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兩國在應對疫情、國際合作、宏觀調控以及後疫情時代的發展戰略等方面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也收穫了不同的結果。那麼，在疫情面前中美兩國的政策選擇差異為何如此之大？今天，我們就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顏色教授一同梳理一下疫情期間中美兩國在一些領域的政策選擇及其背後的原因。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顏色

       中國網：目前美國是全球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美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了極大的危害。對比美國，中國目前的疫情防控已經進入了常態化階段，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逐步恢復正常。其實，在疫情早期，兩國在應對疫情的態度以及政策方面，就大相徑庭。您怎麼看待這兩種差異背後的原因呢？        

       顏色：首先，我們來對比一下中美兩國在應對疫情方面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起初面對一個未知病毒的挑戰，大家都有一個認識的過程。但是美國從認識這個病毒到做出反應的過程特別漫長。從中國1月底暴發疫情以來，一直到3月底，這兩個月，美國其實沒有做太多反應，他們認為，這是一種“亞洲病毒”、“中國病毒”，甚至認為，這是只針對黃種人的病毒，只有落後國家才會有這種問題，發達國家是不太會有這樣的問題的。這就導致（他們）應對非常得緩慢。

       第二，等到他們真正認清楚疫情的嚴重性以後，在協調、組織方面，比如物資的準備、政府的反應，social distance，即保持社交距離，包括隔離等方面就體現出體制的差異。就是説當我們遇到巨大的衝擊時，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會帶領整個體制做出非常有效率的反應，這非常重要。美國的體制，包括聯邦政府、州政府之間，在協調方面，這些問題都比較嚴重。我倒不是説哪一個（體制）就一定好，但是在應對這種問題（突發公共危機）時，我國確實有一定的體制效率和（制度）優越性。

       第三，當疫情徹底暴發，美國在後期應對疫情時，整體過程當中有非常多的問題。其實，體現出來的一個問題是，美國面臨大選，他們有很多的選擇都是出於大選、選戰的考慮，什麼樣的大選策略是最優的策略。（而對於）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考量服從於大選的政治利益。此外，美國本身的政治氛圍又是兩極化的政治氛圍，互相對立非常嚴重。很簡單，一個口罩的問題就（可以）成為你支援民主黨或支援共和黨的一個標誌：支援民主黨的人戴口罩，支援共和黨的人不戴口罩。一個很簡單的科學問題被政治化，很重要的原因是（出於）大選的考慮，這就導致中美應對（疫情）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        

       中國網：可以説這種政治因素導致的應對策略、態度的不同，也是讓人們付出了生命健康的代價？        

       顏色：沒錯，從美國（應對疫情的）整個過程當中，你可以看到，以特朗普為首的少數政客對於自身政治利益的考慮經常是放在人民群眾健康利益之上的，比如有一些（言論）實在是令人無法理解，包括像我這種對美國非常了解的人也無法理解，比如要大家注射消毒液類似這樣的問題。這就體現出，美國對於這種未知病毒，態度傲慢、自大，整個組織也很混亂，讓大家對於美國整體的政治運作狀況非常失望或者很震驚，真的是很震驚。        

       中國網：可能説一系列出乎意料的操作也讓美國錯過了疫情防控最佳的窗口期。新冠疫情在海外暴發以來，中國面向受疫情影響比較嚴重的國家，派出了醫療救援隊，捐贈防疫物資，分享抗疫經驗，我們也積極地配合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疫情的源頭，而美國卻指責並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甚至甩鍋“中國病毒”。我們知道，面對疫情，守望相助，同舟共濟是唯一的選擇，那麼美國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顏色：這也體現出中美兩國政治體制與社會的巨大差異。自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後，美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就是更加以自我為中心，較少擔負國際社會責任。其實，在二戰以後，美國作為國際社會的領導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是承擔著比較多的社會責任的，當然美國有霸權主義的一面，但是它也確實承擔了比較多的（國際）社會責任。但是美國由於國內政治結構的分化，大家的政治立場高度地對立，特別是大選進一步激化了美國國內政治立場的對立。所以，有相當多的美國人認為，他們在過去這20-30年間，包括和中國的經濟合作，允許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這些合作當中，沒有獲益，是受到損害的。    

       疫情就更加劇了他們的這種觀點，認為和國際組織，尤其是和中國的合作，對他們來説是吃虧的，而中國則佔了便宜。而且從時間線上來説，疫情最初是在中國比較嚴重。所以，最簡單的操作手法，就是把（責任）“甩鍋”給中國。    正如我剛才所説的，疫情之前，一直以來，特朗普所鼓吹的，其實是在迎合美國國內相當一部分人的一個觀點，就是中國佔了便宜，美國吃了虧。因為疫情，美國吃的虧就更大。所以，這種“甩鍋”的操作是特朗普及共和黨內相當一部分鷹派人士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特別是（為了在）大選期間穩固選票，進一步操縱這樣的議題，把這種觀點強化。所以，我認為，這是美國國內政治一個很激烈的問題，也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社會面臨很多結構性的問題，短期之內無法解決，所以，只好把這個問題輸入到國外去，“甩鍋”給別國。        

