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旭:我在教科文組織見證了中國世遺名錄和非遺名錄成為世界第一
 
時間:2020年10月23日
嘉賓: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文化官員/巴黎中國文化中心前主任 蘇旭

中國網:各位網友大家好,“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今年是聯合國成立75週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是聯合國在國際教育、科學和文化領域成員最多的專門機構,現有195個成員。75年來,教科文組織都做了哪些重要工作,對世界各國的文化事業與社會發展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與中國又有哪些合作,就這些問題,本期節目,我們特邀曾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原文化官員蘇旭,與廣大網友聊聊他對教科文組織的了解,以及他在教科文組織所經歷過的那些事。

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文化官員蘇旭。(趙娜 攝)

中國網:蘇先生您好,感謝您做客《中國訪談》。

蘇旭:主持人好,各位網友大家好!

中國網:對於普通網友來説,聯合國是一個特別遙遠的機構,那想先請您給網友介紹一下教科文組織的一些基本情況。

蘇旭: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於1945年10月,由193個成員國組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聯合國系統內成員國最多、業務涵蓋範圍最廣的專業性機構。這個組織的宗旨是通過教育、科技和文化,促進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為和平與發展做貢獻。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門前,豎了一個巨幅的標語牌,上面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6種工作語言寫著教科文組織的座右銘,那就是“戰爭起源於人們的思想,因此要在思想上建築和平的屏障”。

中國網:建設教科文組織的宗旨?

蘇旭:這是它的宗旨或者是它的座右銘,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圍繞著這個宗旨來開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政府間合作組織,只有主權國家才能有權成為它的成員國。

中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始國,于1971年恢復了在教科文組織的合法權利,1972年10月恢復了在該組織的活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要由三個主要機構組成。

第一個機構就是大會。大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 每兩年召開一次,每單數年的10月份召開,一般都在巴黎總部舉行。大會是教科文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教科文組織的所有重要決議都要經過大會通過才能生效。這是它的第一個重要的機構。

第二個重要的機構就是執行局。執行局由58個成員國組成,可以連任,每4年換屆一次。執行局的主要任務就是落實執行大會所通過的決議,並且為下次大會做準備。執行局每年春季和秋季召開兩次會議。中國于1972年被選為執行局的會員國,此後一直連任至今。

第三個重要的機構就是秘書處,由來自170多個國家的國際職員組成。秘書處一共有2100多名國際職員,其中1400多名職員在教科文總部工作,還有700多名職員在總部外辦事處工作。秘書處的最高領導是總幹事,由大會選舉産生。現在的總幹事是阿祖萊,是法國人。總幹事的主要助手是副總幹事,現在的副總幹事是中國人曲星。秘書處主要的組成機構包括7大部門,這7大部門比如説有文化部門、教育部門、自然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部門、對外聯繫部門、後勤部門等等。這是秘書處的主要機構。同時還設有13個局、處。這13個局、處歸總幹事直接領導。

除此之外,教科文組織還在世界各地建立了53個總部外辦事處,來行使教科文組織的職能和工作。

中國網:經過您的介紹,我們也了解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非常龐大的機構,它主要的人員有您剛才説過的聯合國組織本身的職員,也有各國的常駐人員。這兩部分人員之間,他們的工作是如何協調溝通的呢?

蘇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共有193個成員國,成員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工作聯繫主要通過兩個常設機構,一個機構就是各國的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另一個就是各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教科文全委會設在會員國本身,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的工作地點設在教科文組織總部。比如中國教科文全委會于1979年2月成立,由我們國家的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文聯、記協、作協、體育總局、共青團等30多個部委和社會團體組成,他們的辦公地點是在教育部,是在中國。

各國的常駐團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中國在教科文總部也設有常駐團。我當時就是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的文化官員,我們經常和秘書處的國際職員進行溝通交流。秘書處主要負責會議的文件準備、會議的日程安排以及一些活動的程式等等,像我們代表團要經常跟秘書處進行聯繫,聯繫的頻率還是很高的。這兩部分關係屬於合作性質的關係。

中國網:咱們主要的溝通語言是法語還是英文?

