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蔡繼明
中國網: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今年您有哪些議案和建議?您最關注哪些話題?
蔡繼明:本次會議,我擬就《民法典•物權編》(草案)、《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産管理法》、《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提出五項議案,同時圍繞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化以及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等問題提出七項建議。
中國網:中國最近明確提出進行要素市場化改革,並出臺相關意見對生産要素進行市場化配置。土地作為核心生産要素之一,為什麼亟待改革,當前配置土地要素的體制機制主要存在哪些弊端?這一改革對激發市場活力將發揮什麼作用?對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促進作用體現在哪兒?
蔡繼明:土地是財富之母,是人類生産、生活和發展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生産要素和經濟資源之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土地資源當然不能例外。而中共中央、國務院剛剛頒布的《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則在勞動、資本、土地、技術、數據五大生産要素中,把推進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被放到了首位。因為我國現行土地制度的一大弊端,就是完全用計劃和規劃以及用途管制取代了市場對土地資源的配置,以致造成我國建設用地佔比遠低於發達國家,城鎮建設用地在地區間、城市間配置失衡,城鎮建設用地在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的利用結構上配置失衡。這種土地資源的計劃配置阻礙了土地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一方面影響了城市化進程特別是特大超大城市的發展,由此造成的高房價抑制了居民消費水準的提高;另一方面制約了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所以,當務之急是賦予城鄉土地同等的權利,特別是賦予農村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擴大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的範圍,通過增加城市住宅用地的有效供給降低地價和房價,從而降低農民工進城落戶的住房門檻,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
中國網: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6.8%。您如何看待疫情對國內經濟造成的影響?後疫情時代,或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我國如何實現經濟社會更好的發展?刺激消費、提振內需,是不是更重了?
蔡繼明:是的,我國居民消費收入比本來就比較低,從改革開放初期的90%左右已下降至2019年的66%。美國2019年為89%;日本2017年之前基本在72%-75%之間波動。居民消費水準與居民負債率直接相關。2019年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居民部門債務佔GDP比重)為55.2%,已明顯高於新興市場平均的43.1%。我國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從約30%快速攀升至102.4%,實際上中國家庭債務收入比更高,一些家庭已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在我國居民家庭債務中,住房貸款為主要組成部分。2019年以個人住房貸款為主的住戶新增中長期貸款佔住戶部門全部新增貸款的比重為73.4%。正是這種“房奴效應”抑制了城市居民消費水準的提高。當家庭過度負債時,家庭消費需求將會受到抑制。經驗數據表明,家庭債務率的上升與居民消費比重呈負相關關係,由主要購房貸款引起的居民加杠桿行為對家庭消費存在擠出效應。
新冠病毒疫情不僅對國內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許多部門經濟活動的停滯、企業的停工停産、失業率的增加必然會降低居民的實際收入水準和相應的消費水準,從長遠看,新冠病毒疫情對我國外貿和對外投資以及吸引外資的影響會更大,這就更需要我們著力提振內需、加大力度刺激消費。前述通過擴大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範圍從而通過增加城市住宅用地供給以降低房價的改革,不僅有助於加快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同時也有助於通過抑制“房奴效應”,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
中國網:打好脫貧攻堅戰將為實現鄉村振興提供堅實的基礎。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在疫情影響下,如何確保脫貧攻堅任務如期全面完成?
蔡繼明: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也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我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基本上都分佈在農村,即使最後的一千萬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考慮到農村居民的每人平均收入一半左右來自農民進城務工的收入,而月平均工資近4000元的2.9億農民工,近半年來受疫情影響,許多處在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其收入的減少必定會嚴重影響那些未納入絕對貧困人口的農村居民,這無疑加大了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難度。正因為如此,我在這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再次建議賦予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完整的用益物權和抵押物權,允許土地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這不僅有助於拓寬農民獲得財産收益的渠道,縮小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構建起農村扶貧脫貧的長效機制,而且有助於提高城鄉居民消費水準,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中國網:疫情對我國的房地産市場有哪些影響?後疫情時代,如何保持房地産行業和企業的平穩運作?
蔡繼明:新冠病毒疫情迫使人們長時間居家隔離,凸顯了住房對居民抗疫防疫的重要性,即使在疫情尚未結束的最近一週,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房價也未見下降。後疫情時代,我國的房地産仍然還會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但是,應該看到,中國房價之高居全球前列,住房市值與GDP的比例也高於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房價過高不僅遏制了居民其他消費,而且會影響實體經濟正常發展。另一方面,我國城鎮住房存量套戶比總體上供求平衡,但住房在高低收入階層之間以及一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之間分佈不均衡。所以後疫情時代,需要從四個方面加快構建房地産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一是從偏重需求側轉向注重供給側,二是根據不同住房功能劃分住房市場,三是推進租購並舉的協調發展,四是推進政府來自房地産的相關收入從以開發環節為主到持有環節為主。
(本期人員——責編:杭舟;後期:王一辰;主編:鄭海濱)