       中國網：為了對衝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中美兩國分別出臺了一系列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為企業紓困、為市場注入流動性。對比美國超大規模的財政刺激，中國的財政政策規模略小，力度也略弱。您怎麼看待兩國在財政政策上的差異性，效果又如何呢？    

       顏色：從總體規模上來説，就像您所説的，美國財政政策的規模是非常大的，其中很多都是直接給企業、給個人的救助。美國目前正在討論第五輪的刺激政策，雖然還沒有出臺，但我覺得非常有希望出臺。以前，美國財政赤字的規模，國債的規模，都是有上限的，現在都被突破了。美國是採取了一些短期化的政策，而不太在乎長期的利益。美國國債的規模，短期之內已經到了非常高的水準。大選之後，明年的財政赤字可能會有點失控。總體上來看，美國財政、貨幣政策刺激規模都是完全不惜代價的，我相信有相當一部分是大選的因素。大家都希望最好不要交稅，大家都希望政府給我發錢。可是錢從哪來呢？現在低稅收就意味著未來的高稅收，或者大家都不願意交稅，讓中央銀行去印錢，印錢最後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其實美國人一樣是交了通脹稅。所以，所有現在的這些問題未來都是需要買單的，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但是美國現在的政策都比較短期化，因為如果我競選不上總統，什麼事情跟我沒關係，那都要下一任去擔心。所以，美國政策短期化的現象非常得嚴重。

       中國財政政策力度也是不小的，但和美國或者和很多西方國家的力度相比，總體來説（我國財政政策）佔GDP的規模相對而言略微小一些，我們主要的財政政策，包括赤字率的提升，增加了1萬億的預算內赤字，專項債比去年增加了1.6萬億，抗疫特別國債發行了1萬億，加起來總共3.6萬億，其中額外為疫情增加的大約是2萬億左右，而且我們本來就會做一些正常的增加。所以，這和我國的GDP總額相比，大約佔2%-3%之間的財政政策刺激規模。    

       我國和美國（相比），國情、社情方面存在很多的不同。首先，美國老百姓儲蓄率是非常低的，如果失業了，老百姓就沒有收入了，生活立馬就（會）遇到很大的問題。所以，美國向老百姓直接發放救助金。從我國的角度來説，首先我國受到的衝擊比美國要小，（因為）美國是一個以服務業為主體的國家，美國服務業佔GDP比重超過80%，而疫情衝擊最大的就是服務業。所以，美國受影響的人群更廣，這些人一旦失業，生活立馬就會出問題，而且剛好美國又臨近大選。而我國受影響的人群相對美國而言，是特定地區的，特定人群，大部分人還是可以承受的，不至於生活立馬陷入困頓。    

       第二，我國對於生活真正遇到困難的人，在失業救濟方面其實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們更傾向於（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方式來保就業，就是我們能夠通過財政、貨幣綜合政策措施來幫助企業，從而使企業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我們更傾向於這種方式，而不是直接發放救濟金的方式。我們對失業的人也會發放（救助金），但規模是有限的。更多的是能夠讓失業的人重新找到工作。    

       第三，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希望能夠從“4萬億計劃”（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發後中國應對危機採取的財政政策）當中吸取一些經驗和教訓。如果在遇到危機後，政府盲目地花錢、刺激、投資，其實長期以來會産生一些負作用。所以，我們要考慮我們的財政的承受能力，短期的財政赤字或財政救助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無限制地濫用，因為財政的可持續性很重要。而且，最終所有的財政赤字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最終還是要老百姓來承擔的，因為政府本身只是（發揮）轉移財富的作用。    

       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我們的財政政策，一直以來秉持的一個觀點叫做量入為出，我們中國人是這個觀點，我們中國政府也是這個觀點，所以我們更偏向於保守，避免過度刺激。所以，我們財政政策能夠具有可持續性，不要有過大的財政赤字或者規模太大的國債。（否則）老百姓以後會承擔更多的負擔。        

       中國網：我們再來看一下貨幣政策。其實和財政政策是相輔相成的。在貨幣政策方面，美國也實行了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即無上限的量化寬鬆，而我國則保持貨幣的定力和持續性。我們在降準、降息的同時堅決不搞大水漫灌。您怎麼看待中美兩國在貨幣政策方面的差異及效果呢？    

       顏色：美聯儲在疫情暴發後直接把聯邦基金利率下調到0%-0.25%，而我國的利率，目前最低的水準，一年期中期借貸便利的利率為2.95%，七天央行逆回購利率為2.2%。我們的政策性利率總共就降了30個基點，對比美國，我們降得少太多了。這是一個最大的差別。