蘇旭:教科文組織一共有6種工作語言,包括英語、法語、俄語、漢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這6種工作語言最常用的是英語和法語,一般的會議,一般的人員溝通與交流基本都用英語和法語。除了重要的會議和大會是6種工作語言以外,平時溝通交流、合作主要就是英語和法語。

中國網:我們知道蘇先生您是學法文出身的,您是哪年進入到教科文組織工作的,能簡單介紹一下您在教科文組織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情況嗎?

蘇旭:我從2002年到2010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擔任了8年的文化官員。我是從駐法國大使館調到教科文常駐團工作的。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所有的文化交流與合作,當時都是由我來負責。我主管的範圍還是很廣的。

中國與教科文組織的文化交流與合作是廣義的,大概念的文化,包括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青年、體育以及群眾團體等等。當時我跟國內差不多有20多個部委和群眾團體進行業務聯繫,所以工作還是很忙的,可以説我當時的責任還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跟教科文組織所有文化交流都由我一個人來負責,我的工作成果怎麼樣,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影響力、直接的國家文化利益。我的工作原則就是儘自己的最大努力,擴大中國的文化影響,全力以赴地維護國家的文化利益。

中國跟教科文組織的聯繫是非常頻繁的,工作量也特別大。比如説我要經常出席教科文組織大會和執行局會議,要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國際公約和執行國際公約的會議,與教科文組織秘書處的官員進行經常性的聯繫,與各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外交代表進行溝通與聯繫,與國內的20多個部委和群眾團體進行聯繫。

中國網:工作內容非常繁忙?

蘇旭:還經常組織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動,比如説我在教科文組織就組織過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節、孔子文化節、文化多樣性節,每個藝術節都要來三四百人。這三四百人他們的食宿交通,他們的活動安排,都由我一個人來負責。

教科文組織可以説是一個知識的海洋,它制定各種各樣的國際公約,有很多的國際規則,你得熟悉這些國際公約,熟悉這些國際規則,這些都需要我們進行充分的準備。

中國網:所以説您的工作不但工作量非常的巨大,而且責任也非常重大。

蘇旭:責任非常重大。因為有的時候我們要代表中國一些主管部門的意見來發言,所以我經常是晚上11點或者12點給國內發傳真,因為巴黎跟北京有六七個小時的時差,我晚上12點給國內發傳真,國內是早晨7點,他們馬上上班,就能看到我這些意見,進行研究。我第二天早上起來,七八點鐘給國內打電話,國內的意見也有了,然後再反饋給我,我就可以代表中國政府在會議上發言了。

所以我在教科文組織工作期間,應該説沒有休息的概念,也沒有節假日的概念,都是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看結果,只要是有好的結果,我們就滿意了。儘管我的工作千頭萬緒,工作很多,但我覺得其中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為我們國家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的項目,這個涉及到我們國家直接的文化利益。

中國網:近些年來我國有很多的文化古跡包括名勝古跡被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遺産名錄”當中了,也想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這方面的評選工作,我們是如何進行的?

蘇旭:使我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世界文化遺産名錄”跟“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這兩個名錄,目前中國雙雙排名世界第一。我有幸直接參與了中國的申遺工作,並且為我國的申遺工作盡了自己的努力,做了貢獻,我是我國申遺工作的親身經歷者和實際見證者,我感到為此非常欣慰。

作為中國的文化外交官,我感到很自豪和驕傲,祖國的強大,國家的大力支援,就是我們最堅強的後盾。

中國網:我們知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遺産的公約,想請您跟我們介紹一下我們這項評選的工作是如何進行的,有哪些評選的標準呢?

