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近年來，西方國家政治人物談及中美合作時“言必稱氣候”。在3月18日至19日在阿拉斯加舉行的中美高層對話中，中美雙方同意加強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對話合作。顯然，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已成為中美合作的一個優先選項。那麼這一合作該如何開始？怎樣開展？針對相關問題，《中國訪談》特邀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原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來與網友們進行交流。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能源基金會供圖）

中國網：很多民調顯示，特別是在國際上有很多人都表示，中美之間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對此您怎麼看？為什麼説中美兩國在這方面的合作如此重要呢？

鄒驥：首先這（兩國）是全球第一大、第二大經濟體，又是第一大和第二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國。中美兩國加起來，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全球佔比能過40%，也就是半壁江山。中美的減排就決定了全球減排的格局，決定了全球氣候進程。

另外，減排光靠一個國家努力，努力的空間是有限的。如果兩個最大的經濟體能夠聯繫起來、合作起來，通過它們政策的協調、戰略的協調，通過它們的貿易、投資、技術轉讓，通過它們國內各自的産業政策、經濟政策協同一致來做，在減排的效應上1+1要大於2，而且會對全球的（減排）全局起到一個決定性的影響。

它們在政治上的合作（成果），在多邊場合，《巴黎協定》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巴黎協定》的最終簽署，一開始面臨很多困難，但是當中美攜起手來的時候，就把這個困難的事情辦成了。

在國際多邊舞臺、多邊渠道，如果中美不聯合，可能推起來就非常慢；如果聯合，可能就有實質性的進展。中美兩國都在國際上有重要的影響，都能夠發揮領導力，當它們合作起來的時候，整個《巴黎協定》的多邊進程也可以更順利一些，所以它們的合作非常重要。如果中美在氣候上不合作，我們很難想像如何去解決這樣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全球氣候問題。

中國網：我們知道，您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工作過很多年，參與了許多的國際談判，也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能不能請您給我們梳理一下，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國際合作情況，特別是中美的合作情況，有哪些比較大的項目或者是有哪些具體的合作領域？有哪些好的成功經驗？給我們分享一下。

鄒驥：要説中國在國際上發揮（的）作用，應該首先還是立足於中國自身的理念、新的發展理念，立足於中國對國際秩序的理念，立足於中國對自己發展進程的看法。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個非常直接、具體的體現，就是全球氣候系統的穩定。因為它涉及到（全）人類的安全、生存的條件和發展的條件。中國有這樣的一個理念，就是我們必須要聯合起來把全球的氣候穩定住，具體一個指標，就是到本世紀末的溫升比工業革命時期的溫度不要超過2度，或者是1.5度。

基於這樣的立場和戰略，中國就可以跟美國對話了：我們有沒有共同的利益？中國明確自己的利益是什麼了，也明確人類的利益是什麼了，那麼和美國的對話就有基礎了——穩定全球的氣候，也是美國的利益，也是全人類的利益。這時候雙方就有理念和價值觀上的共同基礎了。我認為這個共同基礎過去在，今天依然在。

當時這個合作，我認為當時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他們作為兩國的元首都認識到這樣一種共同點。儘管那個時候中美兩國就存在很多爭端、很多問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都很清醒，就是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為了兩國相近的利益，我們可以走到一起來。

最直接的是我們當時同意建立智庫級和專家級的對話機制，由兩國政府來委託一些專家進行對話。我本人也有幸參加到這個對話的行列裏邊，而且作為中方的協調員。專家們對話就是擺問題，識別關於目標的問題、關於能源結構的問題，關於不同行業部門的能源效率（問題）。我們列了一個很長的單子，大家夜以繼日地去對話。對話形成一些認知的基礎，供雙方的決策部門和領導人參考。然後雙方的——我們叫2軌對話和1.5軌對話（有政府參加的），最後政府間（對話）也有，當時中方這邊有解振華（副）主任，他當時在國家發改委，也是我們的國家特使，國家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美方由Todd Stern(托德·斯特恩)做美國國務院的特使。他們保持一個例行的接觸和會談機制。這樣專家在談，官員在談，最後都報告給最高領導人，以至於最後我們克服了很多困難，形成了中美聯合聲明。這是2014年。

中美第一次聯合聲明就奠定了後來2015年《巴黎協定》的基礎，也形成了一個勢頭，我們叫momentum。一開始在那之前我們看不到希望，將近200個國家能不能達成巴黎協議，爭議非常多。但是自從中美聯合聲明簽署之後，緊接著首先影響了在它之後——2014年的利馬（氣候）大會，這個利馬（氣候）大會談判險些破裂。最後一刻，我認為是中美聯合聲明挽救了利馬（氣候）大會，鋪平了走向《巴黎協定》的道路。最後又經過一年的時間，達成《巴黎協定》。而且2016年在杭州，在中國，當時的APEC峰會（應為G20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聯合向當時的潘基文——聯合國秘書長，遞交了雙方批准的文件，使得《巴黎協定》生效。

這段歷史過程説明什麼呢？中美完全有理由，也是有可能形成一種聯合，在全球問題上，因為不聯合最終誰都跑不了，都不能獨善其身。

那個時候，那個時代還有一個中美清潔能源十年合作框架。這種合作對話的機制非常多，促進了兩國政府的交流，也促進了民間的這些智庫、學者，還有公司的交流。

那個時候還創立了一個很有名的關於城市低碳的論壇。我記得第一次會是在洛杉磯開的，雙方城市級別的代表坐在一起來討論如何在城市裏邊（開展減排工作）——城市的交通、城市的建築、城市的供熱製冷、城市的規劃，大家互相交流經驗。

