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近日，美國國務院正式批准對臺軍售“愛國者三型導彈”方案，涉及金額6.2億美元。這已是美國今年第二次批准對臺軍售項目，也是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第七次對臺軍售。這幾年美國政府的“台灣牌”越打越頻，力道越來越大，美國為何如此高頻打“台灣牌”？這將對中美關係産生怎樣的影響？《中國訪談》特別邀請到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為大家解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楊希雨 （李佳 攝）

        中國網：楊先生您好，非常感謝您作客《中國訪談》。此次美國對臺軍售所涉及到的“愛國者三型導彈”，它有怎樣的特點？它的攻擊性能如何？它對於提升台灣的防衛能力有多大的幫助呢？

        楊希雨：首先我們必須客觀地講，“愛國者三型導彈”是一個防禦性武器，就是所謂的反導系統。它不是去攻擊別人，而是去防禦攔截導彈，總的講它是防禦性的武器。第二，這個武器沒什麼了不起的，太老了。比如説這次的軍售，目的是為了更新和維護目前已經在台灣的“愛國者三型導彈”，讓它們能繼續使用30年。我不知道這個導彈更新換代的週期有多長，但我們都知道著名的“摩爾定律”。反導武器是嚴重依賴於電子系統、電子技術的。所以説這類武器更新換代的速度越來越快，它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因此這一次的軍售，在軍事能力上，對於兩岸軍力對比沒有實質性影響，但是它的外交意義和政治意義比較大。換句話説，這次對臺軍售的政治外交意義，遠遠超過所謂軍事防衛能力的意義。

        幾十年來，美國有一個口號，就是要努力維持兩岸軍力平衡。現在我想沒有人能相信靠那點武器的銷售，兩岸之間的軍力就能達到平衡，這個是不可能的。軍售本身它更像是一樁政治交易，而不是軍事交易。花多少錢是次要的。台灣島內有些民眾，包括媒體，都在抨擊民進黨政府花了冤枉錢，確實有這個問題。但實際上蔡英文她算的是“政治賬”不是“經濟賬”。有了軍售，她就把台灣同美國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更緊地綁在一起了。從中國國家主權的角度講，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一個問題。

        中國網：我們也注意到這次軍售是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後第七次對臺軍售。目前美國對臺軍售呈現怎樣的特點？美國是否正在落實對臺軍售的常態化？

        楊希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政府一直在破壞中美兩國達成的一個文件，就是《八一七公報》。《八一七公報》是中國政府跟美國當時的裏根政府簽訂的。這個文件説，今後美國對臺軍售不超過當年的水準，就是1982年《八一七公報》簽訂時的水準，以後逐漸減少，最後以至於消失，這是逐步解決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從《八一七公報》簽訂以來，有那麼幾年美國應該講還是遵守這個公報的，但過了幾年之後就不行了。從老布希政府（對臺）出售第一筆150架戰機開始，美國就是不斷地違反《八一七公報》。到最近這些年，實際上不只是美國對臺（售賣）武器的常態化，其實是美國違反踐踏《八一七公報》的行為已經常態化。這是中美關係當中面臨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

        中國網：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國打“台灣牌”的力度是越來越大，包括軍事含量也是越來越重。從2018年通過所謂“台灣旅遊法”，2019年又通過所謂的“台北法案”，包括連續數年的“國防授權法案”也都鼓吹對臺軍售、軍艦互訪。那麼您認為美國這一系列動作背後的動機和戰略意圖是什麼？

        楊希雨：就是要阻止兩岸統一。我剛才講了，台灣的地緣戰略位置特別重要。早在冷戰的時候，就有美國的戰略家講，台灣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它的地位非常重要。我覺得中美現在的博弈跟制度沒關係，因為美國這200多年的美國史是一路趕超別國的歷史，它盡超過別人了。美國現在處在戰略焦躁期，由戰略焦躁感到戰略擔憂。為什麼？因為中國要超越它。這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加強力度的一個大的背景。所以你看，1982年《八一七公報》的時候，美國還能説，我現在開始要逐步減少對臺軍售。後來它打破了這個承諾，是因為它感覺到，不行，中國越來越厲害。而且你看它違反《八一七公報》的步驟和力度是隨著中國崛起的進程在加強。

        後來不光是售武了，還有你剛才講到的那些法案的問題。而且除了你剛才講的那三個法案以外，還有一個馬上要出臺的“台灣防衛法”，甚至現在美國國會還想要通過進一步的立法，防止中國大陸武力解放台灣。這個是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而形成的。換句話説，台灣問題也好，包括其他一些問題也好，美國就是要防止中國超越美國，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成為世界新的領導者。這個是美國對台灣問題上不斷加強干預，不斷加強阻遏的一個最深層的原因。

        中國網：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當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那麼美國連續打出“台灣牌”，這反映了當前中美關係哪些新的特點和變化？

        楊希雨：應該説台灣問題是中國和平崛起，或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當中的一個戰略軟肋，而且是必須要解決的戰略軟肋。沒有哪一個國家，當它實現偉大復興的時候，連自己的統一（問題）都沒解決。美國也認準這條了，就是説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其實是祖國統一的問題，這恰恰就成了競爭當中的一個抓手。説句實話，大國競爭的時候，沒有那麼文明，沒有那麼君子，都在無所不用其極，都在抓對方的軟肋，都在抓對方最要害的、最核心的利益。