蘇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2年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根據這個公約,設立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名錄”,並且成立了世界文化遺産政府間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24個委員國組成,每年召開一次會議。這個會議儘管它的議程很多,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審議和通過各國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産名錄”項目。

各國主要通過以下程式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名錄”項目:首先各國要向教科文組織文化部門提供申報材料。教科文組織拿到材料以後,對材料進行初步的審核,如果這個材料比如説不符合規定或者是缺材料,它可以跟申報國説你再補充一些材料。材料基本符合標準,基本齊備了以後,教科文組織就把申報材料交給“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或“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這兩個專業機構進行評估。申報文化遺産的材料就交給“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進行評估,申報自然遺産的項目就交給“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進行研究和評估。如果是申報雙遺産——文化和自然雙遺産,它就把這個材料先給“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進行評估,然後再交給“自然保護聯盟”進行評估,評估完了以後,這兩個機構合到一起開會,來進行研究。

除了這兩個國際專業機構對材料進行研究以外,還要派專家對項目進行實地考察。考察完了以後,專家回到巴黎,然後再結合這些申報材料,與這兩個國際專業機構開會,根據評選標準,一條一條地來評估申報項目。評估完了以後,他要提出4項建議,比較符合標準的就建議列入名錄;如果説還缺材料的,就建議補充材料;如果説這個申報項目基本符合標準,但是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那就重新申報;如果説這個項目跟標準不符合,那麼建議不列入。他就提出4條建議,這個建議就提交給世界文化遺産委員會。世界文化遺産委員會每年基本在七八月份的時候召開會議,24個委員國召開會議,最後審議並通過各國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産名錄”項目。基本程式就是這樣。

我們説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名錄”這項目主要分為三類:一類就是文化遺産,一類是文化和自然雙遺産,還有一個是自然遺産。評審的程式基本就這樣。

中國網:我們也了解到近幾年來我國有很多文化遺産包括風景名勝地被收錄到了世界文化遺産當中了,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中國在這方面的申報和收錄的情況呢?

蘇旭:中國于1985年批准了世界遺産公約,從1987年開始正式申報《世界遺産名錄》的項目,等於晚了十幾年,晚了15年。在這15年期間,像這些歐洲遺産大國,它們已經申報成功了,有的20項,有的30項,我們就起點晚,就落後了。但是我們就奮起直追,抓緊時間,趕快申報。但後來教科文組織在2000年以後出了一個新的規定:各國最多一年就能報2項。

中國網:限額了?

蘇旭:限額了。我們追趕的步伐很快,跟它們接近的時候,就開始限制名額了。但是我們仍然沒有失去信心,每年就儘自己的最大努力爭取兩項,報兩項能夠評上兩項。它這個申報是要求很高的,如果你申報兩項,這兩項沒有批准,是不允許你再補報的,名額就丟掉了。所以我們每一項都要非常慎重,保證申報就成功,而且我們成功率也是非常高的。

中國網:那前期的篩選工作是非常重要了?

蘇旭:就是確定項目,準備材料,各方面的準備,可以説國內的準備是非常充分的,有時候為了準備一個項目,要投資好幾個億。

中國網:這麼多?

蘇旭:因為如果是一個“世界遺産名錄”的項目,在這項目當中,它就是原汁原味的文化遺産,就不能有新的建築,比如説我們的泰山,你泰山裏邊就不能建了很多高樓大廈、新的橋梁、新的鐵路,像這些就都不行。有一些遺産地裏邊有新的建築怎麼辦呢?就得拆遷。這個拆遷量就很大,就得完全符合教科文組織的標準。所以我們對教科文組織的評選標準那是深入研究,吃透了,基本上保證了每年兩項。

中國網:這每年確定這兩項是不是要提前至少一年做準備工作呢?

蘇旭:一年還不行,往往提前很多年。我們有一個候選名錄,就是説準備把你這個項目推薦到“世界遺産名錄”項目中去,之前很多年就要準備了,就有100多個項目在排著隊。現在我們中國列入“世界遺産名錄”項目一共是55項,在這55項中有37項文化遺産,4項文化和自然雙遺産,14項自然遺産。可以説在全球各國當中,中國世界遺産數量的增長速度是最快的,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可以説是後來居上,目前中國“世界遺産名錄”的數量與義大利並列世界第一。

中國網:除了世界文化遺産保護工作,我國近些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産方面也取得非常大的進展。我們了解到,我國申報成功的40項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其中33項是經過您的手來完成的,能不能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方面的工作呢?


