常好。

（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在基層發揮效力，把黨的領導跟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深度融合、發酵，産生效能的一個非常好的生動案例。這些生動的實踐既體現了黨組織群眾、動員群眾深厚的歷史傳統，同時也體現了一些新的要素，比如説民主的要素、智慧化管理的要素，堅持系統治理新的理念方面的要素。

節目錄製現場。   攝影 倫曉璇

中國網：基層是社會治理的深厚基礎和重要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治理規律認識的深化，為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提供了科學指引。

中國網：黨中央為什麼重視基層的社會治理？

樊鵬：黨的十九大提出來，要把群眾的小事變成黨和國家的大事。這從理念上有一個很好的引領。群眾的小事千頭萬緒，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聯繫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人，除了關心我們國家大的歷史性的發展和跨越之外，他也很關心他自己小家的事兒。這些小家的事兒，個人的事兒，更加切實地關係到人民的感受。

 我覺得有幾個重要的原因：

 一、基層是一個國家管理的“界面”。社區這個層面是一個很重要的界面，它是檢驗這個國家治理制度效能的地方。你行不行，不是説得好不好，理論上好不好，而是你的轉化，實踐效果好不好，人民感受好不好。我覺得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群眾對這些事情最靈敏。這個地方的工作做得好，對於群眾，對於我們人民的安全感、獲得感，對於我們人民的成就感，改革的成就感，感觸是最深的一個地方，觸動最深。

最後還有一個，社區非常重要。從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能看出來，抓基層很重要。基層抓得好，抓得穩，抓得牢，會大大地提高疫情防控的效率，可以增進社會治理的品質。

中國網：目前我國基層社會治理存在哪些弱項？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關鍵是什麼？

 樊鵬：社會治理髮展很快，進步很大。但是我們依然也要意識到，我們在有些方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距離黨中央提出來的目標來説，還有很多改善的地方。我想重點提幾個：

 一、我們要堅持社會治理的系統治理、源頭治理，要形成一整套的制度。這樣一套制度，我的理解是既有政治性的，比如黨的領導，政府負責。同時又有社會的協同、公眾的參與。要形成這樣一個非常系統的，各負其責，又分工負責的體制，不是那麼容易，需要我們不斷地磨合、實踐、總結、創新去實現。

 這裡邊最重要的，不能夠因此而害彼，也不能夠因彼而害此。不能夠過多地強調一方面而壓制那一方面，也不能因為過多地反映那方面，而忽視這方面。我覺得要把握住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把握住秩序跟活力的關係。

 第二、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尤其是反映到社區治理。我們現在的專業化水準還有待大大地提高。從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社會組織是飛速發展的。但是我們知道，在社會治理中間，社會組織可以參與，但是還不能是一般的社會組織，還必須是具有一定的專業素養、專業能力的社會組織。

 你到一些發達的國家跟地區，你會發現，社區的服務是非常專業化的。我到福建晉江去調研，福建晉江的團組織就在許多地區培植了許多專業的兒童心理矯正、犯罪矯正的社工。也就是説，我們需要大量的社會專業工作者成長起來，並且充實到基層。充實到基層之後，還要給他們充分的制度上、資源上的保障，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們國家實際上專業社工的概念是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就提出來了。統計了一下，當時不到20萬專業社工，很少，根本就沒有辦法滿足國家的需求。

到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國家就啟動了一個發展社會專業工作者的規劃。按照當時那個規劃，我們到2020年，專業社工要發展到50萬。但是距離我們的需求還是遠遠不夠，而且這個50萬專業社工分佈非常不均衡。

比如十九大提出來社會治理有四個重要的方向，要增進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和專業化。我剛才提到了專業化跟社會化，但是還有智慧化跟法治化。法治化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説，如果你要系統治理，就要有規則，不是説誰要參與就參與，不是説自發的，我們已經經過40年改革的發展，我們非常清楚，很多東西的形成要靠活力，但是也要靠制度，也要靠積極、有為的政府。這個制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制，要有黨設定的規則，也要有政府的法規制度，也要有法律。

 中國網：中國共産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社會治理的根本是對人的服務和治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作為新發展理念的指導原則，包括社會治理在內的國家各項建設凸顯出以人民為中心這一基本立場。

中國網：習近平總書記的“人民中心論”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的“人民觀”有哪些繼承和發展？新時代的社會治理中又是如何體現這一思想的？

  樊鵬：中國共産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這是前提。你會看到各個歷史時期，倡導以人民為中心是一以貫之的，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期都有，只是形式不同。

從大的歷史階段上來看，那個時候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但是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總書記談以人民為中心，我覺得他不僅把人民視為一個整體，同時總書記也強調，具體的人的感受，這非常重要。我們講了群眾的獲得感，這就是總書記提的詞。我們的改革不但要講宏觀的成就，改革的成就，我們祖國的偉業，黨的偉業。還要感受到實踐效果，還要用人民的感受來衡量改革。既講人民為中心，以民為本，同時又要講人民感受的。這個很重要。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轉變，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或者在社會建設領域一個很顯著的創新。同時也反應了什麼呢？人民不但作為我們一個相對被動的對象，管理對象，或者是服務的對象。同時人民也是能動的。這個應該説歷史上也有，毛主席、小平同志在講群眾路線的時候，在講改革開放發展的時候，也都強調人民的能動性。

但是這個能動性，在新時代的社會領域中體現得更充分、更顯著。在建設一個文明的、發達社會的過程中，要尊重人民的首創性，要發揮人民自由的活力，要實現人自由的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不光是經濟的，還有方方面面的。

我們的社會建設是依靠人民，為了人民。我想這個領域的發展明天一定會更好。

中國網：感謝樊老師給我們帶來了精彩的分享。

（本期人員：編導/主持/文字：裴希婷；圖片：倫曉璇；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