       其實我們人民銀行在疫情暴發以後，受到外界的質疑還是比較多的。為什麼我們不寬鬆？為什麼我們的利率只降了30個基點？

       從疫情期間來看，我國央行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寬鬆的，我們流動性投放是非常充足的，包括兩次降準，多次短期逆回購操作，以及定向的結構化的貨幣政策，直接幫助了實體經濟。

       我認為，疫情給經濟的衝擊是不對稱的，尤其衝擊了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以及服務業是受影響最大的。但是對於工業，一般大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和房地産等行業，影響是有，但很快就恢復了。從人民銀行貨幣政策角度來看，它其實比較希望能夠直達實體、目標明確地進行支援，讓錢能夠不再流向房地産，不再流向股市，而是直接幫助到實體經濟、小微企業。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其實提供了非常多的流動性，比如1.8萬億再貸款，還有兩會之後出臺的直達實體的貨幣政策工具。    

       利率方面，我們做了適度下調，保證總體貸款利率的下行，保證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要顯著下降。所以我覺得我們的貨幣政策是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政策效果也比較好，從疫情暴發以來到現在，我們的金融秩序良好，實體經濟也確確實實得到了貨幣政策的幫助。    

       6月份，隨著疫情在國內基本上得到控制，經濟也基本上確立了一個逐步回升的勢頭，比如2季度GDP增速達到3.2%。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貨幣政策就會進一步地調整。    

       我國央行一直在強調要相對審慎，流動性不能過於氾濫，利率不能過低，其實就是因為，過分氾濫的貨幣政策就會導致整個資産品質迅速惡化，太多的壞賬，最後會導致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的發生。我認為貨幣政策需要考慮得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防止金融風險的再次暴發。而金融風險暴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流動性氾濫導致銀行資産的壞賬增加，資産品質下降。而美國（採取量化寬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就是美元的地位和我們不一樣，美元資産被全世界購買，所以全世界都在承擔（美國）貨幣寬鬆的後果。    

       第二，美聯儲對很多企業和個人進行了直接救助，其實就是給他們錢，也沒指望還，就是在撒錢。    

       第三，因為大選這個短期因素，（特朗普政府）必須要做這種寬鬆。所有的成本，最後都需要明年買單。    

       中國網：後疫情時代，中美兩國在發展戰略方面也是非常不同的，中國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努力優化營商環境，並且通過“一帶一路”等多邊合作機制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反觀美國，則頻頻插手別國內政，奉行單邊主義，打壓外國企業，您怎麼看待這兩種不同的選擇？又會産生怎樣不同的後果呢？    

       顏色：本世紀的全球化，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中、美兩國在商業領域的合作是全球化的一個主導力量。但是，全球化給美國國內帶來的收益是不對稱的，美國的精英階層，尤其是東海岸的華爾街和西海岸的高科技（企業）獲利是最多的，美國的普通老百姓在全球化當中，當然也實實在在地獲得了利益，比如全球化當中，他們都享受了物美價廉的中國産品，如果沒有中國的生産能力，美國的通脹將會無法想像。但（他們）獲得的利益相對少，從工作機會上來看，可能很多美國普通的製造業工人甚至認為大量的工作機會被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的國家搶走了。

       所以，全球化給美國國內帶來了不同的影響，使得美國國內對於全球化未來的發展有著不同的意見，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全球化是不滿的，（他們把）這種不滿（的情緒）就發泄到了中國身上。他們是收入相對較低的群體，但選舉時一人一票，他們代表的只是選票，所以臨近大選時，這種問題就會被政客操縱和放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另外，我個人認為，這反映出一個重要的趨勢，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和美國（的企業）競爭時，我們中國企業展現出更強的競爭能力和生命力，比如在國際舞臺上，我們有很多中國企業能夠提供更多價廉物美的産品和服務，這時，中國企業就能在很多競爭領域擊敗美國企業，搶到更多的訂單。美國以往參與了很多國際秩序的維護，（因為）它是願意去做的，並且願意免費去做。為什麼呢？因為維護了這種國際秩序後，美國企業可以把錢賺回來，因為美國企業賺取了更多的利潤。

       但是，現在美國維護國際秩序需要花錢，而在這種國際秩序的框架下，中國企業乃至其他亞洲企業有更強的競爭能力。所以，我認為企業競爭力背後其實反映了國力的興衰，美國的企業不像以前那麼有競爭力了。更加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企業有競爭力，我們的經濟有競爭力，我們能夠提供別人需要的産品，所以我們希望走出去，走出去對於我們和對方都受益。        

       中國網：謝謝顏教授給我們帶來精彩的解讀！感謝您！    

       顏色：謝謝！        

       中國網：中美兩國政府在疫情期間不同的政治傾向和政策選擇，為中美兩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以及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不同的影響，中國方案可能不是最佳選擇，但卻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摸索出來的一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和發展之路，在平衡經濟發展和人民生命健康之間，為世界樹立了一個典範。感謝各位網友的收看，我們下期再會！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白璐；主持：佟靜；後期：劉凱/王一辰；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