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文化官員蘇旭走進《中國訪談》直播間。(趙娜 攝)

蘇旭:在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上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教科文組織為什麼通過這個公約呢?就是保護那些非常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並且搶救那些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産。

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的發展,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産消亡了或者是處於瀕危狀態。比如我小的時候到商店去,那售貨員都是打算盤,你應該付多少錢,售貨員打算盤就算出來了。但現在都是通過電腦,我們見不到算盤了,這個珠算就成了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了,很可能消失了。

比如以前中國古代文人都是寫毛筆字,寫信、寫書、寫文章,都是寫毛筆字。現在沒有毛筆字了,都是電腦打字了,所以書法也成為瀕危的文化遺産了。比如説我們小的時候,也沒有電視,也沒有電腦,也沒有手機,就請老年人給我們講故事,實際上老年人給青少年講故事,其中就包含著很多的口頭傳説,這口頭傳説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産。現在還有幾個小孩去聽老人講故事?都是玩手機、看電視、看電視劇,都去看這個了,所以口頭傳説也快消亡了。

因此,為了保護這些瀕危的文化遺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為了準備這個公約,教科文組織已經充分準備,在兩年的時間裏,召開了5次政府間專家會議,逐句逐段地討論公約的內容。我作為中國的文化代表,出席了這5次政府間專家會議,都出席了,並且代表中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發表了中國的觀點和意見,也把我們中國的觀點融入到公約當中去了。經過充分協商充分準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3年10月就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公約通過以後,需要各國批准,30個國家批准之後,公約才能生效,中國于2004年6月批准了公約,是第6個批准公約的國家。中國批准公約也是很認真的,也是很嚴肅的——經過人大批准,外交部長跟國家主席在批准書上簽字,我就親自把批准書交給了教科文組織的總幹事。

公約生效以後,就要舉辦締約國大會,並且選出非物質文化遺産政府間委員會。中國于2006年6月以最高票當選為首次非物質文化遺産政府間委員會的委員國。

2007年9月,教科文組織就啟動了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這個項目的工作,中國緊緊抓住機遇,積極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項目,維護了我們國家的文化利益,也體現了中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産領域雄厚的實力。比如説2009年9月,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召開了第四屆非物質文化遺産政府間委員會,我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出席了這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國的25項非物質文化遺産成功列入了“人類非遺名錄”,這數量是非常多的。當時,在那次會議期間,總共有72項世界各國申報的非遺項目列入了“人類非遺名錄”,在總共72項當中,中國就佔了25項。

此後,中國繼續抓緊時間申報“人類非遺名錄”項目,並且一直維持著世界第一的位置。目前,中國有40項“人類非遺名錄”項目,世界排名第一。在這40項非遺名錄當中,我直接參與了33個項目的申報工作,可以説我為我們國家非遺申報工作還是做出了重要貢獻的。

中國網:這些項目中,33個是非常之多了,有沒有哪個是您最感興趣的,您覺得它列入文化名錄當中意義重大呢?

蘇旭:這40個列入“人類非遺名錄”的項目當中,其實哪一項都很重要,都具有代表性,都是經過非物質文化遺産委員會討論、評估才通過的,哪項意義都是很重大的。但是相比較之下,我覺得最有意義的項目就是中醫針灸。當時我們中國政府非常重視這個項目,就是把有關中醫的非遺項目當成最重要的項目加以申報,並且要求我力爭列入“人類非遺名錄”。最開始的時候,中國申報的這個項目的名稱是“中醫”。我研究完了國內報來的申報材料之後,我就覺得這個項目涵蓋的範圍太廣了,它與教科文組織“人類非遺名錄”的申報標準有差距。

中國網:這樣不利於選錄?

蘇旭:不利於選錄,於是我跟國內建議,我説你最好收窄項目內容,比如申報中醫針灸。

中國網:您為什麼推薦中醫針灸呢?