        你剛才講，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當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問題，其實我一直要再加一句話，有的時候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絲毫不會讓步，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又認為它的價值是最大的。目前美國所謂在打“台灣牌”，我不認為是在打“台灣牌”，實際上就是在中美的競爭當中，抓住了我們的戰略軟肋，就是抓住了台灣問題，來與我們進行博弈，這個是問題的關鍵。

        中國網：對美國而言，台灣在中美博弈當中的價值有多少？美國準備將“台灣牌”打到什麼地步？美國願意為台灣冒戰爭風險嗎？

        楊希雨：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這沒有定論。曾經有兩個美國政府的前高級官員，剛好一個是民主黨的，一個是共和黨的，這倆人關係不錯，他們合夥在2008年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台灣應該從喬治亞危機中學到什麼》。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就是，在俄格衝突的時候，美國並沒有站出來為喬治亞同俄羅斯大打出手。美國譴責了，罵了，制裁了，但是你想讓美國軍隊替喬治亞出口氣，跟俄羅斯幹一仗，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國沒動。其實意思就是説，台灣當局應該從這個案例當中學到，美國不可能為了第三方去同另一個核大國迎頭相撞。

        這個觀點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從真正的國際關係實踐講，任何事情都沒有絕對。為什麼呢？就是因為美國干預還是不干預，取決於代價和收益。台灣問題有多大的價值，取決於美國在戰略全局的判斷。也就是説，當美國認為台灣問題是一個地緣戰略問題的時候，那麼台灣問題就有可能成為美國在亞洲第三次大規模進行軍事干預的一個熱點。但如果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地緣戰略問題，那就印證了喬治亞和俄羅斯那件事，（台灣問題）不值得我出手。

        什麼會使美國把台灣看成地緣戰略？這倒是跟南海有關係了。美國現在對我們有一個誤判，我覺得中美應該對話，而不是對抗。中美應該搞清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是不是要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第二，中國在南海是不是要把南海變成“南中國湖”？如果美國判斷説中國就是要把南海變成“南中國湖”，中國就是要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兩個結論要是成立的話，那我敢肯定，一旦臺海爆發衝突，美軍一定大規模介入臺海戰爭。就像當年美國介入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樣，去介入臺海戰爭。但如果説中美確實有一個戰略共識，也是戰略上的相互了解，中國在南海就是維權，而不是想搞擴張，那麼這就不是一個地緣戰的問題，那真的就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中國有些人就認為太平洋足夠大，東太平洋歸美國管，西太平洋就歸中國管，我們有很多人就這樣認為。如果是這樣一種思維的話，那（台灣問題）就是地緣戰的問題了。那就是説南海也好，臺海也好，這僅僅是第一步和第二步，你可能還會有第三步和第四步。在這種認知的情況下，中美在臺海的戰爭就不可避免。但反過來説，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堅持不稱霸，不擴張，如果這個能夠令人信服，同時被對方認知，被國際社會認知，那麼台灣問題真的就會被認為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中國網：中方已經決定對此次美對臺軍售案的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實施制裁，面對美國在台灣問題持續的挑釁，中國大陸方面應該如何應對？

        楊希雨：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應該改變思維。我們最常用的一句話，你剛才已經講了，就是“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個思維就是下棋時見招拆招的思路，而不是你有個棋譜的思路。都是説美國出了一個招，我們怎麼應對，美國再出一個招，我們怎麼反制，總是在按照美國的節奏在走，這個我認為是不正確的。新中國的外交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呢？是獨立自主。獨立自主不僅體現在不聽別人的，依據自己的利益行事，也體現在在外交鬥爭當中，按照自己的戰略方針，走自己的路，而不是被別人帶路。

        回到當前中美關係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説怎麼應對，最重要的是理清自己的思路。就是我們在當前的中美鬥爭當中，究竟要追求什麼？人總得有追求，我們追求什麼？我們是追求一個健康穩定、積極合作的中美關係，還是説咱們就走一步看一步，打到哪兒算到哪兒，或者説我就是要一個對抗的中美關係，我想結論很清楚。按照習近平主席講，我們需要一個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所以總的講，不管當前的風雲怎麼變換，不管對方出的是什麼招數，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招數。按照毛澤東説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後打來打去，要打出一個我們希望的結果，而不是打出一個我們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在當前這麼複雜的形勢下，在當前美國惡招、狠招頻出的情況下，我覺得突出的問題就是要增強戰略定力，明確什麼才是中國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國家利益，按照中國的國家利益，制定自己的戰略方針，而不是見招拆招。

        事實上，我覺得中國在2049年以前應該始終把兩大任務擺在首位。第一大任務就是應該讓大陸民眾的日子過得更好，不僅僅是吃飽穿暖的問題，而是要更有尊嚴地活著。比方説什麼北漂、上漂、廣漂、深漂，不能説早晨出來都穿著白領光鮮亮麗，晚上回去就住在半地下室。當我們的“全面小康”變成“全民小康”的時候，我們才能自豪地講，我們實現了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第二，就是跟中國夢有關的，祖國的分裂問題必須解決。

        這兩個目標永遠比所有任何目標都重要。為什麼鄧小平同志反覆強調，首先要把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辦好？我認為把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辦好，最重要的就是怎麼樣從“全面小康”升入“全民小康”，怎麼樣能夠以和平的方式，或者是以一切必要的方式，儘早實現兩岸統一。這兩個目標都實現了，我認為就實現了共産黨的初衷，踐行了共産黨的使命。因為它給人民帶來了最大的獲得感，給兩岸的人民帶來了最大的獲得感。

        中國網：謝謝楊先生的解讀。

（本期人員：責編：佟靜；採訪：杭舟；攝影：李佳；後期：劉凱；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