第二次是在北京開的，我忘了（具體時間），應該是2016年在北京開的，是非常的熱烈，而且有向縱深發展的趨勢。但是特別不幸，後來特朗普上臺以後，這些合作都中斷了。4年之後，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令人不願意看到的局面。

現在我們面臨的情況是中美在氣候領域如何繼續合作，而且出了一個新的課題，是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形勢下，政治關係、經濟、軍事等等（方面），這個關係這麼複雜，甚至於可以説達到了冰點，讓我們思考的問題是我們還能不能合作，在氣候問題上怎麼合作？現在如果繼續推氣候合作，需要的條件是什麼？

現在我們看到一些潛力和希望。拜登總統他們把氣候政策放到這麼一個優先的位置上，無論是國際政策還是國內政策（上），同時他們任命的氣候國際合作的團隊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這些老朋友。John Kerry是當年的國務卿，現在是做總統特使，還有Jonathan Pershing (喬納森·珀欣），這些都是我們很熟悉的人；還有Gina McCarthy（吉娜·麥卡錫）；包括Yellen，它的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財政部長，都是很熟知氣候的人，而且在財政部裏面設置了氣候的崗位。這個都是有利條件。

中方現在也任命了解振華同志做我們中方的國家氣候變化特使。他們都是非常懂專業、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彼此的這麼一批人，再去談中美的氣候合作。本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局面，潛力非常大，可能性非常高。但是確實，我前面談到，我們面臨著一個完全不同，跟4年前5年前不同的形勢。現在的政治信任、政治關係達到了一個冰點，在這個時候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雙方氣候領域的合作？我們希望專心致志地來解決氣候問題，來合作，但是怎麼又不受這種惡劣的政治關係的干擾，這是一個大的難題。兩個人合作，説我們之間都沒有信任，甚至於我們之間還是一個互相猜疑的，甚至對抗的（關係），這個合作怎麼做？這個現在是我們當下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中國網：您剛剛也提到，由於特朗普政府一些比較極端的政策，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是有一些中斷的。下一步，我們應該如何重新開展這方面的合作呢？有哪些具體的內涵或者形式，或者潛力比較大的地方，或者是一些比較優先的課題，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視頻截圖）

鄒驥：我覺得，當然首先我們樂於見到兩國政府（開展接觸），儘管我知道存在很多麻煩，很多分歧、爭論，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知道，兩邊的特使，國家的特使都已經在聯繫。我希望沿著這個政府的渠道，能夠繼續往前推進，能夠建立碳中和這樣的一個聯合工作組，把我們在歷史上一些好的做法再撿回來。這是我樂於看到的比較理想的結果。

雙方就一些重大的問題，比如説目標的設定、路徑、重要的技術研發、重要的政策協調，可以分領域——比如我們從工業領域、交通領域（交通領域裏邊的電動車，比如説，大家都感興趣）、建築領域、電力系統、綠色金融，我們的議題非常多，具有共同興趣的議題很多。一個一個先開展對話、交流——人員的交流，將來深化學者、專家的交流，乃至企業界的交流。這個一步一步，我們一起來做事情，來減排。

我們希望是這樣，但是現在確實是太不確定了。這個取決於雙方的互動，雙方管控那些大的外交關係、政治關係，讓它不要影響我們在氣候變化上的合作、我們的經貿合作。氣候變化的合作實質上——因為氣候變化最終是一個發展的問題，它會和投資問題、技術問題、金融問題和貿易問題建立起聯繫。比如説PV，太陽能的設備，就存在著一個在哪兒生産合適（的問題）——哪地更划算？哪地更適合兩國降低減排成本？就有一個能不能順利地貿易，或者是順利地去投資（的問題）。這個就回到和經貿問題有著沒法割斷的聯繫。

這個是官方的聯繫。在這裡邊還要強調一點，當官方的關係出現困難的時候，這個時候民間的聯繫、公共外交框架下的這種交流，比如公司和公司之間、智庫和智庫之間、學者和學者之間的這種對話、交流、合作，就顯得格外重要。至少他們是作為一個聯繫的紐帶，至少要互通消息吧，都知道對方在幹什麼，對方的情況怎麼樣，要了解。

在這個特殊的階段、特殊的背景下，我更鼓勵當下要加強非官方的合作。因為生意總是要做的嘛，投資總是要投的嘛，要去逐利；技術研發同行們肯定是要去交流的嘛。如果技術研發出來，我們可以到市場上去説話嘛，該誰獲利。最後的結果應該是大家的非化石能源佔比都上來了，太陽能裝上了，風能裝上了，煤碳減少了，能效提高了，汽車的燃油經濟性或者電動車起來了。這是我們看到的最終結果，它會有利於減緩氣候變化。

所以，能合作的方式其實很多，只是在處理官方關係的時候，要特別謹慎，不要干擾了正常的經貿的往來、技術的合作、學術的交流。

中國網：還是那句話：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鄒驥：是這樣。我在我的朋友圈裏就説了：有事兒説事兒。你現在是不是想防疫，控制疫情？都想控制疫情。你是不是想應對氣候變化？想。你是不是想趕快經濟恢復，而且還要綠色恢復？都想。那還耽誤什麼呀？那就好好幹！有事兒説事兒，幹你的事兒去。中國老百姓講話：別扯閒篇，別拿意識形態爭來爭去，把正事兒給耽誤了。我覺得大家應該形成這麼一個共識。

（本期人員：編導：韓琳；記者：白璐；後期：劉凱；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