蘇旭:因為在所有中醫的各個門類各個分項當中,中醫針灸在世界上的影響應該説還是比較大的,還是能夠得到外國人認可的,而且相對來講,外國人也比較容易理解。所以經過比較以後,我就建議還是報中醫針灸,但是我只是一個建議。我首先建議國內要收窄項目,中醫哪個項目由國內來定。因為中醫分的門類非常細,比如説望聞問切,比如説同仁堂的制藥方法,這些都可以算是申報項目,但是必須得是很具體的一個項目,你不能籠統打包申報,那就不行了。我是建議中醫針灸,但是哪個項目由國內來定,由中醫藥管理局他們來決定。國內經過了可以説是非常認真的研究……

中國網:非常審慎的研究?

蘇旭:很慎重研究以後,同意我的建議,首先收窄申報內容,並且也同意我建議的申報中醫針灸。國內還專門安排我回國,和中醫藥管理局一起來修改申報材料,由我把這個申報材料帶到教科文組織,直接遞交給教科文組織文化部門,最後終於在2010年非物質文化遺産委員會召開期間,中醫針灸成功列入了“人類非遺名錄”。

中國網:我很好奇,我們每一項申遺的項目可以説都是非常專業的領域,這是不是要求您在每個領域都要有所知識儲備呢?

蘇旭:可以説吧,每個項目是很專業的,比如有的是針灸,有的是京劇,還有的比如説新疆木卡姆、蒙古長調,這些都很專業,對它們的專業,我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懂,但是我對教科文組織的申報標準,我是清楚的。作為申報“人類非遺名錄”項目,基本要有四個“清楚”。

第一要描述清楚,大概一千字,你得給它説清楚,首先要描述清楚。

另外,要把群體説清楚,哪些群體從事這個項目,比如説蒙古長調,從事“非遺名錄”項目的這些人都是蒙古的牧民,他們在蒙古大草原上放聲高歌。要把群體説清楚,還要把地域説清楚,比如新疆木卡姆的地域是在新疆,而不是在其他的地域。還要把保護措施説清楚。

不管是“世界遺産”項目,還是“人類非遺名錄”項目,凡是交到我這裡,首先從我這裡要認真研究,我覺得哪兒不合適了,希望國內進行補充,進行修改。我認為合適了,那我再交給教科文組織的專家以及國際級的專家,讓他們來審閱、評估和修改。所以真正我們最後交到教科文組織的申報材料都是符合標準的,因為是經過幾道手,經過了多層把關才交上去的,交上去的材料都是符合標準的。

中國網:剛才您給我們介紹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産以及您的一些主要工作內容,下面請您跟我們談一下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有哪些事情是您印象比較深刻的呢?

蘇旭: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産領域所表現出的雄厚實力、強大的組織能力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比如説《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通過之後以及實施細則通過之後,教科文組織于2007年9月就啟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申報工作。因為是第一次申報,誰都沒有經驗,所以各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代表都跟國內建議:你儘量能夠多申報一些,申報多了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我跟國內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我説你儘量多報。我還提了一個比較具體的數字,我説爭取申報35項。這數量是很多的。國內對我的建議非常重視,但是在操作起來是需要一定時間的。首先這35項是哪35項,我們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非常多,有幾千項甚至上萬項,要選出35項不是小事件,而且需要研究論證,還要履行報批程式,這些都很需要時間的。當最後國內確定申報35項,並且把項目也確定了,到這個時候,時間已經非常緊了,距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規定的遞交申報材料的截止日期只有一個半月的時間了。

中國網:非常緊張了。

蘇旭:很緊張了,通常情況下,根據我後來的經驗,準備一項“人類非遺名錄”的材料,需要的時間是10個月到1年的時間,現在我們只有1個半月的時間了,準備35個申報材料,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中國政府下決心一定要把這塊硬骨頭啃下來,一定要完成這項任務。於是我們國家就組織各方面人員進行大會戰,準備申報材料的同志夜以繼日地工作,吃住在辦公室,一個半月就沒回家。他們發揚艱苦奮鬥頑強拼搏的精神,終於圓滿地完成了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在規定的時間內,向教科文組織提交了35項申報材料。

等到截至日期到達,教科文組織在匯總各國提供的申報材料的時候,發現絕大部分國家提供的申報材料不到5項,為什麼提供材料少呢?首先沒有經驗,第一次準備申報材料,怎麼寫,都不太清楚,對評選標準也沒有吃透,所以寫起來有一定的困難。一方面缺乏經驗,另外一方面時間也比較緊,儘管都想多申報,但是他們所能做到的,大部分都沒有超過五項,而他們能力就這樣。

中國網:那我們35項遠遠超過了。

蘇旭:而中國申報了35項,遠遠超過了其他的國家,可以説創造了一項奇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員和各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代表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只要中國政府下決心做的事情,或者中國政府承諾做的事情,都能夠做到、做好,並能夠做到世界最好。這個共識已經被多次實踐所證明。

中國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中國的合作,您認為它對於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以及中國的文化走出去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呢?

蘇旭: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合作是高層次、全方位、多領域的。通過這種合作,中國促進了教科文組織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在教科文組織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2017年10月,美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退出以後,中國就成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第一會費大國。這必將提高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相應地中國也增加了在教科文組織的責任和義務,因此教科文組織的副總幹事的職務就由中國人擔任。同時在教科文組織總部內,中國籍的僱員擔任了許多個重要的領導崗位,也就是説我們在人員安排上面佔有了重要的位置。中國積極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公約和國際準則性文件的制定、實施和宣傳工作。比如,中國參與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和《文化多樣性公約》的全部制定過程,並且在制定過程當中發揮了積極的和建設性的作用,維護了中國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也就是説,在教科文組織制定國際準則性文件的時候、在制定國際文化秩序的時候,中國發揮了作用。

中國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個平臺,努力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交流與合作;中國通過教科文組織的政策規劃、合作項目、重大計劃,通過這些平臺,向非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經費支援、人員培訓、業務諮詢等方面的援助,也就是説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聯繫是通過教科文組織這個平臺來開展的。

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合作是豐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中國積極落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規定的《保護世界文化遺産公約》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積極申報“人類非遺名錄”項目和“世界遺産名錄”項目,我們積極申報“世界遺産名錄”項目實際上是落實公約的一個具體的行動。中國認真宣傳,積極宣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遺産公約》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在中國形成了保護文化遺産的熱潮。中國保護文化遺産已經成為了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為世界保護文化遺産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中國成立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産培訓中心,為亞太地區各國提供非物質文化遺産方面的培訓,每年組織10余個培訓班,有的在中國舉辦,有的在外國舉辦,到目前為止,已經培訓了亞太地區國家的數千名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專家、學者、老師和新聞記者。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舉辦“成都國際非遺節”,每兩年舉辦一屆,成都國際非遺節目前是世界上影響最大、觀眾最多、參加人員最多的國際非遺節。

中國每年都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辦文化宣傳活動,這些活動數量多,品質高,影響大。比如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期間就舉辦過“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節”、“文化多樣性節”、“孔子文化節”、殘疾人藝術團演出,以及京劇、舞蹈等等方面的文化活動,都産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通過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合作,促進了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增進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了世界文化多樣性的發展,也堅定了中國的文化自信。

中國網:可以説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也是中國文化實力不斷增強的過程?

蘇旭:對,中國文化現在在世界上的影響是越來越大了。中國積極開展雙邊的文化交流,比如説中國跟歐洲國家和非洲國家、跟亞洲國家的雙邊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但是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交流也更加活躍,也更加豐富多彩。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制定國際規則的地方,通過這個組織,你可以擴大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也能夠通過中國人的努力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國際文化規則的時候發揮作用,所以教科文組織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中國網:我們也期待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機制之下,中國文化可以走得更高,走得更遠。

(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韓琳;主持:佟靜;攝像:王一辰/張文泉;後期:劉凱/張文泉;主編:鄭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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